16.


　　在第一次跟周珊珊上床失败后，我又充满信心地尝试了第二次，这种自信是从埃娃身上找回来的，我确信我在这方面一点毛病也没有。但结果还是不行。不管我怎么努力，怎么反复告诉自己我行、我没问题，这不过是偶然的暂时的，马上就会过去的，都没用。我就像一截再也不能导电的废电线一样，可怜巴巴地躺在床上，心情别提有多沮丧了。周珊珊对我越温柔、越体贴，我就越觉得自己像根废电线。
　　我们的关系变得非常尴尬，见也不是，不见也不是，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心照不宣，好像要证明点儿什么，可到头来又什么也证明不了。如果我就此罢休，和周珊珊彻底断掉，那倒也罢了。问题是我根本做不到啊！我再是一个洒脱之人，这点面子总还得要吧。我感觉周珊珊也很矛盾。她可能早已经讨厌我了，但即使要甩掉我，也绝不会在这种时候，用这个理由来甩。她不能让自己承认，自己仅仅是因为性，才和一个男人上床的。她是这种人，需要在两性关系上涂上一层爱情，精神、理想之类的明亮色彩，在做爱的时候才会心安理得。可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才把她卡在今天这个位置上，动弹不得了。越想这个，我越泄气。有时我真想干脆对她说：“你赶紧把我甩掉算了！还等什么呀？”
　　后来，我们一起去拉斯维加斯玩儿了两天。我们住的是凯撒宫大酒店，客房非常豪华，也很有情调。在那里，我算是有了一点微小的进步。那是在我们吃过晚饭，看完了表演，又在酒吧喝了两杯威士忌以后，我们回到房间，自自然然（其实是各怀鬼胎假装自然）地脱了衣服上床睡觉。但整个过程，只用了不到十秒钟，比发射一颗原子弹还快，真他妈活见鬼！之后我们俩都没有睡意，穿起衣服又回到赌场，我玩儿了两个小时的二十一点，手气奇好，赢了不少钱。可是在床上，我连刚才那一点儿微小的进步也达不到了。
　　那天晚上，准确地说应该是清晨甚至是上午了，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嫌疑犯（好像还是杀人嫌疑），在我开车误入一个院子、正准备倒车出去的时候，警察打开我左手的车门，宣布将我逮捕。地点应该是在美国，但警察和其他人都是中国人，那个院子也跟我们在中国常见的派出所、乡政府之类的地方差不多。我心里很轻松，知道是他们搞错了，笑着跟警察说：“别开门，别开门，我还有要紧事去办呢。”警察态度很温和，但还是让我下了车，这时又来了两个人，一个把我车里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抱走了（我暗暗吃惊我车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东西，但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醒来以后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另一个开走了我的车，开到什么地方不知道，但把车钥匙还给我了。这以后，我只见院子里警察出出进进，却没人来管我，立了一会儿，我拉住一个老警察说你们赶快办我的事啊，我没人管了。老警察遂把我带到旁边一栋房子的二楼，那里像个家属宿舍，看到的都是些老太太，大姑娘，小孩子，大姑娘们穿便装，但我意识里知道她们是警察。我走进一间像集体宿舍的房子，在靠墙一张木板床上坐下来。有两个人好像搬来一张桌子，说马上就开审了，让我别急，说完又走了。这时不知怎么身边又坐了个大姑娘，脸是模糊的，和我说着话，我心里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也不记得说什么了。不经意往对面墙上一看，只见那里挂了个东西，虽然从没见过，但心里知道是蛇或蟒一类的爬行动物，说是蟒，因为它比我在动物园里见过的任何蛇都粗一些，其实我也说不出蟒究竟该是什么样子。看上去像是挂了很久了，没有头，头部被切下来的茬口露在外面，就像一条被切掉鱼头的鱼那样，也看不见血迹，大概是早就干了吧。整个像一条辫子似的编在一起，不知是如何被挂在墙上的。
　　我说着话，再看看，突然发现它在蠕动，好像有个什么活物被包在里边一样，顶得表皮一会儿这里鼓起来一块、一会儿那里鼓起来一块。一眨眼，蠕动的方式又变了，那完全是它自身在动，像是要自己解开辫子似的在往外翻。我心想，怎么头都没了它还能动啊？这我们可怎么吃啊？要是吃到肚子里它还这么动，那可就麻烦了。这时，那个切掉头部的茬口伸出来了，直直地朝我伸过来，吓得我赶紧往床里一坐。它缩了回去，但紧接着，尾部又伸出来了，比头部细得多，但弹性也大得多，长长地在房间里伸展，虽然细（总也有少女的胳膊那样粗细吧），却觉得它有韧性、有力量、可怕。它像是在找什么，绕了一个弧形，毫不犹豫地朝我们这边伸过来。那位大姑娘闪避了一下，我以为它会追过去，但是不，它直奔我而来。我吓得要命，心说糟了，我有味儿，它是奔着味儿来的，怎么躲也躲不掉了。我拼命向后躲，它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身冷汗，我被吓醒了，躺在床上，好半天还在害怕。那个蠕动的、伸缩的可怕东西，盘踞在脑袋里怎么也赶不走，眼皮非常涩，很难睁得开，可是只要一会儿不睁开，马上就会回到那个梦里去，挣扎了好久，终于攒足了全身的力量，一下子坐了起来……
　　周珊珊睡在我旁边，是在凯撒宫大酒店的房间里，一切正常。我下了床，拉开窗帘，日已当午。我点了一支烟，在沙发上坐下来，只觉得头很沉，浑身无力。
　　真是一个奇怪的梦！想了半天，怎么也解不了这样的梦。
　　周珊珊醒来以后，我立刻告诉她我做了一个梦，可是我刚讲到挂在墙上像蛇一样的东西，她马上叫起来，说：“太恶心了，我不听，我不听。”

　　　　　　　　　※　　　　　　　 ※　　　　　　　　 ※

　　从拉斯维加斯回洛杉矶的路上，是周珊珊开车，我坐在旁边一直在睡觉，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觉，睡也睡不醒。刚开始我还和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她问我想听什么，古典音乐还是摇滚？我说古典吧。她打开车上的收音机，调好了台。我说把声音放小一点好不好，别太闹腾了。她说这还叫闹腾？再小就听不见了。我说你耳背呀，跟在剧场里的效果都差不多了。她也不答话，伸手一拧，乐声像一堆石头似的哐哐哐地砸起来，震得车顶都嗡嗡响。她大声喊道：这才是剧场效果哪！我什么都没说，就在这震耳欲聋的肖司塔科维奇第五的轰鸣中，昏然睡去。据周珊珊后来形容，我上半身挂在安全带上，脑袋一冲一冲地往前点着，活像个快断了气儿的大螳螂，她看着这姿势实在别扭，就把我推醒了，让我放倒椅背好好睡。我朦朦胧胧地答应了，放倒椅背，好像还让她把音乐放小一点，就又睡过去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路上开了两个多小时，天色已暗，觉得肚子也空了。周珊珊也说饿。我们随便找了个出口，把车开出去，先在加油站加了油，然后就到旁边的一家餐厅里去吃饭。
　　我要了一杯葡萄酒。周珊珊说，等会儿可是你开车，该轮到我睡觉了。我说行啊。她说那你就别喝酒啦，喝了酒怎么开车呀。我说，这点儿酒算什么，我不过是喝了提提神。她听了，翻了翻眼睛，没再说什么。
　　虽然肚子里空，但食欲并不好，吃完一份蔬菜沙拉，看着盘子里烧得半生不熟的牛排，居然没胃口了。我又叫了一杯葡萄酒，一边喝，一边看周珊珊吃饭。
　　她说：“你这么看着我吃我都吃不下去了。就知道喝酒！”
　　我说：“我看你吃，是为了刺激我的食欲，我喝酒也是为这个。不然我只吃一肚子菜叶子怎么行，我又不是兔子。”
　　“吃不下别吃嘛，这又不是旧社会，吃了上顿没下顿。”
　　“我倒要劝你节制一下，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吃起饭来狼吞虎咽，多不雅，一看就知道是苦孩子，生在困难时期，吃忆苦饭长大，好不容易有机会留洋，又去的是索马里。”
　　周珊珊忍不住笑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气起来，脸阴着，说：“说你不聪明吧，冤枉了，可是你的聪明从不往正事上用，一天到晚就说这种无聊的笑话，干无聊的事。”
　　“什么是有聊的呢？”
　　“你自己说你这辈子干成什么了？写诗吧写几行就不写了，好不容易念了个学位，又改行做生意……”
　　“是啊，我做生意成功啦。”
　　“成功？你们那叫成功？挣到点儿钱就成功了？……就算是成功，那也是人家钱大明的本事，没他你行吗？”
　　太过分了！这也就是周珊珊，换了别人，我非一巴掌扇过去不可。我说：“你！我告诉你……”这时正好一位女侍走过来，可能是我的声音挺大，她直朝我们俩看。我指指酒杯，对她说：“请给我再来一杯。”
　　周珊珊说：“你还喝啊？”
　　我没理她，把我那份牛排切开、切碎，放很小的一块在嘴里，慢慢嚼着。嚼了个大概，就着葡萄酒一口吞了下去。然后又叼了一小块嚼，一边嚼，一边盯着盘子看，始终不抬头。
　　沉默了好一会儿。餐厅里在放美国乡村音乐，周珊珊跟着音乐哼起来。看来她噎了我几句，倒把自己的气儿给理顺了。
　　我突然说：“你精心策划的这次拉斯维加斯之行，又失败了。”
　　她的脸“腾”地一下红了，直直地看着我，说：“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因为我聪明，所以你一说要来这儿，还要住凯撒宫，我就知道你打的小算盘了。”
　　“小算盘？”
　　我像解恨似的充满恶意，语调却又赖不唧唧，阴阳怪气地说：“是啊，你想让我放松啊，改变一下环境，分散分散注意力，这样就能克服我的心理障碍，恢复自然本能了。说到底我并不是一个没用的家伙，只不过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到你这儿就短路了，你看看！说句实话，我真得感谢你对我的信心、耐心……”
　　她一字一顿地说道：“刘小流，你真恶心！”
　　是的，我是恶心，我自己也感觉到我恶心了。但不知为什么就是煞不住闸，或者闸虽说是煞住了，可由于惯性太大，车还是继续往前冲，一下子停不下来。
　　我说：“我这人吧，特别敏感，不论你策划什么事，我都能先知先觉，一下就明白你的目的，偏偏你这人又最喜欢安排呀、布置呀、策划呀。结果呢，我更过敏了，更紧张了，我老跟作了贼似的嘣嘣心跳。当然这其实都赖我，我这叫拉不出屎来赖茅房，你说的对，我有那么点儿聪明可全没用到正道儿上，害得我一事无成，大到安身立命的事业，小到……就说上礼拜六晚上在你家吧，你做的那些菜，还有，你那个房间比凯撒宫可温暖得多了，可是呢……”
　　只听哗啦一声，周珊珊把手里的刀叉扔到盘上，眼泪夺眶而出，站起身跑了出去。
　　我愣愣地坐在那儿，脑子里一片空白。坐了好一会儿，我付了帐，喝光剩下的酒，走出餐馆。
　　周珊珊坐在车里，趴在方向盘上，身体一抽一抽地动，还在哭吧。我想打开车门，但门是锁着的。我敲着车窗，大声喊开门，喊了半天，她根本不睬我。我靠在车旁，点着一支烟，心想：我这人真是个臭大粪！

17.


　　时间像箭一般飞过。
　　积我三十几年的人生经验，我是这么看的：上帝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生活得过于圆满，情场得意，赌场就会失意，有所得，必有所失。反过来也一样。
　　和周珊珊的关系，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搅得我心绪不宁，我甚至由此对自己在身体、心理、为人等等这些基本的方面，都产生了怀疑。但是，就在我的情绪低落到极点的时候，我却在“一夜之间”拥有了“财富”。没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笔财富了。我的沮丧心情被这料想不到的“成功”一扫而光。上帝也是不会让你满盘皆输的，有所失，必有所得！
　　我们发了！
　　事情是这样的：大明回到北京没多久，就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一口便死死咬住了这块小肥肉，施展出浑身解数，上蹿下跳，忙得昏大黑地。在他的再三催促下，我通宵不寐地工作了五天，把美国这边的资料搜集完备，也赶到北京。我们互相配合，也可以说打了个遍体鳞伤吧，终于把这块肉吞了下来。
　　发财原来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难，要说简单，真是太简单了。可要说复杂，也实在是头绪纷繁，黑得要命，我到现在也没把其中的枝枝节节完全搞清楚。大明说我是在美国住傻了。我承认。因为在美国做生意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既没有这么简单，也没有这么复杂。
　　凭良心说，能发这么大一笔横财，全靠大明的本事。我在北京亲眼看到了他的道行如何深厚，那真像是蛟龙归海，兴风作浪。换了我，即使遇到比这更大的机会，也没我的份儿。我会眼睁睁地看着大把大把的银子从我的指头缝里流走，什么办法也没有，就像水从指头缝里流走一样。
　　至于我们是怎么赚到这笔钱的，恕我就不在这里公之于众了。因为这件事牵扯的人太复杂，桌面底下太黑，恐怕我一辈子也不会告诉别人是怎么回事。好日子刚开始，我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　　　　　　　 ※　　　　　　　　 ※

　　这一天天气有点阴沉，但我和大明的心情却比洛杉矶最晴朗的日子更加晴朗。我们坐在北好莱坞一家梅赛德斯-奔驰汽车经销商的宽敞的办公室里，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着。透过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一排崭新的奔驰车。大明的眼睛一直盯着那儿，与其说是回忆往事，不如说是由于看到了那一辆辆象征着财富的名车而沉浸在昏眩里。
　　“我跟你说过我以前打工的事儿吗？”大明人整个儿陷进沙发里，喝着刚才那位年轻的推销员给我们倒的咖啡，突然问起我这个。
　　“没有啊。你打过工？”我有点意外地说。
　　“中国人在美国谁没打过工啊！我原来也是穷光蛋。”
　　“是吗？我一直以为你不缺钱呢。”
　　大明说：“我在中餐馆里端过盘子，还在PlZZA店送过外卖。这送外卖主要靠小费，送一次，一般也就两三块钱，遇到大方的给五块钱。可是有一次我碰见一个小伙子，蓝眼睛，我一瞧我就喜欢他。结果你猜怎么着？他给了我二十块钱小费！我操，一个PIZZA才十六，他小费就给了我二十！把我给乐的呀！那时我跟小潘住一块儿——就是我当时的女朋友。晚上下班以后，我兴奋得睡不着觉，一个劲儿跟小潘叨咕，我说：美国怎么不多培养几个这样的好青年呀！……”
　　我笑起来。我也知道自己今天总是傻笑，但还是控制不住。我对我们成了“有钱人”这个事实仍然处在难以置信的阶段，精神上有点恍恍惚惚。也许在“一夜之间”暴富的人都有过我这种似真似幻的感觉。
　　在刚才试车的时候，大明也激动得难以控制，他把脚下的油门乱踩一气，车像抽疯似地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连闯了三个红灯。我猜那一定是因为连他那只脚都直打哆嗦。
　　“这屋里不能抽烟吧？”大明说。
　　“应该不能。”
　　我们俩站起身，走出办公室，点着了烟，在停满了各种款式的奔驰车的展示场上来回遛达着。给我们去办手续的那个推销员还没回来。
　　“溜子我说你也来这么一辆吧，咱俩一模一样，开出去多有派呀。”大明说。
　　“我还是喜欢美国车，买辆卡迪拉克吧。我总觉得五六十岁的人开奔驰才合适呢。”
　　“那一样买一辆不就得了吗，平常开你喜欢的，谈生意的时候开奔驰。尤其见大陆来的客人，非开奔驰不可，他们特别认这个。”
　　“何必呢。别太烧包了。”
　　“你丫真他妈农民！钱这玩艺儿，花得起才挣得起，抠抠缩缩，不是干大事的气象。”
　　嘿！这话倒让他捡便宜说了。人有了钱是不一样啊！想起不久前他买个衬衣都肉疼，如今简直变了个人。其实，我又何尝不想猛造它一气呢！关键是我懂得知趣，毕竟发财主要是靠的大明，我要自觉和他拉开一定的距离，不能事事攀比。有了钱就不一样啦，比穷朋友的时候关系复杂得多。买房子的事也一样，大明催了我几次，说就是为了省税也赶快买了为好。我一直渗着没动。我宁可成天陪着他四处看房子，分享他的快乐。他中意的全是巨大的华宅，小一点儿的都看不上眼。我说你光棍一条，要这么大的房子干什么嘛，小的也有贵的。他说，是为了体验一下住在人民大会堂里是什么感觉。
　　自从我们的业务变成以海运和进出口贸易为主以后，成立了“国际名流集团总公司”，大明是当然的总裁，我是副总裁，旅行社成了下面的一个子公司，由米雪儿负责。我们从原来那两间小办公室搬了家，在雷克大街靠近210高速公路的一幢气派的高楼里租了房子，你坐电梯上去，到了八楼，电梯的门一开，就能看见整面墙壁用中英文写的公司的名字。如果是从大陆来的客户，我们就告诉他这上下几层楼都是我们的产业，现在虽然房地产跌价，也还值个七、八百万。
　　在最兴旺的时期，因为头绪太多，曾经一度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大明和我商量了一夜，说时间太紧，拿不出钱来就会错过千载难逢的良机，没辙了，只有拉蔡显宗入股，用他的资金顶上去，我说这可是你的主意，出了问题别赖我。大明说没事儿．我心里有数，再说咱们已经不是小本经营了，要做一番大事业，非得吸纳这样的大股东不可。蔡显宗是精明人，把我们公司的业务和这个项目研究了一遍，立刻就意识到有利可图，没废什么话就答应了。这笔钱在短时间内就为我们带来了暴利。不过那也成了我们赚钱的高峰，从那儿以后，就没再这么火过了。“国际名流”的股东现在是四个：大明占的股份最大，我次之，蔡显宗第三，米雪儿最少。
　　叫麦克的那个推销员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大叠文件。这小子乐得眉开眼笑，买这么贵的车，没有谁能像我们这么痛快的了，不出一个钟头，全部搞定。在这笔交易中他能拿到几个百分比的佣金，不得而知，反正我估计他今天晚上一定会高兴地喝酒去，庆祝自己交了个好运。我们重新回到办公室，他问我们还喝不喝咖啡？我们说不喝了，可他还是乐颠颠儿地跑出去给我们倒了两杯咖啡。然后我们都坐下来，他请大明在那些文件上一一签字。
　　“是今天就开走呢，还是改天……”麦克问。
　　“今天，马上。”大明说。
　　麦克拿起车钥匙一溜烟儿地跑了出去。我们也跟出去，在路边等着。只见他把我们挑中的那辆黑色的奔驰600徐徐驶来，停在我们面前。
　　“你开吧。”大明对我说。
　　“别逗了，我现在开非得出车祸。”
　　我们和麦克握手告别，然后上了车。一刹那间，我好像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这不是一辆普通意义上的名贵轿车，它象征着我和大明共同的梦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现实。我感觉得到，此刻大明心里想的也是这个。
　　车一上高速公路，大明立刻加速到每小时八十英里。
　　“哥们儿，别太激动，警察！”我说。
　　“这车是不错啊。”他看了看仪表盘。“没感觉有这么快，稳哪。嗳，咱们往北京倒几辆车怎么样？”
　　“行啊，你有本事就倒吧。”
　　他扭过头看了看我，非常突然地爆发出一阵狂笑，一边笑，一边用手猛拍方向盘，他说：“钱大明啊钱大明，没想到你小子有今天！”

　　　　　　　　　※　　　　　　　 ※　　　　　　　　 ※

　　我们在北京已经成立了分公司，大明牢牢地控制着那儿，穿梭般地往来于北京和洛衫矶之间。我只回去过一次，连分公司里边的人脸都没记住。不是我不愿意回去，而是我意识到，大明并不希望我老回北京，有些重要的关系，也不想让我知道。他一再强调我坐镇美国的重要性。其实，我一点儿取而代之的念头也没有，就是有，也没那个本事。我对自己很清楚，那些人都是豺狼虎豹，我哪儿玩儿得转他们哪！所以，我倒也乐得在这里过我的安生日子，你愿意上前线你去好了，我才不管呢。
　　那次在北京，虽然忙得四脚朝天，我和大明还是专门抽出时间来请赵局长吃了一效饭。那天老赵穿了一身西装，满面春风，谈兴很浓。他读过不少史书，大讲帝王之学，说主席讲过，不读《资治通鉴》，枉为中国人。还说近代以来真正懂得中国的历史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鲁迅。对这些我可就插不上嘴了，只有假装兴致勃勃地听他侃。他说中国人离不了自己的根，你们留祥的，只有学成回国，才能施展抱负，不然只能在国外当个二等公民，根本进不了主流社会。历史上，第一代华侨都是卖苦力的，挖矿、修铁路、开餐馆、开洗衣店，像你们混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在美国算什么？中国现在正处在空前的历史转折点，自鸦片战争以来凡一百五十年，中国的现代化革命业已完成，一个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已经成型。将来的人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时期，必给予极高的评价，这是千载难逢的时代，身为中国人生当其时，不亲身参与这个巨大的变革，真是太遗憾了。我劝你们认真考虑我的话，人还是应该有一点理想有一点抱负的嘛。
　　我们刚开始是喝啤酒，谈得高兴，又开了一瓶茅台。老赵端起杯子来，才抿了一小口，立刻大叫“假的假的”。大明说不会吧，这是我找人直接从贵州酒厂弄来的。老赵说你不知道，现在只有人还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于是换了XO来喝。没想到老赵是位酒仙，喝酒极讲究，海量。我说真没看出来，在洛杉矶那天宴会上，你几乎就没喝。老赵说那不一样嘛，那是工作嘛，我参加外事活动从来不喝酒，都是小崔替我喝。
　　小崔？不知为什么，一听他提起这个名字，我心里生起一股暖融融的感觉，类似怀旧和失落兼有的那种复杂的感觉。就在前一天，我还想过要给她打个电话，几次拿起听筒后又放下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知道挨了她的骂以后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我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哎？对了，小崔哈，那英文翻译哈，她怎么样啊？”
　　老赵说：“咳，死啦，自杀啦。”
　　我觉得胶袋里嗡的一声响，发晕，就像弯腰低头在地下拾东西，猛地直起腰来一样，眼前都黑了。
　　只听老赵的声音像从八百里以外传过来似的在说：“……闹三角恋爱啊，爱上了个有妇之夫啊，死去活来好几年，最后怎么样？我早就劝过她，不听。现在的年轻人，太随便，上床就像脱衣服洗个澡似的那么容易。我们那会儿，直到进洞房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现在这个搞法，搁在六十年代都够枪毙的过儿了。小崔什么都好，就是这方面太随便，而且一根筋，遇事想不开，她们家族里就有过自杀的先例，可能血里就有问题……吃的安眠药，送到医院里抢救没救过来。遗书上写是对世界感到厌倦了，跟任何人都无关，还特别写上了那男的名字，说跟他无关，结果公安局把那男的调查了个底儿掉，那男的真他妈孙子，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说小崔是单恋，什么也没干过……”
　　和老赵告别后回到我们的饭店，我在大厅里犹豫了一下，就好像还欠点儿酒，提议去吧上再喝一杯。大明说没问题。
　　我们俩都要的是马提尼。我尝了尝，一股怪味儿，简直就像是老白干里泡了一根芹菜的味儿。调酒师是个漂漂亮亮的小伙子，我问他：“你给我们调的这是什么酒啊？”
　　他说：“马提尼呀。”
　　“这叫马提尼？叫牛蹄泥还差不多，牛、蹄子、上的泥，那个味儿。”
　　他一笑，说：“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吧？一瞧就知道。跟您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马提尼，和您在海外喝的不一样。”
　　我们只好喝着中国特色的马提尼。我把思路整理了一下，问大明：“你说自杀真跟遗传有关系吗？”
　　大明看了看我，说：“有的有关系，有的没关系，不能一概而论。我舅舅在‘文革’的时候也自杀过一回，没死，但是他们这个家族里从来没人自杀过，你说这是遗传吗？我舅舅纯粹是给斗的，受不了那份罪啊。”
　　“但是据我看吧，自杀跟一个人血里边的东西，跟这种东西形成的一个人的心理构造，是有关系的。就说‘文革’吧，有的人受罪受得大了，可是从来不动自杀的念头，有的人没太怎么样，就走绝路了。你看这是不是……”
　　大明说：“你是不是难受了？”
　　我一惊，反问他：“难什么受？”
　　“小崔呀。”
　　我一下子没说出话来。
　　大明又说：“看样子你是真喜欢她了。”
　　我说：“扯到哪儿去了……”
　　“算了吧，你懵谁呀！在洛杉矶的时候，你一看见她两眼都放光，上蹿下跳的那份儿臭表现哟，哥哥我都替你害臊。”
　　“你看出来了？”
　　“我看出来了？全团的人都看出来了。瞧你们俩粘粘糊糊眉来眼去的那德性！老赵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怕你把她拐跑了，直跟我嘀咕。我说我们哥们儿决不会干那傻事，放心吧。其实我也捏着把汗，怕你中魔。”
　　真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不晓得他们还知道些什么？
　　大明又说：“说实话，小崔长得一般，但是人真不错。比你那个什么周珊珊强多了，周珊珊有什么了不起呀，一天到晚老拿着个劲儿，自我感觉良好，我顶瞧不上这路人了。我本来还想问问你，要真对小崔有意思，让老赵给撮合撮合，谁知道会出这样的事啊，可惜了。”走出酒吧回卧房的时候，我已经烂醉了。自杀和遗传有没有关系？真是个狗屎的问题！我只记得躺到床上后，像发酒疯似的说过这样的话。

18.



　　米雪儿交了个男朋友，也是台湾人，说是“做生意的”。有时候会到我们公司来坐坐，我们也一起吃过饭。他喜欢谈台湾政治，每天必看华语电视台里的台湾新闻，一提到那些我们不熟悉的名字就情绪激昂，喜怒形于颜色，刚开始我为了找点儿话题，还假装向他请教，后来我发现根本用不着有人提头儿，他一见你的面立刻就开讲，而且如果你不当即就打断他的话，那两三个钟头你都别想插一句嘴。熟悉一点以后，他又开始给我们拉生意，一会儿问我们要不要墨西哥黄花鱼，一会儿说弗罗里达有一块地值得买，隔天又说他要进大陆生产的车床。让我们报价。我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是做“贸易”的。我说贸易你也得有个谱儿啊，不能把“贸易”给贸易了吧，他说做食品，紧接着又说当然不限于食品，其它的，像什么废铜啊、废铁啊、旧船啊，二手设备啦……都有做，我说你这“有做”的意思是做过了呢还是要做呢还是怎么的？他说有做啊！有做就是有做啊！有做的意思你不明白吗？
　　大明根本就不搭理他，还骂我是吃饱了撑的，“你闲得蛋疼了是不是？没事儿打个盹儿安静一会儿成不成？纯粹瞎耽误工夫！”
　　米雪儿对我和大明的态度挺不满意，但是她不敢说大明，转弯抹角找我谈了一次，意思是不看僧面看佛面，无论怎样也得给她本人些面子，“再说他也是刚刚起步嘛，有搞不懂的地方你指导一下，慢慢就学会了。你和钱老板不也是做起来以后才开始学吗。”
　　那天我们俩是中午的时候到公司旁边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午饭。我看她说得郑重其事，赶快道歉，说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了解我了，我说话没什么恶意，就是图嘴上的一时痛快。
　　米雪儿说：“是哎，你是有这个问题哎。像我了解你这种个性就不会介意，但是不熟悉你的人，你经常会伤到人家。你看哈，从表面上看，钱老板也跟你一样，说话满厉害的，但其实他很有分寸，从来不会乱讲，看起来很过分的话，一定是他经过考虑故意那么说的，是有目的的，绝不会信口雌黄。”
　　“真的吗？这我还从来没发现啊，我觉得这小子比我牛逼牛得厉害多啦。”
　　“不是一回事，吹牛是吹牛，说话是说话。”米雪儿笑了笑说。“我认为和人打交道，尤其是和商场上的人打交道，要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话，说出这句话来会产生什么作用。吹牛也有它的作用啊。钱老板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说起话来好像是口没遮拦、心直口快，其实用心是很深的。你给人的印象是很爽，所以容易和人打交道，但是你在本质上也真是个很爽的人，这就容易得罪人了。如果你再多一点点城府的话，境界又会不同。”
　　“你的意思是不是我太傻了？”
　　“不是哎。你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只不过你有你的聪明，钱老板有钱老板的聪明，不太一样。如果互相弥补一下，那可不得了了。所以你们的合作这么成功，可能跟这也有关系，无形中互补长短了。哎呀好好笑，我怎么说起这些来了，好肤浅是不是？请你千万别介意哦。”
　　“不会不会，有道理有道理。我真没这么想过。”
　　我喝着红葡萄酒，顺着这个思路想了一会儿，又问她：“你还记得崔小姐吗？”
　　她有点儿意外，顿了一下，反问道：“记得她什么？”
　　“据大明说，你们全看出来了，就是说认为我们俩好像互相有那么点儿意思。依你看她真对我有意思吗？”
　　“这个嘛……我原来觉得她是蛮喜欢你的，后来在东部我们不是住同一个房间吗，她好像对你很不满。对不起我们在一起议论过你哎。”
　　“怎么议论的？你说说你说说。”
　　“她看出来我和她住在一起是要防止她出状况，不知怎么也猜到是你要我这么做的，你们大陆女孩子真的好厉害。她说，你们那个刘总心眼儿太多了，还派你来监视我，其实我要想跑，你看得住吗？他是财迷心窍，爱钱爱疯了，连特务手段都用上了。我说没有啊，我只是‘地陪’，别的事一概不管，刘总也是这么交代的，而且刘总这个人，说他别的还可以，在钱上是绝对不贪的，为人很四海，很难得哦。她说，才不是呢，他呀，是个非常软弱的人，做事没有担当，办小事手大，办大事心小，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她的话里满有文章的。也许我不该问，你和她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说：“没有啊，能有什么事？”
　　米雪儿说：“她说她打电话骂过你。好像你往纽约给我打过电话，是她接的，她就骂了你。她还让我别上你的当。”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又问她：“你说她对我这么大的气，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个性太直，说话用心思太少，把她给得罪了？”
　　“不知道哎。我不知道你都跟她说过什么、是怎么说的。如果完全凭猜测，我想可能倒是你用心思太多了，太过了。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完全是猜测。”
　　活见鬼！反正我用心思不是，不用心思也不是。什么事搁到我身上都难办。
　　我要的是意大利面条，米雪儿要的是烤鱼。我们还是第一次到这家餐馆吃饭，平时中午一般只吃汉堡包，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打电话叫个饭就对付了，连门都不出。米雪儿问我要不要她那份烤土豆和黄油，她只吃一点点烤鱼就够了。我把面前的东西吃了个精光，喝光了葡萄酒。甜点我们都没动，她是怕人胖，我自打根儿就不爱吃甜的。然后我们慢慢地喝咖啡，好像今天不是在上班，而是共度一个懒散愉快的周末。我感到有种温暖的气氛在包围着我，使我产生出类似幸福的感觉。
　　我说：“哎，米雪儿，你真想跟你的男朋友就这么好了吗？”
　　她狡猾地笑道：“什么叫就这么好了啊？”
　　“我是说，你的智力非常高，你应该找一个和自己智力相当的人。”
　　“我知道你和钱老板都看不起他。但是，你们是从男人的立场看他，我是从女人的立场看他，而且是从一个具体的女人、从我自己的立场看的。这样我就能看到许多你们看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对我又是很重要的。说到底，这是日常生活，不是选拔赛哟。”
　　“你好像一夜之间洞明世事了嘛。”
　　她笑起来：“说说而已啦。有时候遇到具体的事还是糊涂。”
　　“你跟吉米还在约会吧？”
　　“你真聪明！实话告诉你，我断不了哎。而且最近他缠我缠得很厉害。我明明知道跟他没有前途，也慢慢发现，像你们说的，他在骗我。可是一听他的电话，一见面，我就糊涂了。整个人就垮掉了。我真恨他！他就像，像艾滋病吧，只要沾上他，就没办法摆脱了，就变成我的命运了。你说我是聪明还是糊涂、好傻好傻吧？所以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找一个最普通意义上的男朋友，好好爱他、关心他，把过去一点一点彻底切断。”我非常开心地大笑起来，好像解脱了什么似的，带着幸灾乐祸的恶意。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像一首港台流行歌曲里唱的“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呀！

19.


　　大明现在多数时间在北京，由我在这儿打理一切。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老谢的一个电话。
　　老谢是大明在北京的朋友，当初我们接的第一个团。也就是赵局长那个团，就是老谢转给大明的。大明对老谢非常佩服，据他说，老谢这个人手眼通天，道行极深，在北京，只要他老谢出面，没有办不成的事。他的经历非常复杂，文革的时候被判过死刑，在马上就要将他绑赴刑场的时候，一个老上将给卫戍区打了电话，让“枪下留人”，这才保住他一条命，改判“死缓”了，所以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都枪毙过一回了，我怕什么呀。”我回北京时见过他一次，一起喝酒，我问他为什么要毙他？他说“反江青”，然后就把来龙去脉粗略地讲了一遍，虽然粗略，还是花了个把钟头，因为这件事太复杂了，太惊心动魄了，涉及到的人全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所以听起来特别像是真的，我也就是小时候听“梅花党”的故事时这么惊心动魄过。那大老谢喝得哇哇大吐，是让手下的人给抬出去的，临到被塞进汽车后座的时候还揪住我的袖口不放，硬着舌头告诉我：“我都被枪毙过一回了，我怕什么呀？”后来他手下的人叮嘱我说：千万不能跟我们老板提枪毙的事，一提，老板准得喝吐了算，这还算好的呢，真闹起来，恐怕您就得回美国养伤去了。
　　这天早晨我刚进办公室，就有电话找我，我拿起听筒，那边头一句话就是：“你那儿几点呀？”
　　“九点。您是……”
　　“我老谢啊。我在德国呢，明天飞智利，星期四到纽约，星期六到洛杉矶。你派个人接我一趟，旅馆已经订好了，比华丽山希尔顿，你认识路吧？”
　　“认识是认识，不过离我这儿太远了，你早点让我给你找个饭店多好啊。”
　　“咳，我哪儿知道啊。我让他们给我订个最贵的，就给我订了比华丽山希尔顿了——这是最贵的吗？”
　　“是倒是，不过……”
　　“那就行了，不改了。你那两天没事吧？”
　　“没事没事。您这一趟转这么大腰子是干嘛呀？”
　　“谈飞机。喂，不多说了啊，他们来叫我了，现在是晚上，我们吃晚饭去，吃完了想上红灯区转转。你来过汉堡吗？来过呀，熟吗？哪家最好啊？你就告诉我头三个字母就得，准找得着……”
　　老谢来洛杉矶纯粹是路过，没有“谈飞机”的业务，其他人在洛杉矶转机直接回了北京。我整整陪老谢在洛杉矶玩儿了三天，我知道对他这种豪客，没别的，猛往里砸钱就是了，因为他们在国内已经玩儿惯了“最贵的”，如果在这儿享受不到同等待遇，非把美国给骂惨了不行，而且我们永远也别想在他眼里显得像个人物了。
　　我是头一回和老谢朝夕相处，我发现他并没有我原来想象得那么难交。他口若悬河，脑袋里装了许多看来毫不相干的东西：几本马列经典著作、《矛盾论》、《七侠五义》、国际共运史、艾特马托夫的《我的系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素女经》、金庸。但是他极聪明，能把这些东西放在一块儿互相印证，而且你要用他那套歪理一想，还真能引出意想不到的结论来，比听教授讲课过瘾多了。他喜欢唱卡拉OK，流行歌曲一个不会，专唱那些连现在的独联体的人都不会唱的苏联老歌儿，什么“红梅花儿开”呀，“三套车”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啦等等。幸亏这儿华人开的店里还真从大陆进了不少光碟，什么都有，他唱起来非常投入，嗓子虽然没受过训练，但音色极好，我估计他唱这些歌儿的时候，心里一定充满了他被枪毙的那个年代里的往事。
　　我带他去丽池.卡登酒店喝下午茶。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了大明。事后我仔细一琢磨，才猜到他是有意告诉我一些事的，但当时我却没想那么多。
　　“这小子能干，”他说，“贼着呢。我早就认识他了，一九七九年吧，我刚平反，从山西回到北京。对我的案子知情的老首长都出来工作了，我挨家去看他们，大难不死啊。我是在张司令家认识他的。”
　　“是他舅舅吗？”
　　“什么舅舅！他跟张司令的儿子是朋友。那时候他们专跟非洲留学生打交道，没事就到北京饭店里转悠，搭挂上以后，倒点儿金银手饰卖给老黑。北京饭店一般人进不去呀，他们俩就有这道行，能进去。我跟他们去过一次，坐着喝咖啡，光一条金链子，跟那老黑谈价钱就谈了一下午。我那时候傻呀，穷光蛋一个，几十年就保留下来一个金镏子，还是我妈出嫁的时候从娘家带来的呢，当宝贝似的藏着。这俩软缠硬磨，管我叫叔叔，拿走给卖了，才给了我二十块钱。他妈的！哎呀，这都成前朝往事了，真快呀！你原来跟他不认识吧？”
　　“认识，但没那么熟。他以前不是搞体制改革的吗？”
　　“搞体制改革怎么啦？就不爱钱啦？要说搞改革，我是中国第一批改革者，还是我把他带起来的呢。我以前在牢里的时候，设计过几种改造中国的方案，其中一种就是解决产权问题、加强市场机制，这是我从一九六二年包产到户那儿推出来的，一九六二年把我给饿的呀！现在证明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可现实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当年的想象。了不起。现在再说超英赶美的话，绝不是一句空话了。英国有什么呀，去年夏天我去伦敦，希思罗机场的走道里连空调都不开，穷啊。你们今天能发财，也是拜中国改革开放之赐。现在的病症是一个道德滑坡的问题，人都疯了，不忠不孝，不讲信用，满嘴里跑舌头。在亲兄弟、好朋友之间都这样。大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说你们接老赵那个团那次吧，本来我都给了别人了，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让给大明了。可是他还不知足，非从我们公司的手续费里再抠出一半来，你说这像话不像话啊。当然这些事都过去了，随便说说。我也知道你们当时很困难。”
　　“从什么手续费里抠出一半来？”
　　“就是我们公司应该赚的那三万美金里呀。不是给了你们一半吗？”
　　“没有啊。我倒知道你们公司赚了三万，可是我们没从那里边拿到一分钱，为这个跟赵局长还闹了点误会呢。”
　　老谢惊讶地（事后我回想起来这是故作惊讶）说：“这么说你不知道？哦……算了算了，过去的事了，不提了不提了。”
　　我记得很清楚，这三万美金，据大明说，是他和老赵在一起一对，才对出来的，他还愤愤然地骂老谢暗中宰了我们一刀，现在老谢的说法却又不一样。
　　“是这么回事，”我对老谢说，“赵局长刚来的时候，嫌我们接待的规格低了，差点没跟我翻脸。后来大明跟他把钱一对，发现我们拿到的和他们实际上给的不一样，这中间差的三万块钱，让你们赚走了……”
　　“胡说八道！”老谢没等我说完就骂起来。“‘对’他妈了逼。这三万块钱我们是堂堂正正赚的，他们俩起根儿就知道，装什么傻呀！这是正常的手续费嘛。这里边唯一不应该的，就是大明不应该再管我要一万五。”
　　“我们公司没拿到这一万五。”
　　“你看看，这小子！连你都骗吧？我给的他现金哪，在王府饭店——时间、地点、钱数，我都敢当面跟他对证。你一分也没见到？那他也太黑了，你们是合伙人，又是好朋友，跟你还玩儿这套！他当时包了一个‘小蜜’，学表演的，肯定把钱都花在她身上了。我听说他为了让那女的上一部电视剧，还给剧组投了点钱嘛。”
　　我脑海里浮现出我硬着头皮找蔡显宗借钱的尴尬场面。
　　“是吗？我当时还给他借了两万块钱呢，他说要住五星饭店……”
　　“他住‘王府’根本没花钱，是我给他包的房间。这小子猫儿匿真多，净干过河拆桥的事。老赵是我的朋友，我把他的团介绍给大明的，结果他们勾上以后，把我就给甩了，现在什么事都瞒着我。还不是钱不钱的事，不够朋友。你们是做海运发起来的吧？关键人物是秦老二吧？这里边的事我一清二楚。秦老二是我的铁磁，没有我的面子，他根本就不会搭理大明这样的人。不是我谢某人，他姓钱的能有今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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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回到洛杉矶以后，一听说老谢来过，脸上立刻露出警惕的神色，一个劲儿盘问我怎么接待的，说了些什么？我本来还想忍着，过去就算了，钱又不多，假装没这回事就完了。可看到他疑心这么重，火就起来了。我肚子里也真装不住事，一遇到情况，平时自以为高明的那些老谋深算就全用不上了。
　　我说：“我是把老谢当上宾招待的，你的朋友嘛，绝对没的说。不过老谢对你好像有点儿意见。”
　　“什么意见？”
　　“你们中间的事，你最清楚，我哪儿知道啊。”
　　大明眼珠子咕噜一转，就听出我话里的弦外之音了。“溜子你跟我还兜圈子是不是？咱们兄弟之间可不能有话不说。”
　　“我从来是有什么说什么，你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
　　“又怎么了？”
　　“也没怎么。要说起来，又显得我小气了，不就一万五嘛，又是八百年前的事了。不过我想你总应该跟我打个招呼，不然人家提起来，我什么都不知道，好像咱们俩也互相瞒着什么似的。”
　　大明冷笑一声，说：“又是那一万五，这老丫挺的老拿这个说事儿。怎么又跟你扯上关系了？”
　　“不是我，是咱们的公司。”
　　“公司？他怎么跟你说的？”
　　我把老谢的话重复了一遍。
　　他的反应居然和老谢当时的反应一模一样。“胡说八道！‘拿’他妈了逼。那是我个人管他借的，是私人借款，跟公司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跟接团也没任何关系。丫的怎么满嘴喷粪哪！这不是挑吗。”
　　我本来想既然挑开了，干脆就把他好好骂一顿，钱数虽小，这种欺骗我的行为太恶劣，不警告警告他，将来还不定耍什么“幺蛾子”呢。没想到大明的话出乎我的预料，照他这么一说，那件事就跟我毫无关系了。我一时竟说不出什么话来。
　　大明又说：“原来我跟老谢好得很，我帮他的忙帮得多了。一九七九年他刚来北京的时候，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是我给他找的房子。那时候丫一身病，我给他从协和找的大夫，给他弄的‘三联单’，要不然他非病死不可，哪儿有钱看病啊。没错，我是找他借过钱，我们俩穷的时候吃喝不分，他先发了，我有困难，不找他找谁呀。那一万五，是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找他借的，根本还不知道有接团的事呢，全花在交际上了，都是为咱们公司啊。花完了不够用，我才让你找蔡显宗借的钱。可是这一万五我从来没入过公司的帐，我想我自个儿还了他就完了，别给你增加负担。”
　　“嘿，这么说你倒伟大起来啦？”
　　“当然了！溜子我发现你特别容易受人挑拨。咱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所有的利益都绑在一块儿呢。老谢对我不满，是因为赵局长直接跟咱们联系上了，不经过他了。这不是你我当初一起决定的吗？凭什么老在中间挨他的宰呀，他什么事都不干！没这个道理。对不对？就因为这么点儿事，他居然在咱们俩之间挑拨起是非来了，真没劲。老谢这个人，我承认，是个人物，空手套白狼他是头一号，能弄到今天这么大动静，确实有两下子。但是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外宽内忌，心胸太狭窄，容不得别人比他强。他也不想想，他刚来北京的时候，两手空空，整个儿一苦大仇深的特赦死刑犯，还不如我呢！我给他介绍了多少关系呀，现在看见我起来了，心里不是滋味儿，给我玩儿这种小动作，犯得着吗？”
　　这一席话，说得义正辞严，我差点儿当即向他作检查。可是只过了一小会儿，我就冷静下来了，像米雪儿说的，“如果再多一点点城府的话”……我想起了老谢跟我谈话的情景，他说起来又何尝不是义正辞严呢？其实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二位心里都很清楚，真正蒙在鼓里的只有我。但是恐怕我这辈子也别想知道真相了。

20.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阵子学校里经常搞防空袭演习，因为那时候都认为原子弹马上就要扔到我们这儿来了，为了活命，必须“有所准备”。我们学校的围墙旁边有一个洞，通着原来旧城的地下水道，因为这旧下水道早就废弃不用了，所以洞口本来也堵上了，现在，正好可以当我们的防空洞，于是就在原来的洞口凿了一个窟窿，直径大概也就一米，得弯着腰钻进去。经常是这样：正上着课呢，教室墙上装的小喇叭里突然一阵锣响，光光光光，这就是空袭警报，原子弹来了，我们呼拉一声就往外跑，钻到下水道里躲着去。当然这是演习啦。
　　我特别喜欢这种演习，跟上了瘾似的，天天盼着锣响。只要锣一响，一折腾就得一两个小时，就不用上课了。而且往外跑的时候，楼道和楼梯非常挤，可以趁机踹别人的屁股、扔帽子，“合理冲撞”，等于打人不犯法了。当然我也老挨别人的打，越打得疼越盼着下次演习，好报复啊。
　　那时候男女生之间突然不说话了，有“男女界限”了。原来说话，说着说着突然就不说了，好像一夜之间，忽然对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有了意识，特别难为情似的。而且如果你偶尔和哪个女生说了几句话，让同学看见了，准得挨哄。
　　我那时对一个女生特别有好感，那女生姓方，叫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柱了，因为小学毕业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她。当时几乎没人穿新衣服，都穿旧的，打补丁的衣服，是全国的一种风尚。她也穿旧衣服，但她的旧衣服比别人的都要干净，平整，也非常合身，显得身材很苗条。现在我真想不出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儿怎么能称得上有“身材”，但当时就是那么感觉的，而且印象很深，至今也还记得那种样子。以前还“说话”的时候，我跟她接触挺多，有时放学回家还一起走，经常在一块儿。
　　“不说话”了以后，我和她就真不说话了。但是我心里非常想接近她。而唯一能接近她、又绝不会暴露出来是我故意去接近她的机会，就是钻防空洞的时候。这也是我老盼着演习的主要原因。从洞口钻进去，猫着腰大约走十米远，就到了那条主要的下水道，这里面很大，有两米高，三、四米宽，墙壁和路面都是水泥的，墙很湿，脚下到处都是烂泥，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所以老师要求从钻入洞口起，就要和自己前后的人拉起手来，不然进了下水道以后就可能会走丢了。那条下水道分出去很多岔道，四通八达，据说从这儿可以走遍整个北京城，当然是在地下走啦。
　　第一次是她碰巧在我前面。听到老师的口令以后，我愣着没动，心跳一下就加快了，倒是她急匆匆地说了一声“快呀！”并且伸出手来朝我这边乱抓。非常非常黑，虽然离得很近，但我连她的影子都看不见。我握住她的手，只觉得那只手软软的，潮乎乎的，非常细腻，非常舒服，不同于我以前经验过的任何感觉。
　　我就一直那样紧紧握着她的手，在心里一点、一点体会着那种感觉，就像，比如说像喝麦乳精吧，因为（当年）它太稀罕了，所以必须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每喝一口，都要放在嘴里细细地品味，生怕有一点儿浪费了似的。我在黑暗中想象着她的样子，想象着她的手的样子，也反过来想她被我的手握着会有什么感觉，她说“快呀！”，语调里是焦急和害怕，除此之外好像就没有其他的了，我真想问问她是不是只是因为着急和害怕才说的“快呀”？
　　后来，只要一钻洞，我就想方设法往她身边挤，有时在她前边，有时在她后边。每次握着她的手我都很兴奋，很温暖，好像被灌满了气的气球似的，饱满，但又轻飘飘的。慢慢地，我开始不满足于只是紧紧地握着了，在队伍朝前或朝后挪动时，我趁机用手指轻轻抚摸她的手背，真是紧张啊，心跳得咚咚响，手指头冰凉。我隔上很长时间才敢在她手背上滑动一下，而且也就到此为止了，再没别的了。就靠这跟不动也差不了多少的两三下滑动，我一天的甚至是一个星期的弦就上足了，欢蹦乱跳的，连打架的次数都增加了，气太盛啊，觉得不可一世了。
　　我那时候不合群，瞧谁都不顺眼，有点儿独往独来的劲头，在老师和班干部眼里，这叫“没有集体观念”，单凭这一条，就三天两头组织人批判我。我经常在早晨醒过来以后，一想到要去学校，就觉得活着没劲，灰心透顶。我和我爹妈的关系也不好，在家里怎么都不顺心，脾气还特别倔，大概年龄上也到了所谓的“青春反叛期”了吧。
　　说实在的我都忘了那次到底是因为什么了，反正是我爹一生气打了我一顿，我羞愤交集，冲出门就跑了，当时想的是永远也不回这个家了。到哪儿去呢？我脑子里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地方就是那个洞。我到商店里转了一圈，想偷一只手电筒，可是太难了，都在柜台里放着呢，所以顺手拿了一根蜡烛和一盒火柴。天已经黑了，我是翻墙跳进学校里去的，然后偷偷摸摸爬进了洞里……
　　什么？怕不怕？不怕。根本就没起过怕的念头。黑暗给我一种安全感，那种隐秘的、四周封闭起来的，极为寂静的感觉，让我觉得安全，而且有暖意，这种暖意和事实相去较远，可能跟那个姓方的女生有关吧。总而言之是觉得比“外面”好多了，外面无非就是学校嘛，家嘛，还有我讨厌的人嘛。
　　我爬进洞里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臭，一股子腐烂的咸腥的臭味儿扑鼻而来。以前居然从来没注意过。不过时间一长，也就慢慢适应了。那里边的黑可真黑，就像涂了一百道黑沥青似的那么黑，天地未开宇宙初始的时候也不过就是这么黑，黑得好像我这个人都没了似的。我点着蜡烛，终于能看见几米之内的东西了。什么都没有，墙是湿的，地上有烂泥和这里那里的一些积水，很脏的、稠浓的臭水。唯一的新发现，是墙壁和顶上是呈弧形连接着的，所以这条下水道基本上是个圆形的通道，只有地面是平的。这时我发现这里根本找不到个坐的地方，于是又爬出去，在校园里找了块大城砖，搬进来了。
　　我就在通道中间、那块城砖上坐着，蜡也熄了，完全的黑暗，完全的死静，从来也没体验过这样的黑暗和安静，好像又回到子宫里去了一样。过了一会儿，我身上开始发冷了，虽然外面正是炎热的夏夜，但里面却是阴冷，往骨头里一点一点渗的那种冷。这我以前也没注意过。臭味和冷，是这里面非常突出的两个特征，竟完全被我给忽略了。这恐怕都是因为我以前到这儿来的时候，总是握着那只手的，我的全部感官，注意力和想象，都集中在那只手上，对周围的其他东西都没有知觉了。
　　幸亏我是穿了套长衣裤出来的。但时间长了还是不行。我站起来活动身体，做深膝蹲、踢腿、来回走路……那时候我倔着呢，绝不服输，既然进来了，绝不考虑出去，说实话出去了也没地方待，家，肯定不会回，要在大街上过夜的话，准得让警察当小流氓抓起来，那就更糟糕了。
　　你根本没法儿知道这条通道的两头，是通向什么地方的？我点亮蜡烛，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然后全凭一时高兴，随便选择了一个方向，举着蜡烛走了下去。好长一段距离，通道里边的样子都没什么变化，和我坐着的地方是一样的。然后我来到一个岔路口，我犹豫了一下，走进那条比较小的，只有一个成人高，也窄多了。通道不再笔直，变得曲里拐弯了，岔路也多起来，我老是选择较小的走，如果同样大小，我就走靠左边的，这样是为了回去的时候不迷路。通道越来越窄小，最后，我几乎是在里边爬了。这时，我看到前面有一些模模糊糊的白色。我吹了蜡，知道那是从左上方透进来的一点光。
　　我朝光的方向爬去。头顶上出现了一个洞，像一口井一样，井壁是砖砌的，上面错落地突出了几块砖头。我手脚并用攀着那些突出的砖头往上爬，砖头上又粘又滑，很难抓住踩牢。在接近顶部的时候，我看到了光的来源：井壁上有一个方形的洞，比一本普通的书要再大一些，洞道倾斜向上，大概是三十度在右的斜度吧，光就是从这里漏进来的。
　　我趴在洞口上向有光的那一头望去。也许是在黑暗里呆久了，猛地一下接触到强烈的光线，眼睛不适应，只觉得一阵目眩，好一会儿才恢复了视觉——
　　那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大院落，青砖漫地，一尘不染。房屋高大轩敞，门、窗、和廊柱都上的是朱红油漆，在灯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廊前摆满了盛开的鲜花，花朵都是白色的。玻璃窗很大，四周窄窄的一条窗棂是绿色的。室内耀如白昼，透过窗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走动的人和雪白的墙壁。
　　应该是一个聚会吧，人很多，大部分都在二十岁上下，几乎个个都干净、漂亮、仪表非俗，女人都穿着色彩鲜艳的裙子，真有点儿传说中衣香鬓影、环佩叮当的感觉。那是什么年头啊，外边的人连穿新衣服的都少有，人海里是一片灰蓝，没有半点杂色。我还从来没见过眼前这样的景象呢！
　　我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窗子里的人，连他们的手势、笑的样子，点头、说话时的神态，都觉得好看，心想我将来也能像他们那样笑、说话、点头，有他们那样的手势，就好了。透过狭窄的洞道，可以听到笑声、说话声和音乐的旋律，但飘飘忽忽，听不清楚。一个俊美的少女突然从左面跑进我的视野，跑上青石台阶，拉开了房门，这时，她停了停，回过头来，叫了一声“妈妈”，声音轻脆，而且我清楚地看到了她的嘴型，是我唯一听见的两个有意义的音节。她的身姿，她的回眸一望的眼神，她穿的那条白色的连衣裙，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院子里偶尔有人走动，但都是在我的左侧。我的位置，是在这个院子的正中偏右一点，正房的对面。这个洞口大概是院里的下水孔。那么，左侧，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去处呢？食品储藏室？厨房？舞厅？或者那儿有一个花园？一个凉亭？一个像古人那样可以坐着喝酒下棋的石桌石凳？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把洞口开得再大一些，让我看个究竟。
　　这时，有两个人破例往洞口方向走来了，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停下来，一个穿长裤，一个穿裙子，是一对男女，但我只能看到膝盖以下的一截腿，始终看不到他们的脸。他们低声说着什么，偶尔那女的会浅笑起来。笑声甜美。男的穿皮鞋，两只脚轮流在地面轻轻滑动。忽然，两双脚向前靠近了，交叉在一起，女人的凉鞋后跟抬了起来，只有脚尖点地。我心里一紧，猜到他们在干什么，紧张得脸都红了。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条女人的小腿，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真注意并且近距离仔细观看一个异性的身体的一部分，那是一条瘦瘦的，光洁白皙的小腿，很美，没有穿袜子，肌肉紧紧的，腕部很细。可惜洞口太小，怎么变换角度，也看不到更多的东西……忽然，我觉得我身体里一些从来没打开过的门被打开了，一些像春天刮过原野的微风那样的东西吹了进来……
　　一直到手脚发麻、在那些粘滑的砖头上再也抓踩不住了的时候，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洞口，慢慢爬下来。眼前又恢复了密密实实的黑暗。在往回走的时候，我脑子里不断现出刚才看到的景象，就像一幅幅色彩绚烂的电影画面，不断打在漆黑的剧院里的银幕上。
　　我回到原处，坐在砖头上，一直看着蜡烛一点一点烧完、熄灭。在一片黑暗中，我感受到某种震动，那可能是我从小以来第一次体验到有所谓“内心的激荡”这样一种感觉。不久，我的脑子开始乱起来，那位白衣少女像一束强光一样，在我心里萦绕不去，有时我会把姓方的女同学的影像跟她重合在一起，我想象我和她本来就是亲密的一对，她的小腿就是我曾经近距离观察过的小腿，光洁白皙、肌肉紧紧的……
　　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我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有一瞬间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感到头痛欲裂，渴得要命，不知道我是说了“渴”，还是叫唤了一声，我妈妈赶紧把预备好的一杯温水灌进我嘴里……原来，这天一大早，父母就赶到学校，报告了我失踪的消息。学校动员了好多老师和同学四出寻找，他们在下水道里发现我的时候，据说，我已经气息奄奄，全身都快冻僵了。我大病了一场。从那儿以后，我爹对我温和多了，再也没有打过我。
　　后来又有过几次演习，但我再也没机会握方女生的手了。她明显地是故意躲着我，躲得远远的，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根据恨我的那些同学在嘲笑我的时候说的一些话，可能是这样：我每次钻洞子时都挨着她这件事，早已被他们注意到了，传开了，有人还向老师打了小报告，老师认为事态严重，找她谈了话，把她说得哇哇大哭。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在我发生了离家出走的事件以后，同学之间议论纷纷，她的看法是“没想到刘小流这么坏”，认为我就像一滩臭狗屎，“躲得越远越好”，绝对沾不得。不管怎么说吧，从此以后她再没跟我说过一句话、有过任何来往。小学毕业后就一点消息也没有了，消失了，也许现在她连我这个人都不记得了。
　　那天夜里在洞中看到的景象一直不能忘，而且一直强烈地诱惑着我。大约一年后、快毕业的时候，又到夏天了，也不再演习了。那时我交了我小学时代唯一的一个好朋友，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了，他也非常好奇，要我带他去看看，并且争取把那是个什么地方、在哪里这些事都搞清楚。我们准备了两只手电筒，食品和水以及一些工具，也是在夜里，就出发了。我在前边带路，还是按照上次的走法，遇到岔路，就选择较小的那条走，如果同样大小，就走左边的。这回有了手电筒，照明充足，走得快多了。但是我们没找到。怎么找也找不到了，连那个像井一样的洞都没有了，连和那样的洞差不多的洞都一个也没有。那是已经被废弃了的下水道，所有通到上面去的洞口都给堵死了，就像被埋到土里的一堆肠子一样。我们俩都不甘心，直到被冻得浑身打颤，再不出去又要出事的地步，才灰头土脸地爬出来。我的朋友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样子，说咱们回去好好准备准备，穿上棉袄，做几根火把，过几天再来，非找到不可。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一玩儿、一忙，就都没再提这件事，慢慢地就忘了。
　　好多年以后，那都是我快出国的时候了，有一天我去办事，骑自行车正好路过小学校，不知怎么我突然想起了那天夜里的事，就像勾起了乡愁似的。于是我下了车，到校园里去溜了一圈儿。真是面目全非啊，连那一段围墙都没有了，在那儿，临街盖起了一栋三层的楼房。我正在那儿转，从里边出来了个老头儿，我还能认出来，是当年传达室的马大爷，只不过如今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他冲着我喊：“同志，旅馆登记在前边儿，从外头进去，这儿是学校，闲人免进。”我走过去，指着这楼问他：“这是旅馆？”“是啊。您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儿？公安局？”“那……”我说“下水道还有没有了？”“有啊，我们这儿上下水道都全，冲水马桶，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洗澡供热水。”我说：“我是这学校毕业的，十几年前这里有一个洞，通着旧下水道，我们经常钻到里边演习……”“没错儿，您记性还真好，那时候儿李主任还让我钻呢，我一个老头子了，钻那地方儿干嘛呀，不是找死吗……早没啦！一点儿用都没有，还净添麻烦，有一学生跟他爸怄气，钻到里边藏了一夜，差点儿没冻死——您说这路人长大了能好得了吗——后来就给堵上了。盖这楼的时候儿，挖地基给挖了，听说下水道里什么都有，有前清的碑，有刚生下来的死孩子，还有金条哪！您瞧瞧！”
　　“讲完了吗？”埃娃问。
　　“讲完了”我说。
　　“是真的吗？”
　　“我估计是真的。”
　　“好啊，你又编故事骗我是不是？”
　　“那倒不是。确实是真的。不过刚才这么一讲，连我自己也有点儿怀疑了，就是我在下水道里，看到的那个院子和那些人的事。以前我从来没怀疑过，刚才一讲，突然打了个问号。”
　　“为什么？”
　　“有点儿怪。那是个什么地方？那些人是干什么的？那时候会有那样的地方和那样的人吗？今天看来，在一般情理上讲有点不可能。好像和我们不是同一种生活，不在同一个时代似的。所以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根本就没往下水道里走过，我坐在砖头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做了这么一个梦，或者是又冻、又饿、心情又不好，已经开始发病了，出现的幻觉。后来就把这个梦，或者这个幻觉，当成真的了。所以，我和我的朋友第二次去找，就怎么也找不着。对，这么一来就讲通了，当然找不着了，因为根本就没这么个地方嘛。”
　　“也不一定啊，”埃娃说，“那时候表面上一致，‘地下’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特别是你们北京。我就听一个朋友讲过好多稀奇古怪的事，对我来说根本不可想象，可却是真的。我听你讲得蛮细的，不大像梦。”
　　“倒也是。”
　　我们坐在咖啡馆里，一边慢慢喝咖啡，一边聊着。这是个星期六的晴朗的下午，我们刚爬了两个多小时的山，渴得要命。埃娃想运动减肥，要我每个星期都来陪她爬一次山。这是我绝对做不到的。所以就被罚“讲故事”。
　　埃娃已经不年轻了，好像比我还大一岁，三十五，她的近期的人生目标是要有个家，我也不年轻了，但我的人生目标却不是这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埃娃是个扎扎实实的人，一步一个脚印，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相应的目标，就像国家计委制定五年计划似的，指标定得符合实际情况，既不高也不低，甚至还略微偏低一些，超额完成，有利于鼓舞革命干劲儿。比如说，高中毕业的目标就是考大学，连考三年不中，决不气馁，第四年一举考上了上海交大，大大超过预期目标。大学还没毕业，一切留学的准备工作就都做好了。然后就是拿学位、当工程师。虽然中间有坎坷，但从没偏离过，也都达到了。因为目标明确，倒也用不着拘泥什么了，活着反而很滞洒，很自得，就像计划外的“自留地”一样，想种什么种什么。这一点我原来没看出来，还以为她根本就是块自留地呢。真是大错特错了。
　　埃娃问我：“嗳，你想什么呢？怎么老不说话呀？”
　　“刚才不是说了那么多了吗。”
　　“你最近好像有心事。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能想什么，赚钱吃饭呗。”
　　“还有什么？”
　　“还有，做爱。”
　　“坏蛋。”
　　女侍过来问我们要不要添咖啡？我们都各添了一杯，又一人要了一块蛋糕，我喝咖啡不在行，不加糖就喝不下去。埃娃正相反，决不放糖。
　　埃娃说：“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告诉你，我什么都知道。”
　　“什么叫什么都知道？”
　　“你和周珊珊的事。”
　　“我和周珊珊的什么事？”
　　“你还让我说呀？你好意思吗？”
　　准是陈克文的太太。不过没听说周珊珊和她有什么来往啊。真不知道她们说了些什么。
　　我说：“你想要怎么样呢？”
　　“还问我？总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吧？”
　　“一直哪样下去？”
　　“你要说，你爱周珊珊，我不会纠缠你的。你爱她吗？”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爱周珊珊吗？
　　埃娃用勺子搅着咖啡，其实那里面既没有糖，也没有奶，连咖啡渣滓都没有，不知道她搅些什么。然后她抬起眼睛来看着我，问：“你说呀。”
　　我说？我吃蛋糕。我要的是一块巧克力蛋糕。我把上面的奶油剥到盘子里，只吃下面的那一部分。
　　“可能是我让你得手太快了。”她说，“我那天也是昏了头了。轻易得到的东西，就不知道珍惜，你们这些臭男人，贱！”
　　我嘴里嚼着蛋糕，呜里呜噜地叫道：“好啊，你骂人是不是？”
　　埃娃忍不住扑哧一笑，这个笑很特别，既不开心，也不凄然，包含的内容要比这些丰富得多。我倒真觉得很动人。
　　她问我：“你到底对我是怎么看的？”
　　我说“你呀，聪明、漂亮、温柔、你还非常性感。”
　　“油嘴滑舌！你就会用这些话骗我。你到底对我有没有一点儿真心？”
　　“没有一点儿，全部都是真心。”
　　埃娃的脸有点儿红，好像是真生气了。“刘小流，我今天的问题你一个都没有回答，你别以为我是个软柿子，好捏。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但是我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样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她说完这个，就不再开口了，我又说了些别的，想转移话题，她都不理我。我开车把她送到家以后，要跟她一起进去，被她断然拒绝了。她看也不看我，连声“拜拜”都不说，打开车门，径自走了出去。

21.

　　我本来是计划和埃娃一起过这个周末的，所以还对周珊珊说了谎，说要陪几个北京来的生意上的客人玩儿，不能和她见面了。现在埃娃这么一走，计划全部泡汤了，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想一想也好，就自己打发剩下来的时间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把车开到一家牛排店。时间还早，我先在吧台上坐下来，要了一瓶墨西哥啤酒。人不多，都在看电视里实况转播的篮球赛。不知为什么，我对任何体育比赛都不感兴趣。但是反正坐着也是坐着，不妨看看吧。酒保手里一边忙着，一边随着赛况而情绪起伏不定，不是叫好，就是骂“狗屎”。我要第二瓶啤酒时，他给我换了个杯子，问我：“你是哪个队？”“你呢？”我反问他。“湖人队。”“那我也是湖人队。”“你没有自己的看法吗？”“是不是非得有自己的看法？”他听了一愣，耸了耸肩，走开了。我估计他心说这个傻瓜坐在这儿干嘛呢，不是起哄嘛，连自己喜欢哪个队都不能确定！
　　也是。如果大家都在看球，只有那么一个人闷头喝酒，那这小子肯定有点儿不正常，要不就是遇上什么事了。如果我也假装和大伙儿一样看球，但根本不知道哪个队是哪个队，更谈不上有所偏爱，当然是傻瓜一个了。现在怎么办呢？既然眼睛盯着电视呢，那就努力喜欢上一个队吧。我点了根烟，大口大口喝着啤酒，比赛的双方一边穿黄球衣，一边穿黑球衣，看了半天，我连哪边是湖人队都没搞清楚。而且事已至此，我总不能把酒保叫过来，告诉他我已有了自己的看法，我是真喜欢湖人队的吧？他更该觉得我有毛病了。
　　所谓“人生的计划”也一样。我从来不缺计划，我缺的是像埃娃那样对实施计划的各种因素的透彻了解和正确评估，经常是连穿黄球衣的是湖人队还是穿黑球衣的是湖人队这样一些基本的事情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从来没达到过计划规定的“指标”，更别提超额了。
　　喝完了第三瓶啤酒，吃晚饭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离开吧台，到旁边的餐厅里，要了一份牛排，匆匆地吃完，就开车回家了。
　　干点儿什么呢？客厅里显得空空洞洞，大而无当。卧室又显得太小了，而且现在睡觉也早了点儿。我打开电视，还是他妈的篮球赛，换一个频道，也是，再换一个，都是。邪了门儿了，全是篮球赛！我关上电视，把今天的邮件拿过来看了看。几乎全是广告！就是被称为“垃圾邮件”的那种东西，有卖头痛药的，有卖妇女用品的，光是推销婴儿装和尿片儿的就有三家公司，他们也不想想我一个光棍儿买这些玩艺儿干什么！一封正经的信件都没有。已经好多年没什么人给我写信了，连我爹妈都写得越来越少了，时间比刀还快，把我和当年那些好朋友之间的联系全切断了，像切豆腐似的，断得光溜溜的。
　　一个牛皮纸口袋里装着陈克文给我寄来的一本书，是他在台湾刚出版的新书，书名是《怎样排遣寂寞》，装帧华美，纸张精良，封面上是一个美女的头像，长发飘然，遮住脸颊的两边，精心修剪过的两道细眉毛像两条细钢丝似的拧着，眼帘下垂，好像在寻找丢在地下的一百块美金似的。这封面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不是这张美女的脸就是寂寞的象征？还是看了她这副样子你就再也不会寂寞了？
　　我已经好几年没正经看过什么书了。除了翻翻中文的《世界日报》，偶尔买一份英文的《洛杉矶时报》以外，基本上不看别的。一看见超过一百页的书脑袋就大。想当年看数学书能像看小说一样看出乐趣来，真觉得恍如隔世。现在我仍然是满满一脑门子的数字，但是这些数字已经没有任何抽象意味了，非常具体，全都是实实在在的金钱。
　　我翻开陈克文的书，随便测览了一下。怎样排遣寂寞呢？大洛杉矶地区华人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快讯》报社长兼总编辑陈克文先生教给我们好几种法子，比如：增加社交机会，扩大交友范围，锻炼与人深度交流的心灵能力；学习几种简单的打坐方法；培养爱心，养花、养草、养宠物，从热爱一花一草一宠物做起，扩展为对世界、对人类的博爱；追求性与爱紧密结合的崇高境界，因为单纯的性交只能给人带来短暂的、生理的快感，这种快感消失以后，会引起更大的精神失落和心理空虚；学会欣赏艺术品；自我反思的能力，“吾日三省吾身”，经常自言自语，最好是对着镜子跟自己说话，每天至少三十分钟……陈克文保证说，只要人一条一条照着做了，寂寞就会像被风吹散的烟一样，跑得无影无踪，你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充实、更丰满，更绚丽多姿。
　　真他妈的有两下子！这个生产书籍比制造粪便还要快十几倍的美籍华裔大作家。我把书一扔，抄起电话未，拨通了周珊珊家的号码。
　　周珊珊在电话里问我：“你不是陪大陆的客人去了吗？“陪完啦。吃完饭就送他们回旅馆了，没什么可干的。”
　　“看脱衣舞啊。”
　　“别逗行不行？你快过来吧，我什么事也没有了。”
　　“我正看电视呢，不想动。”
　　“那我过去啦。”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愿意来就来，反正我得看电视。”
　　周珊珊懒洋洋地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后背靠在长沙发前，我进了房间后，她也没动，只向我点了点头，就又继续聚精会神地看起电视来。我自己倒了杯桔汁，在她旁边坐下来。这是一个浪漫得令人泛胃酸的故事片，情节似乎正进展到关键之处，女主角一边哭，一边在浅及脚踝的溪水里疯跑，下着雨，男主角像个落汤鸡似的在后面追。岸边平坦坦地有路嘛，为什么非堂水不可？我几次要跟周珊珊说话，都被她摇着手制止了。这时候我倒真希望所有的频道里都播球赛，只要不放这个烂片子就成。
　　周珊珊很爱清洁，房子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客厅虽然不大，但布置得很有情调，地毯是暖黄色的，沙发、壁柜和墙上挂的几幅画的颜色都往这个基调上靠。一共有三个台灯，放在不同的位置，光线柔和，好像不是为了照明，而是为了烘托气氛才亮着的。珊珊穿了一件粉色的棉布睡袍，圆领口松松大大地挂在肩头，脖颈，锁骨、一部分丰腴的肩部都露在外面。耳朵又小又薄，我好像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又小又薄的耳朵，简直像精雕细刻出来一样地精致，从脸颊过度到颈项的曲线说不出来地细腻优美。她的嘴唇很丰满，因为看电视看入了神，微微开启着，皓齿微露，在电视光线的照射下，闪着一种白中带蓝的像星星那样的光。我忍不住凑过去吻了吻她的耳朵，她推了我一把，像轰苍蝇似的晃了晃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现在，女主角终于跌倒在溪水里，男的扑上去，把她抱起来，两个人都像刚冲过淋浴似的浑身精湿，衣服和头发湿嗒嗒地贴在身上，男的一个劲儿问“为什么？为什么？”女的充耳不闻，只顾嚎啕大哭……我的手从她的背部滑到腰际，轻轻地横向抚摸着，绵软的感觉使我想象到肉体的样子，接着我抚摸她的大腿。她双膝弯曲着，右腿叠放在左腿上，睡袍的裙边仅遮到大腿的一半。她一边看电视，一边伸手把我的手拨开，说了一句“别闹”。我就把手掌那么平平地放在她膝上，停留了一段时间，又开始动起来，不知不觉手上加了力量，一点一点地体会，有一种好像我的手是一张犁，正在肥美丰饶的土地上开垦，翻起一道道泥土那样的快感。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下体发热发胀，这使我感到异常亢奋。
　　她又一次拨开了我的手，有点生气地说：“干什么？我不想。”但我全然不理会，俯下身来，用嘴唇亲吻她的腿，然后一路亲下去。她用手推我的脑袋，越是推，我的欲望越强烈。她将双腿收在胸前，用手臂环抱成一团。我把她整个搂进怀里，她的身体非常僵硬，也躲着不让我吻她的嘴。往常遇到这种局面，我早就放弃了，今天却特别坚定，怎么也不肯罢休。我非常有耐心地亲着她，连我都觉得自己出奇地温柔，心像化开了似的体会到一种想要哭泣那样的感觉，已经好多年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吧，想起来都会脸红，认为那是小男孩儿才有的缺乏经验的幼稚感觉，如今突然从遥远的地方被召唤而来，她的身体渐渐变得柔软，不再躲闪，互相吻着，然后我们各自脱了衣服，我一边和她接吻，一边慢慢地进入了她的身体。
　　“这样好吗？”我问她。
　　“好。”
　　“我没问题了。”
　　“你本来就没问题。”
　　一股激情像火似的烧起来，热遍了全身。这里边有不少成分是出于对她的感激。我极力迎合着她，觉得自己能准确地揣摩到她的意向，并设法使她得到最大的满足。有好几次我都要崩泄了，但一直忍着，直到她的第二次高潮来的时候，我才跟着死了过去……
　　我全身放松地躺在地毯上。她则跑到卫生间去冲淋浴。水声响了一会儿之后，我听见她唱起歌来。
　　真是妙不可言！我闭上眼，让自己沉浸在刚才那极度的快乐的余绪里，甚至把一些细节又重新回想了一遍。可以说，从见到周珊珊的头一天，我这颗坏脑袋里就开始打这方面的主意，直截了当，毫不含糊。没想到的是，这个坏主意却把我送上了一个尴尬的处境，进退两难，就像今天毫无道理可讲的勃起一样，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也毫无道理可讲地把我的坏主意悬置在半空里，抓得着，可是用不上。这是不是对我的坏主意的一种惩罚呢？谁惩罚？坏主意惩罚坏主意？我裂开嘴角笑起来。别胡思乱想了！
　　周珊珊回到客厅里，身上又罩上了那件睡袍，容光焕发，散发着洗浴液的紫罗兰味道的清香。她把手里端的两杯茶放在茶几上，说：“穿上衣服好不好？快喝茶吧。”
　　“珊珊，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这可是你头一回主动给我倒茶。”
　　“少来吧，别得便宜卖乖。”
　　我坐起来，非常麻利地穿好了衣服，喝了一口茶。
　　“好香。”我说，“能不能申请抽根烟？”
　　“也给我一根。”
　　“嘿，这可真是啊！别吓着我。”
　　她动作熟练地点着了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食指和中指夹烟的姿势非常优雅。
　　她说：“其实我原来也抽过烟，就是在我离婚前后，大约抽了两年。那时候我心情特别不好。后来我下决心给戒了。抽烟老得快。我还不老呢，干嘛自己糟贱自己呀，哈。”
　　“离婚对你刺激很大吗？”
　　“应该说是吧。因为我很爱他，我的前夫。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特仗义，吴锋他们在北京就认识他，都这么说。他就是心眼儿小，爱嫉妒，以前在北京就嫌我交际广，就为这个吵过架。我不是来美国一年多他才来的嘛……那时候我和‘国画大师’关系挺密的……”
　　“块垒不平之气？”
　　周珊珊笑起来：“还说呢！人家都恨死你了，为这个外号。还是叫他关云长吧，不也是你给起的吗。我刚来洛杉矶的时候关云长帮了我不少忙，我挺感激他的，跟他不错。而且他不会说英文，我经常给他当翻译……”
　　“是吗？我在陈克文家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跟你打招呼不是全说的英文吗？”
　　“你记得还真清楚，其实他就会那么几句，但使用率特别高，见着谁都是这几句，人家再说别的他就懵了。”她把抽了一半的烟捻灭。“算了，我不抽了……他呢，色眯眯的，老夸我身材好，长得漂亮，非要让我给他当一回模特儿，说能画出杰作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可能是觉得好玩儿吧，还有虚荣啦，年轻幼稚啦等等，脑袋一热，就同意了。后来我前夫来了以后，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了，真的我什么事都不想瞒他，而且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关云长画画时挺规矩的，任何事都没发生。没想到他气的，简直要把关云长给杀了。把我骂的呀，又‘上纲上线’，又用特别难听的粗话。我哪受得了这个啊，一辈子挨的骂加一块儿也没这么多，我就跟他大吵一通。这是我们俩破裂的开始，往后差不多有一年，简直是折磨，他没完没了地跟我闹，动不动就发火，非说我和关云长关系不正常。现在想起来，我对他有一部分理解，那就是他刚到美国，环境变了，原来在国内时很体面，大小是个人物，了不起，在美国什么也不是了，跟墨西哥人一块儿刷碗，英语不好还净受气，心理不平衡。他的一股恶气主要是从这儿来的，自己不知道，在我身上找了点茬儿，就全发在我身上了。我当时哪能这么平心静气地理解他呀！唉……你还想听吗？没意思吧？”
　　“没有啊，想听啊。”
　　“后来我就开始恨他了，要报复他。他不是说我和关云长有关系吗，我干嘛担这么一个冤枉罪名啊，你知道吧？我就真去找关云长了……你怎么这么看着我呀？”
　　“刮目相看。”
　　“我做得出来，我胆儿大着呢，有一段时间我还真挺迷他的，关云长……”
　　“我那次就瞧着你们俩关系暧昧。
　　“得了吧，我早就对他没兴趣了，没劲，那人，特别做作，满嘴都是假话。”
　　“不说假话怎么能骗得了你们哪。说真话就把你们给吓跑了。”
　　周珊珊有一会儿没说话，看着自己面前的茶杯发愣。我又点了一支烟。
　　“怎么样？”她问我。
　　“什么怎么样？”
　　“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从来没听你说过你自己的事。”
　　“我没什么好说的呀，我哪有那么多丰富动人的经历呀。”
　　“你跟我在一起除了耍贫嘴就是耍贫嘴，从来没谈过一点儿……你心里边的事。”
　　“我呀，我缺乏与人进行深度交流的心灵能力。”嘿！这不是陈克文书里边的话吗，怎么从我嘴里说出来了？
　　她说：“任何严肃的话题，让你一说，全都变可笑了。我觉得你是用这种方法在故意回避什么，你在这方面受过什么伤害吧？”
　　“没有啊。”
　　“那就是你内心很怯懦，害怕别人窥探到什么。”
　　“能窥探到什么？什么也没有嘛。”
　　“当然有了。”她看了我一眼，又补充了一句，“不过换一个角度说，也可能是真没了。”
　　我不愿意接着她的话往下说了，我连想都不愿多想。也许，我真的丧失了某种能力？那种陈克文称之为“与人进行深度交流的心灵能力”？或者说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天知道是什么鸟东西的能力？
　　我终于发现了我与周珊珊相处跟我与埃娃相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了，那就是，在周珊珊面前，我觉得比较紧张。尽管同样是开玩笑，跟埃娃，我是兴之所效，随便发挥，很放松；对周珊珊虽然表面上说话放肆、满不在乎，内心里却相当拘谨，老是想刻意表现出点儿什么。表现出点什么呢？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想让她觉得我“挺好的”吧。但是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在埃娃面前，我倒是一个很自然的人了。”
　　我困上来了。我把茶喝光，冲了个淋浴，和周珊珊一起上床睡觉。她很快就睡着了，我抱着她，好久不能入睡。这一夜睡得很浅，总觉得没睡着，但做了很多杂乱的梦，惊醒了几次，一醒过来，就把做的梦给忘了。

22.


　　第二天早晨，我正在昏睡，就被周珊珊叫醒了。她显然已经起床有一会儿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拿着一支移动电话，说：“你的。”
　　“我的什么？”我还没醒过来，不知所云地问。
　　“你的电话。”
　　我一愣。谁会把电话打到这儿来找我呢？我把电话接了过来。
　　“哈罗，谁呀？”
　　“我，蔡显宗。你他妈躲到这里了！我昨天找了你一整天。”
　　“你怎么会有这儿的电话？”
　　“别问了。赶快出来，有要紧事。”
　　“等会上班再谈吧。”
　　“上什么班？今天是礼拜天。别罗嗦了，我在我公司等你。快啦！”
　　有什么事这么重要、这么急呢？我匆匆起了床，洗漱了一下，只喝了一杯冷牛奶，就赶往蔡显宗的办公室。我和周珊珊约好了中午回来吃饭。
　　蔡显宗的公司里只有他一个人在，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会客室的皮沙发上，呆呆地抽烟，夹烟的那只手上带着一支大钻戒，特别显眼。
　　他先跟我聊了一会儿别的，昨天的球赛呀。我“目前的这个女人”呀，我说难道你把我叫来就是为讨论这个？他笑了笑说是不是我这个电话打得太早了，破坏了你们的好事？哎，在电话里听起来你这个女人不错哟，很有礼貌，不像一般大陆女孩子讲话那么冲。
　　我说：”这个嘛，看你怎么说了，有的是刀子嘴豆腐心，有的是口蜜腹剑，心肠比铁石还硬。了解一个人，比探索宇宙的奥秘还要难……”
　　“这话讲得好！”他说。然后突然问我：“你和钱大明的关系到底怎么样？”
　　“哥们儿啊。”我随口说道，觉得这话问得奇怪。
　　“你们大陆人谁跟谁都说是哥们儿，根本不说明问题。我指的是像两肋插刀那样的朋友，还是纯粹的商业伙伴？”
　　“你这个对朋友的标准也定得太高了，荆轲他们那会儿才两肋插刀呢，这年头谁插谁的刀啊。反正我和大明，我不是早就跟你讲过我们俩的事儿了嘛，也算共过患难的，彼此够仗义，谁也离不了谁。”
　　“这样啊？”他从沙发上站起来，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走，半天不说话。走得我心里都毛了。
　　他说：“‘国际名流’，名字起得不错。我也是这个公司的股东之一，对不对？当初你们周转有困难，拉我进来，我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往里面注资的。没有你，钱大明这样的人我根本就不会睬他，找我的人多啦，什么花言巧语我都听过，我打屁呀……”
　　我听了有点儿不高兴，说：“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他站住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说：“钱大明不够意思，他在背着你我搞钱。”
　　“有这事儿？”
　　“确凿的证据，我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他的脸忽然有点儿红，拿烟的手一边挥动，一边微微颤抖。“公司买的仓库是多少钱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不是九十多万吗？”
　　“对，成交价是九十三万。可是，实际上，只花了七十几万，你明白吗？钱大明和卖主私下做成了交易，公司付掉的是九十三万，但只用七十几万就买下了仓库，剩下的那将近二十万，钱大明和卖主给分了，他姓钱的得了一大半。那是公司的钱哪，是我们这些股东共同拥有的钱哪，神不知鬼不觉就入了钱大明个人的口袋。”
　　我的心忽悠一下子悬起来。
　　他说：“我当时就有些怀疑，觉得那个仓库卖得贵，房地产不景气嘛，九十三万是头两年的价。你记不记得，我当时跟卖主谈了几次，谈到九十三万就怎么也杀不下来了，我也调了很多资料，没发现什么破绽。我不是还跟你说过嘛，你说算了，看了这么多家就这家最合适，贵就贵点儿吧，老拖着不买，光是租仓库的钱也不少了……”
　　“是吗？我说过吗？”我问。
　　“废话！这么快就忘了？可见你当时完全被钱大明掌控了，全是鹦鹉学舌。”
　　“你总不会认为我跟大明是同谋吧”
　　“资讯！资讯！我唯一相信的是资讯！资讯显示，”他冷笑了一声，“你他妈的比我还傻一百倍！”
　　他走到桌前给自己倒了杯热咖啡，端着纸杯子在沙发上坐下来，喝了一口。这时候才好像意识到还有我：
　　“喝吗？”
　　“不喝。”
　　他说：“光这个还不算，他也太贪了。最近，他又用公司的钱给自己买了两栋房子。公司的钱，私人的名义，懂吗？这事你也不知道吧？再这样下去，我们公司的财产就都变成他个人的了。这不是跟你们大陆的贪官一样了吗？”
　　一种遭到朋友背叛的羞辱感直冲到头顶，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我提醒自己冷静点儿，冷静点儿，千万别感情用事。
　　我问蔡显宗：“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有人。”他顿了一顿，眨了眨眼睛。“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知道了也别生气，‘国际名流’里有人随时给我搜集资讯，此外我还透过其他管道……”
　　“你派了特务？”
　　“太难听了，这是蒋老总统那个时代国共两党的用语，现在两岸之间是增强经济文化交流，马上就实行三通了哎。”
　　“那个人是谁？”
　　“犯规，犯规，小流你问这个是犯规。”
　　“我犯规？”我真想照准他的鼻子一拳砸过去。
　　“小流啊，生意就是生意，所谓商场如战场嘛。我是‘国际名流’的股东，我往里边投了钱，那都是我一分一分赚来的血汗钱哪。可是我自己这里又是一大摊子，忙死了，根本分不出身来顾到那边，怎么办？我自己的钱我总要知道在如何使用吧，我要监督吧，所以我一定要雇个人来帮我照顾这方面的事呀。换了你你也得这么做。你看，要是没有这个管道，怎么可能发现这么大的问题！”
　　“那么，你今天早晨找到我的电话号码，也是通过这个管道喽？”
　　蔡显宗王顾左右而言他：“人心不足蛇吞象啊，钱大明栽就栽在贪心太大。仓库的事我知道的比较早一点，但是没告诉你，因为对他没有办法，明明是把咱们坑了，但账面上一点漏洞也没有，完全合法，没想到他还不知足，又偷愉买了两栋房子，这回可就不一样了，这是违反美国法律的，而且证据充分，我们可以告他。”
　　这时候我发现我是个非常软弱的人，我的愤怒仅仅是一刹那的，它迅速达到高峰，然后就开始跌落，尤其是听到“我们可以告他”这几个字以后，一时间千头万绪涌上心头，居然有无限的伤感。当然是为我和大明的友谊而伤感喽。我把我们之间当穷朋友时候的事全想起来了，把我们发迹之初彼此息息相通的欢乐场面也都想起来了。我的愤怒完全被于事无补的感伤情绪所淹没，好像海潮淹没一个小幼童似的那么容易。我知道在这种时候冒出这样的心理挺没出息的，单纯的愤怒也只是情绪的反应，现在需要的是像岩石一样的冷静和坚硬，迅速做出判断。谋划一整套周密的对策，把钱大明往死里整。但知道归知道，心就是硬不起来，一个劲儿地觉得自己在坠落，什么也抓不住。我倒希望突然有个人告诉我，这一切都是误会，大明这小子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对朋友还是忠实的，至少对我们俩之间的友情是忠实的，绝不至于坑到自己弟兄的头上。公司的管理是比较混乱，以后把制度健全些，有一个互相监督的机制就行了，用不着闹得两个人撕破了脸，反目成仇。得，要是有人告诉我这个，我非乐得一下子从沙发上蹦起来不可。
　　蔡显宗像从X光机里看到我肺叶上有香烟熏出来的阴影似的看透了我的心事，语重心长地说：“小流啊，交个朋友不容易，像你和钱大明这样，白手起家，一起拼杀过来，弄到今天这个局面，的确值得珍惜，我以前也有个合伙人，兄弟相称，合作得天衣无缝，后来也是因为账目不清，拆伙了。那还只是账目不清呢，那家伙爱赌，太铺张，如此而已，可是我陪他不起呀，最终也要散。当时很伤心哦，朋友一场嘛。唉，钱哪，不是个好东西，穷的时候，有一块面包也要大家分，棒打不散，一有了钱，亲爹亲娘都眼红。”
　　“大明这孙子也太精了。”连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冒出这么句淡话来。
　　“精？精个屁！”蔡显宗说，“他要是真精，就不会干买房子这种蠢事了。也是财迷了心窍，愚蠢透顶，他就不想想，这种事一查就能查出来，百分之百让他坐牢。真精的人，是把每个人都看成和自己一样聪明，他要想骗人，不是在人家的头脑上打主意，而是在人性的弱点上打主意。只有愚蠢的人，才会认为别人都是傻瓜，自己比别人都聪明，能把别人给骗了。不是我说你小流，钱大明就是欺负你平常马里马虎，对他信任，才敢这么干的。朋友？这叫他妈的什么朋友？操他妈的蛋吧！”
　　我和蔡显宗谈了很久，分手的时候，已经下午两点多了。走到地下停车场时，才想起来和周珊珊说好了要一起吃中饭的，现在早过了时间。
　　我在街上找了个公用电话，向周珊珊道歉。她很不高兴，说：“你怎么不早点儿打电话呀，我也一直没吃饭呢，饿死了。”我知道她的意思是要我现在赶过去，但我实在是不想过去了，我谁也不想见，也不愿意对任何人解释什么，“非常非常抱歉，珊珊，发生了点儿事，把计划全打乱了。”我有气无力地说。“什么事啊？”“以后告诉你吧。”电话那头沉默了好长时间，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然后就突然挂断了我听着话筒里的忙音，半天没动窝儿。

23.



　　第二天我一大早就到了公司，我抽了三支烟，喝完了一壶茶——这还是大明从国内特意给我带来的上好的宜兴紫砂壶呢——以后，公司的人才陆陆续续来上班。我心里盘算着怎么跟大明开这个头儿。他的秘书王小姐敲开我的门，报告说钱老板交代过，今天上午去办点事，中午才来公司，如果有急事打他的手机。“您需要找他吗？”她问。“不需要。”
　　是她吗？我望着王小姐转身离去的背影，心里嘀咕道。她就是蔡显宗派进来打入我们心脏的女特务？我们平时待她不薄啊，花多少钱才能把她买通呢？钱少了她不会干，钱多了，蔡显宗可不是个冤大头，钱多了他就不干了。不像，王小姐是大明亲自挑选的心腹，而且公司里还风言风语说他们俩有一腿。不过，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获取最机密的情报，“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嘛，如果钱大明是在枕头上出的问题，哈！那可就怨不得别人喽……这是不是太有点儿像专为我解恨而编出来的故事啦？
　　那么是谁呢？我从我的房间里走出来，在摆放着一张张桌子的大办公室里来回绕了两圈。老李？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原来是四川一个大学的副教授，研究易经的，他全仗着会打打卦、拆拆字，看看风水，被大明留了下来，大明说公司里放着这么块料，兴许什么时候就能用得着。我当时还反对过，说咱们不就是个暴发户嘛，哪来的闲钱“养士”啊？他说你不知道，以前我舅舅他们遇到什么大的运动来了，都偷偷找这路人给说说。现在不预备着，将来有事了还真不一定找得着。老李来美国五年了，前四年半都在餐馆里刷盘子，而且还不是在一家，他一共刷过十八家！前十二家都没干满三天就让老板给炒了，五十岁的人了，腿脚不利落了，哪比得了身强力壮的墨西哥“阿咪勾”（朋友）啊。能找到现在这份工作，老李乐疯了，说年轻时候一个大师就跟他说过，老来运在东南，大器晚成，富甲天下。以前总以为美国是西方，现在才悟出来，跨过太平洋，洛杉矶正在四川的东南。老李在公司里没什么重要的工作，只是打打杂，所以给他的工资很低，这离“富甲天下”可还远得很哪，所以他很容易被人收买。但是他接触不到任何公司的内部“资讯”，收买他干什么？
　　小马？他正坐在办公桌前看报纸，一瞄见我，赶紧把一堆文件往桌上摊，假装认真工作的样子。这小子人机灵，最会给我拍马屁，有时候说得我心里真舒坦。他是天津人，原来在国内一家公司驻洛杉矶的分公司工作，后来以为把这儿的路子膛开了，就脱离了，想自己做生意发大财。不料他一离开那家公司，他的那些“关系”就都不理他了，人家原来给他点儿好处，是要通过他赚那家中资公司的钱，现在他和那家公司脱了钩，自己又身无分文，谁还搭理他呀，有一度他十分潦倒，在烧烤店里烤过肉，当过汽车旅馆的夜间保卫、修过房，后来在一家旅行社当导游。我们就是在招导游时把他招进来的。不过他确实能干，外贸方面的知识非常专业，又会讲话，能把死人说活了，所以没多久就把他调到贸易部门了。这种人是不会久为人下之人的，极可能脚踩两只船，也同时给蔡显宗干，说不定哪一天走了邪运，还会把我们跟蔡显宗通吃呢。
　　吕小姐迟到了，高跟鞋磕碰地面的咔咔声由远而近，经过我面前时，有点儿不好意思，对我说了一声“古德猫儿宁”。她才来美国不到一年，是大明在北京的一个朋友介绍她进我们公司的。吕小姐光是办身份就花一万多美元，据说要拿到绿卡，至少还得再花七八万。现在从国内出来的人真有钱，哪像我们当年啊！世道变啦，她长得不漂亮，但身上有一股骚劲儿，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傍一个美国佬的大款，既不用再花钱办绿卡了，又可以保证一辈子享受资产阶级糜烂生活。她毫不掩饰这个目的，也没有一点儿难为情，到处托人，甚至还托过我给她介绍这样的美国大款呢。我上哪儿给她找去呀？我要能找到这样的冤大头，我自个儿就嫁过去了，还轮得到你？
　　我在办公室里越转越来气：瞧瞧这些人！“国际名流”怎么招进来这么一批社会闲杂人士啊。我以前居然从来没注意过。
　　米雪儿见我站在办公室当中发愣，跑过来问我：“刘老板，有什么事吗？”
　　“没有啊。”
　　“你脸色不好哎。要不要我给你泡一杯热茶？”
　　“不要，谢谢。你忙吧。”
　　是她？米雪儿？极有可能哎！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除了我和大明以外，她是我们公司最知根知底的一个，是“核心的核心”，而且，有谁会知道周珊珊是什么人呢？知道了又怎么会了解我和周珊珊的关系呢？又到哪儿去弄来周珊珊的电话号码呢？只有她嘛，不过，她也犯不着给蔡显宗来“卧底”呀，她本身就是股东，真有损害到她利益的事，她直接来联合我就行了，用不着拐那么大的弯子嘛。一种策略？一种手段？还是……复杂，复杂，太他妈的复杂了！
　　尽管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摸不透米雪儿，到现在也还不能说摸透了，但我对她的好感却与日俱增。如果说她在好多事情上是装出来的，那她装得真彻底，装到这个份儿上，装和不装的区别就模糊了，成了真的了。这不也挺好嘛。而且她的头脑非常聪明，了解他人的心理就像烛照黑暗的洞穴一样，连细微末节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和她在意大利餐厅一起吃饭聊天那次，听她说到她和前夫吉米仍然纠缠不清时，心里居然有点酸不唧儿的感觉。我迷糊了好几天，以为有什么事情要在我和她之间发生了。但从那天以后，她立刻又恢复了和我的距离。那真是妙不可言的一段距离，亏她是怎么找得出来这么好的一段距离的。
　　大明是十一点多到的公司，我第一次注意到，他胖多了，比起几年前我在美国刚见到他的时候发福多了。那时他虽然也胖，但胖得结实，虎头虎脑的，现在整个人都变圆了，大耳朵、嘴唇、下巴上的肉又肥又厚，满脸的富泰相，怪不得老李说他过了五十以后还能登峰造极，大富大贵呢，因为胖，两条胳膊老是支棱着，好像垂不下来似的。肚子凸起，但腰板挺直，一下子就把整个儿人给撑住了。就像财富把他的精气神儿给撑住了一样。如果说几年前的他，还有点土头土脑的模样，那如今他变得深沉多了，牛似的眼睛里带着一股子轻蔑的神情，真像个大人物的作派。
　　我没想到他对我说的话的反应出奇地冷静。我事先已经设想了几种可能，也想好了怎么对付，就是没想到他跟我玩儿这手，好像他早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料定我今天要跟他谈这个似的。
　　“这都是蔡显宗使的坏。”他坐在我对面，一边抽烟，一边皱着眉头声调平缓地说。“你不用解释，准是他。我原先就料定蔡显宗早晚有一天得跟咱们斗法，当初拉他进来也是万不得已。不过我还是大意了，我没想到的是他先把你给拉过去，我倒成孤立的了。”
　　他用一种怀旧的情调回述了买仓库的整个过程，前前后后，细说端详。那听起来简直就是我们俩同舟共济、艰苦创业的一部发家史。然后他说，他万万没想到蔡显宗会在这件事上栽他的赃，因为这是个无头案，你说我贪了二十万，我还说他贪了二十万呢，讲得清吗？浑身是嘴也讲不清啊。谁都拿不出真凭实据来嘛。而自认为受害的一方，当然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了。
　　“买房子的事你总赖不掉了吧？”我不动声色地说。
　　“我没有赖，这是咱们公司的生意，我干嘛赖呀。”
　　“公司的生意？房子在你名下，成了你自己的了，你还……”
　　“你听我说呀。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北京的秦老二，你听我说过吧？他要在洛杉矶买房，老大老二一人买一栋。但是他怕自己的名字太招摇，不愿意跟生人打交道，万一曝光，上了海外的报纸，影响不好。现在国内反这个反得很厉害呀。所以他来看好房子以后，让我先用我的名字买下来，过一段时间，他再从我手里买过去。经纪人找的也是可靠的。这样就保险了，不用担心让别人给捅出去了。你知道吧，是这么一个过程。当然既然让咱们公司垫了钱，到时候要付给咱们手续费的，不是白垫。所以也算是咱们公司的一点儿小生意。他特别谨慎，让我跟谁都别说，连咱们公司内部都不能走漏风声。”
　　他停下来，看了我一眼，见我毫无反应，又说：“现在看来，在这件事上我有错误，我太听秦老二的话了，别人信不过，你，我还信不过吗？我谁都可以瞒，不应该瞒你。当初我要是先给你交个底，就不会有今天的误会了，他蔡显宗再怎么挑拨离间也没用了。唉，人哪，对朋友忠是没错，但也不能忠得太死心眼儿，你对这个朋友的忠，很可能就是对另外一个朋友的不忠，难哪！所以我不是常说嘛，当坏人容易做好人难。真是太难了。要不然坏人怎么会那么多呢，容易呀。要是当好人也这么容易，嗳，哪怕只有一半儿那么容易，你瞧着吧，大伙准一窝蜂地争当好人去了，谁还会傻逼似的当坏蛋哪。”
　　我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骗人，骗人，千万别信他的鬼话，再也不能把他当哥们儿看了。你是花言巧语也好，另有苦衷也好，都跟我没关系。我刘小流绝不是个窝囊废，我一生中最痛恨的就是被人利用了我的友情，欺骗我。如果是朋友，在危难时刻我愿意倾囊相助，怎么都好说。但要是假朋友之名暗中倒鬼，那么就是一分钱我也要和你争到底。
　　我说：“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了，反正这事儿得解决。”
　　我和大明相处多年，脸红脖子粗地吵架是常有的事，但从没以这么冷漠的态度对他说过话。大概这种态度太出乎他的意料，他居然明显地面部一抽，愣了半天没说出话来。我心里暗自得意，你小子也有让我治住的时候！
　　过了一会儿，他问：“怎么解决？”
　　我寸步不让地说：“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之所以会出这样的事，一个原因，是咱们这个公司太有点儿像土匪搭伙，没个章法，制度不健全，想怎怎。所以解决问题，最好按规矩来、别一错再错，再用土匪的办法喝两坛酒，发个誓，稀里马虎就过去了。而且按规矩办，可以做到客观公正，不牵扯个人之间的恩怨，因为公司的股东除了你我，还有蔡显宗和米雪儿，怎么着也得先开个董事会吧。”
　　大明听了，想了想，冷笑了一声，一边晃着脑袋，一将边左肘支在桌沿上，手里玩儿着打火机，说：“哎呀，溜子啊，没想到咱们兄弟闹到这个地步。你现在是中了魔症，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了。你的最大的毛病是感情用事，容易冲动，我跟你说过多少次，看样子没什么效果，改也难。可是这世上买不到后悔药啊，脑瓜子一热，办了错事，伤了人，那是无法挽回的呀，苦果只有自己品尝啦。溜子，行了，不多说了，咱们俩互相太了解了，哥哥我点到为止，你好好想想吧。”
　　他说完，站起身就走了出去，在他身后，门砰地一声狠狠撞到门框上，声音大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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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在公司的会客室里开的会，房子中间铺了一张印度地毯，沿墙摆了一圈沙发，墙上挂着油画复制品，如果沙发和沙发之间再搁上痰盂的话，简直就跟缩小的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之类的地方差不多了。蔡显宗从一进门脸色就是刷白。米雪儿坐在沙发上，腰背直得像块木板，两腿和两脚紧紧并拢，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头，脸上自然带笑，目不斜视，一看就知道是在日本殖民地长大的。大明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斜倚在大沙发上，一条胳膊整个往沙发背上一撂，跷着二郎腿一摆一摆的。我是副什么样子，我自己可就不知道了，有点紧张是肯定的，但自从我想开了、下决心搞到底以后，心情平静多了。
　　我和蔡显宗是有默契的，他把所有可以作为证据的文件都带来了，摆了满满一茶几，而且他主动担任“主侃”，和大明你来我往地正面交锋。我的作用则是制造我方的气势，在需要作劲的时候跟着他拍桌子就行了。
　　在此之前，我曾经找米雪儿谈过一次，她听着我的话，一直在点头，不断地说“是，是”。我给她分析公司和我们受到的损失、嘱咐她在开会时应当怎么表态，她也都说“是”。后来我才知道，敢情她这个“是”也跟日本人说“哈依”一样，根本就不包含同意或者肯定的意思，只不过表示“我听明白你说的话了”。结果问题就出在她身上。
　　大明听完蔡显宗的开场白，不慌不忙地说：“仓库的事我就不说了，你们不是要按规矩办吗？拿出证据来呀！拿不出来，就是血口喷人！至于房子，虽然没在董事会上说过，但我事先跟米雪儿商量过、也征得她同意了。我想这么点儿一个小生意，跟一个董事商量商量也就行了吧？没必要非开董事会不可吧？我董事长还作得了这个主吧？”
　　我一愣，问米雪儿：“你知道吗？”
　　“知道呀。”她还是坐得那么顺顺溜溜儿，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知道？！什么时候知道的？”
　　“就是钱老板要买房子之前呀。他本来还要找你，是我说不需要的。我想既然秦老二有这样的顾虑，那最好体谅他的难处，就不说了。毕竟秦老二是我们在大陆的重要关系，帮这点小忙还是应该的。我没想到会出今天这样的事。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我惊得目瞪口呆。她知道？活见鬼嘛！她要是知道我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我直瞪瞪地看着她，只见她脸上微笑如常，薄嘴唇轻轻地抿着，嘴角带了一个弯儿，因为和我是斜对面，她身体稍微侧向我，并拢的双腿很自然地倒向一边，腰背还是那么直。厉害，真他妈厉害！一丝一毫扯谎的样子也没有。目光毫不躲避，坦然地和我对视，镇定、单纯、善解人意，给人一种随时准备跟你倾诉衷肠的亲切感。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真正道深的人原来就坐在我对面哪！
　　蔡显宗和大明吵得面红耳赤。老蔡说米雪儿知不知道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钱大明用公司的钱给你个人买了房子，这个基本事实怎么说也无法改变，凭这一条，就能告你。大明说你玩儿蛋去！我是董事长，有权决定公司的资金怎么使用，秦老二对我们在大陆的业务有关键作用，别说是帮他转手买个房子了，就是他张口要个十万八万的，也得给！况且我事先还找董事商量过呢，我够民主的了，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美国国会。
　　有好一会儿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也没认真听他们的争论，蔡显宗把面前的茶几拍得砰砰响，我也忘了跟着他一块儿拍了。我是万万没想到半路里杀出个米雪儿来，更没想到她会充当这样的角色。她和大明是什么时候勾结起来的呢？怎么勾结的？是一直在背着我暗中倒腾呢、还是在这件事上大明把她给一把拉了过去？不管怎么说，现在，在她这副温和的外表下，她已坚定地站在大明一边，决心要与我们厮杀一场了。我想起来在意大利餐厅那次愉快的交谈、想起她第一天来旅行社上班时穿着袒胸露背的性感衣裙的样子，也想起了在我们最困难时她对我们的帮助……现在，这一切全都翻转过来了，不但不让我留恋，反而激起了我说不出来的愤怒。
　　事情越吵越复杂，除了仓库和房子以外，蔡显宗的箭一支接一支，嗖嗖嗖地往大明身上射，真不愧是有备而来，什么账目不清、一手遮天啊，对作为哥们儿和副总裁双重身份的刘小流都不信任、封锁正常的业务关系啊，采用卑劣手段一方面骗他投进更多的钱，一方面又在公司里排挤他呀，等等等等。越说越像是开控诉会。大明毫不示弱，说你是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吗？你是怎么发起来的、怎么把你的合伙人坑得倾家荡产，我知道得门儿清。他举了几个例子，还真说得有鼻子有眼。蔡显宗越听脸越白。我真不知道大明是从哪儿挖出来的这些事，我和蔡显宗这么熟，还从来没听说过呢。然后大明又抖落出蔡显宗在背后说我的好多坏话，时间、地点、前因后果，记得一清二楚，说你他妈不是溜子的好朋友吗？你在背地里就是这么议论朋友的吗？蔡显宗转过身来冲我高声说道：“小溜子，你不要相信他的话。这是挑拨离问，非常笨的挑拨离间！”我什么都没说。我已经无所谓了，让他妈你们丫挺的们说去吧，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亲哥哥当面称手足背后骂我是王八蛋，我也不会再奇怪了。
　　米雪儿说话不多，语调也很平和，但句句话都是关键，在大明昏天黑地乱卷一通的时候，往往具有提示他抓住重点的作用。我忽然变得特别讨厌她说话，不仅仅讨厌话的内容，连说话的腔调都讨厌，连她那副规规矩矩的标准化的坐姿都讨厌。讨厌得连我对大明的讨厌都减弱了那么地讨厌。
　　只听蔡显宗拍着桌子大叫道：“卡洛斯！卡洛斯！卡洛斯已经全部对我讲了！”
　　大明虽然一直在大吼大叫，但显得胸有成竹，相当沉稳。没想到一听“卡洛斯”三个字，立刻神色大变，脸“腾”地一下红上来，眼看着额头上就渗出一层细汗。这个变化太明显了。我们，确切地说是我和米雪儿，看了他的样子都大吃一惊。房间里一下子凝固住了似的，一点动静也没有。
　　突然，他像根弹簧似的从沙发上跳起来，用变了调的声音叫道：“蔡显宗！你给我使这么阴的阴招儿啊你！”
　　蔡显宗端坐不动，说：“你说怎么办吧？”
　　我问：“卡洛斯是谁？”
　　蔡显宗看都不看我，说：“不干你们的事。”
　　大明咕咚一屁股坐回沙发上，呆了一会儿，又神经质地往起一站，说：“你想怎么办吧？”
　　“第一，退回买房子的钱，怎么退我不管，退回钱就好。第二，”蔡显宗顿了顿，说，“仓库的钱，我们也不细算了，就算十五万吧，如数打到公司的帐上。这两条是基本的底线……”
　　大明气急败坏地喊起来：“我操你大爷！休想！”
　　蔡显宗也呼地一下站起来，伸手指着大明的鼻子说：“告诉你，姓钱的，我是好话好说，你要想耍混，我奉陪到底，看我们俩个谁先讨饶！”
　　“我讨你妈的！”
　　然后，我和米雪儿还没反应过来，大明已经扑了过去，抡拳便打。蔡显宗显然早就提防着这一手，一歪头，大明的拳头擦着他的耳朵飞过。但是他不知道，大明在插队时是打群架的老手，又练过拳击，出拳极快，他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动作，大明的第二拳已经带着风到了他面门上，只听一声闷响（像在安静的房间里谁放了个响屁似的），蔡显宗脸上立刻见了血。米雪儿吓得躲在墙角直抖。我从后面将大明拦腰一抱，喊道：“你丫再打，我叫警察啦！”
　　我的话好像提醒了蔡显宗，他捂住鼻血，一转身，闪电般拉开会客室的门，杀猪似的叫起来：“叫警察——！叫警察——！”
　　我越过大明肥大的肩头朝外望去，只见外面大办公室里，“国际名流”的全体名流们都面向会客室直直地立着。看他们那架势，已经立在那里不知道有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