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来美国八年了。头一年在纽约，第二年转学到洛杉矶。我的专业是数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就到处打工，在酒吧当过调酒师、卖过人寿保险、在旅行社当过职员，后来，自己出来与朋友合伙开了一个旅行社，一直混到现在。所谓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人，中国人一个比一个精，到哪儿都饿不死，放心好了。
　　我对纽约的印象是“脏、乱、差”。市长成天在街上转悠（光我就两次跟他擦肩而过），也不好好管管，把这么好的城市弄得像个大垃圾站，要是北京市长早撤了。我第一次进地铁站，一股子骚味儿熏得我差点没吐出来，比王府井南口的巨型公共厕所里的味儿都呛。曼哈顿的唐人街，简直跟北京我们家那条胡同里的自由市场一个情调，鱼摊儿菜摊儿脏水横流，臭气熏天，最有意思的是，连摊主的那身打扮和神情都一样。
　　但是我喜欢纽约！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喜欢，反正纽约的空气好像有一些成分是非常迷人的，呼吸惯了以后就上瘾了。听说现在中国有的饭馆卖涮羊肉锅子或者四川麻辣火锅的时候，老板往汤里放罂粟壳，客人越吃越爱吃，吃长了有个三五天不吃就闹得慌。那么——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如果说纽约就是一个大铜火锅的话，里边臭鱼烂虾菜叶子糟粉条什么都有，那其中也必有类似罂粟壳那样的东西，把整个这一锅汤的味道给提起来了，看着是一锅杂烩，吃起来香。
　　我一开始就不喜欢洛杉矶，到现在还是不喜欢。我对洛杉矶只能说是挺有感情的，已经住了七年了嘛，人非草木，哪能一点感情都没有？这就像找了个对象，不太满意，但处长了，慢慢也就处出了感情，好多缺点错误看不顺眼的地方一闭眼假装没看见就算了。
　　洛杉矶太大太分散。住宅区是住宅区，商业区是商业区，分得过于清楚（而且有法律保护着），连打个酱油，都得开上车跑出五英里去，不像在纽约，一下楼，吃喝玩乐全办了。我对大城市的概念是灯红酒绿、人群熙攘、商店的橱窗连成一片一眼望不到头，可洛杉矶没这个。街上除了来往的车辆以外，基本上看不见人影儿，天一黑，商店全关门了，只有酒吧开着，简直就像是一座死城。就这鬼地方，居然是美国第二大城市，也是全世界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它拥有庞大的航天工业，好莱坞电影王国霸占着全世界的电影市场和观众趣味，商业之发达用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了——据说，光是中国设在这儿的所谓“中资公司”就有上千家。所以我有时候想，可能因为我是从农业社会来的，对资本主义的腐朽糜烂太富有想象力了，非整天醉生梦死纸醉金迷不叫美国，结果一看，并没有什么嘛，美国人都挺老实的，过得都挺没劲的，下了班就憋在家里看电视喝啤酒，哪儿都不去。那些晚上在外面瞎转悠的，十有八九是要谋财害命。
　　我是个影迷，对好莱坞的大明星，从四十年代到现在，可以说如数家珍。四十年代我爹干什么呢我不知道，可葛利高里.派克、英格丽.褒曼他们在电影界怎么混我门儿清。以前在北京的时候，为了看外国电影我真是费尽心机，有一次在朋友家看录像还让警察给抄了，在拘留所里蹲了一夜。其实那天看的是越战片《猎鹿人》，只有一个地方，男主角抱着梅莉尔.斯特里普说“让我们互相温暖一下吧”，完了镜头就移开了，他们是怎么温暖的一点儿没看见，真冤枉到家了。后来通过警察的审讯我才知道，原来我这个朋友及其一伙是个“流氓集团”，经常观看三级片，而且看完了还群奸群宿，警察早就往这里派了卧底的了。“那你们派来卧底的不也跟着一起奸宿了吗？”我问。我是真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因为若是果真如此我想这个工作又保险又快乐我何不也报名参加呢？没想到审我的那老警察从桌子后面绕过来，伸手就抽了我一个大嘴巴。出来以后，我跟我那个朋友发了脾气，我说：好啊，群奸群宿你不叫着我，看这么深刻这么有文化的电影你倒想起我来了。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
　　说起来这都是多年前的往事了。现在这位朋友在北京开了个音像公司，手持大哥大，成天和名导演名歌星一块儿撮饭局，摇身一变成了文化人了。去年我回北京时，他告诉我他买了房，在房顶上装了个“大锅盖”（电视卫星天线），全世界的电视节目都看得到。他收藏了一百多盘黄色录像带，但他看“黄带子”看腻了，根本没兴趣，用他的话来说，“那纯粹跟配猪一个样儿，没劲！我搞的是艺术。”
　　在北京认识个影星歌星什么的还不容易？我的老朋友、也是现在生意上的合伙人钱大明，就自称认识所有叫得上名字的演员。借他的光，我在北京也认识不少。来到洛杉矶以后我挺激动，我想这里明星荟萃，演员多如牛毛，机会比北京还得多，斯特里普碰不上，马龙.白兰度碰不上，甚至连小白脸儿汤姆.克鲁斯我也碰不上，认识些二三流的演员总不是问题吧？结果满不是那么回事。你可以到比华丽山庄去当个游客，注意——仅仅是“游客”！坐在街边上的墨西哥人卖给你五块钱一张地图，所有大明星的住宅都标的清清楚楚，可是，你只能开车绕着人家的高大围墙溜一溜，里面花木扶疏，大得没边儿，连一点生人味儿都闻不到。这时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完全隔绝的世界，你也就是个地理上的美国居民而已。其实北京的大宅门也跟你没什么关系，但你却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七年里，我只有一次直接目击过一个身分不明的好像是演员的人。那回一位朋友从费城到洛杉矶来，我开车带他玩儿，在5号高速公路上，我们发现了一辆黑色的加长型卡迪拉克，就是车里有酒吧和澡盆的那种，司机是位黑人老头儿，穿燕尾服、脖子上扎蝴蝶结、戴白手套。后面的车窗都拉着窗帘，什么也看不见。“这里边坐着明星呢吧？”“很可能哎！”于是，我们就跟上了。我们一会儿在后边，一会儿跑到他前边，有时还跟他并排开，使劲往车里看。跟了几十英里，他刷一下就从一个出口下了高速路。所谓“咬住青山不放松”啊，我们也跟过去了。他在路边的一个餐厅停下来，等了一会儿，只见车门一开，一位金发女郎走出来，拿着手袋，直奔餐厅而去。虽然天还不太黑，但餐厅里灯火辉煌，透过大玻璃窗，看得一清二楚，她长头发，一身皂，裙子很短，长得极漂亮，仪态万方。不过她没去用餐，一拐弯，进了厕所了。
　　“这是谁？”我问。我这位朋友也是好莱坞电影专家，虽然是业余的，他的专业是“再保险”。什么是再保险你知道吗？反正我不知道。
　　“她是……”再保险博士候选人深思熟虑地说，“好像她是……我也没看出来！”
　　我们俩决定等。他在旁边的自动贩卖机买了两罐可乐，给我一罐，喝了几口，放在车顶上，掏出香烟来互相点烟。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再保险分理处副处长说：“美国明星吧有两类人，一类，莎朗.史东和麦当娜那种，搔首弄姿，惊世骇俗，特别会利用媒体，他们跟经典艺术传统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可以泛称叫广告艺术。还有一类，嘉宝是典型，倍儿独，性情古怪，一辈子不结婚，在大街上谁认出她来她跟谁急。不过这种人在老辈人里有，现在恐怕绝了。媒体多厉害呀，谁不利用谁傻逼！”前北京胡同串子附和着说：“是哈，像咱们见她们不都是通过媒体嘛，没媒体谁搭理她们哪！以前戏迷要想见见梅兰芳也没这么困难，那时候的媒体也就是小报，可是人和人反而近。现在中间横插进来一个中介物，发达的媒体，成天接触的是它，没它还不行了，这就像你那个再保险似的，保一回就行了吧，还得再保……”“说什么哪！你懂吗？”“懂当然是不懂，我的意思是说……哎，她怎么还不出来呀？”他看了看表，都过了十几分钟了。我们一直盯着女厕所的门，连一条缝都没打开过。“拉稀了吧？”“是啊，要不怎么这么长时间哪。问问黑老头？”我们又耐心等了十分钟，还是没动静，“干嘛去啦？掉下去了？要不咱们进去拉她一把？”“肯定是闹肚子，刚起来又闹了，刚起来又闹了，就出不来了。”我们这份晦气呀，好不容易撞上个疑似二流演员的，偏偏赶上她腹泻，死活出不来了。那天我们绝望地开车上路以后，颇有失落感，我一边开车一边喊：
　　冰棍儿——败火！拉稀——别找我！
　　过去北京夏天的时候，在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周围经常有一帮一帮的孩子喊这个，现在还喊不喊我就不知道了，我听说现在北京卖冰棍儿的老太太后腰上都别着BP机，每年一到美国国会讨论是否继续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时候，得紧张好几个月。
　　这次与明星的遭遇发生在我刚来美国没两年的时候。后来经的事多了，越琢磨越觉得这件事挺有代表性。
　　我的再保险专家朋友拿了博士学位以后，立马就回国了，现在是北京丽的丝集团公司副总裁。丽的丝集团是干嘛的，我没问，反正肯定不是流氓集团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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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国注册成立个公司非常简单，只要你想个名字，到市政府去查查有没有跟你重名的，然后填几份表格，就齐活了。我估计洛杉矶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公司，只不过大部分人除了攥着钢印往白纸上盖几个印以外，没干过别的。有的人名片上公司的地址只写了个邮局的信箱号码，那肯定是个什么都没有的“皮包”公司，或者叫“信箱”公司也成。
　　我以前没动过这方面的脑子，是钱大明给我开的窍。他说我看你不呆不傻，也不太笨，又在美国这么多年了，怎么胸无大志，当打工仔当得这么踏实啊！我说那我干嘛呀？也弄个钢印，嘎噔嘎噔盖着玩儿？你管饭吗？“你这完全是大陆的那套大锅饭思路，”他说，“在美国谁管你的饭哪！这是竞争的社会，弱肉强食，你不加入竞争，就出局！”
　　我一想也是。于是我们俩就策划了一番。我在旅行社工作，有这方面的经验，他说他可以办去各个国家的签证，因为他在好多领事馆里都“有关系”。最重要的是，开旅行社不用太多的本钱，我们俩还凑得齐。大明说，那就这么定啦，开旅行社！我说别急呀，咱们也就是议论议论，要真干，我还得再考虑一下。大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纯粹北京人的毛病，光说不练，就知道侃，你还有什么可考虑的？我也觉得自己太优柔寡断了，想了一晚上，第二天就给了他明确的答复：干！
　　起名字费了好几天工夫，他满脑子里也不都是些什么，居然提出这样的词让我选择：团结、跃进、满江红、胜利、全无敌……我说叫这样的名儿，知道的是旅行社，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红卫兵战斗队在海外开的分部呢，能吓死谁。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定下来叫“名流”，虽然也一般，但比“全无敌”要好点儿。我们在华人集中的“小台北”地区的一幢办公楼里租了两间房，买了电脑，雇了个秘书小姐，真开张了。那些天我兴奋得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也太简单了！我打了这么多年工，怎么就从来没想到这一步呢？
　　钱大明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一百九十五磅，胖是胖了点，但架子好。眼睛跟牛似的，爱穿西服，用DUPONT牌啷声打火机，业余爱好是桥牌，做梦都梦见国际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我以前在北京认识他的时候，他刚从大学毕业，分在国家科委人事司当小干部，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当时的女朋友的哥哥是“改革理论家”，自称智囊团重要成员，经常跟一帮胸怀大志要改造中国的朋友开“双周碰头会”，研究天下大势，拿出一套一套的方案供决策层参考。有一次他们正好在我女友的家里“碰头”，我也在，认识了不少那里边的人。我对钱大明的最初印象是那天他讲的话，他说：“现在西方已经开始了第三次浪潮，电子计算机不仅会使工业和科技发生革命，而且将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再赶不上，绝对开除（地球的）‘球籍’！”当时我刚上大学，一听这话，吓出一身汗来。
　　要是中国被开除了球籍，我可怎么办呀？
　　后来在美国见了面以后，提起旧事，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当时说过的话？我说：“如今已经过去十好几年了，你说，中国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了吗？”他连想都没想就脱口答道：“当然抓住了！你没看见吗，中国起来了，而且起飞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当年的想象。简直是奇迹！二十一世纪一定是中国的世纪。”
　　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了一句：“我原来担心的是中国搭不上世界这班车，现在，中国是搭上世界的车了，可我又没搭上中国这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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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钱大明在国内来往并不多，他那时满脑袋想的是经邦济世的大业，忙，连影子都不容易抓得到。来美国以后，真是太巧了，我们居然在洛杉矶的中国超级市场里遇上了。他西服笔挺，打领带，推着一辆购物车，步履稳健地在货架当中穿行。在超级市场里穿这身行头显得奇特，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结果认出是他。他对我很亲热，说知道我在美国，想和我联络，但找不到地址，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他问我跟宋敏还有没有联系？宋敏就是我过去的女朋友，她哥哥叫宋斌。
　　没有了，我说，一点消息也没有。你呢？
　　她结婚了你知道吧。听说生了个大胖丫头，应该两岁了。她怀孕的时候我见过她。
　　宋斌怎么样？
　　哎，一波三折，大起大落呀！钱大明感慨良深地说。在中国，从谭嗣同开始，改革者都没有好下场。民族的悲剧啊……听说他已经下海了，做房地产。
　　我们俩站在那儿聊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见谈得投机，忍不住对他的装束发表了点儿个人意见。
　　我说：“你可能在美国住的时间还不太长，你这身打扮吧……”
　　“怎么啦？”
　　“恕我直言啊——看着土了点儿。”
　　他眼睛一瞪：“土？！这套衣服土？你识货吗？这是在北京‘赛特’买的意大利名牌，一套一万多块人民币呢，够工薪阶层两年的工资。料子多好啊！”
　　“是是是，我没说料子不好，一看就知道是好料子，好做工，绝对高档西服。我是说吧，你看周围人全穿的是便服，在这儿穿西服有点儿不对头、不协调。购物嘛，你总不能……便服也有很贵的啊。”
　　大明看了我一会儿。“扯淡！我为什么要和那些人一样！我反的就是这样的流行潮流，什么流行我反什么，别人都这样，我偏那样，这就是我的性格！你看看你，整个儿成一港仔了，怪不得我一下子没认出来你——我们经过‘文革’的跟你们没经过的小孩儿就是不一样，文革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反潮流，这个理念永远是对的。没有这点精神，只能混同于普通老百姓，甭想成大事！”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因为这话要说起来可太长了。

2.


　　旅行社的生意不好做。
　　我们只能局限在华人社区这个小范围内。原因很多，比如，我们的规模太小，又花不起那么多钱在英文的大报纸上做广告。其次，美国是个以“社区”为单元的社会，华人有华人的社区，意大利人有意大利人的社区，墨西哥人有墨西哥人的社区，每个社区的商业服务业都非常完备，不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吧，也差不多，像出门旅行买机票订旅馆这样的事，当然是在自己的社区里办方便，何必舍近求远？尤其是洛杉矶，族裔繁多，据说一共有讲六十几种不同语言的种族。华人社区颇具规模，有几十万人，大大小小的旅行社多了去了，竞争激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抠得出几个钱？
　　开张几个月，门可罗雀，我不由得急上心来。
　　可大明别提有多稳了。他每天准时上下班（当然更要穿西服打领带喽！），往办公桌前一坐，几个小时连口水都不喝，冥思苦想，拟定出一份宏伟的“发展规划”，用电脑印出来，漂漂亮亮，跟中央文件差不多。
　　我花了近一个小时才看完，吓了一跳，到外面房间取东西时，只见秘书小姐一手拿着那份“规划书”，一手捂着嘴，冲我直笑。
　　根据这个规划，我们不是在开旅行社，而是着手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农、工、商、贸联合王国。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那一天，名流旅行社的业务已经延伸至南到阿根廷，北到加拿大的魁北克，在圣彼得堡、巴黎、君士但丁堡、开罗、新德里设有五个中等规模的分支机构（至于中等规模是什么规模则没有说明）。而这个旅行社在“名流集团”系统里已经仅仅是起辅助作用的“配套工程”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我的天！我们要开展的项目太多了、性质彼此相差太远了，我简直就不知道谁能管得了！
　　“怎么样？”大明问，有点紧张地看着我。
　　“写得好！”我说，“我特别佩服‘可行性分析’这部分，里边运用了这么多公式，计算得这么精确，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反正按照这上边的理论逻辑来推的话，成功的把握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大明笑得嘴都咧到耳朵根子上去了。
　　“这得益于我多年严格的科学训练，已经养成缜密的思维习惯了。其实这种东西学校里教不了多少，主要是自修。当年我插队的时候，天天夜里在油灯底下苦读，主要看这方面的书。嗳，你别净夸我呀，给我提点意见。”
　　我说：“谈不上什么意见，实际上跟规划书也没多大关系。我的问题是，眼下，目前，就是现在，咱们可怎么办哪？”
　　“现在？”他一愣，想了一会儿。“这是远景规划！让你给规划提意见呢。”
　　“你先把远景规划放放吧。这规划完美无缺，可就是没解决现在的问题。”
　　“现在的什么问题呀？”
　　嘿，真亏他说得出来！我说：“可能你这些天光忙着写规划了，没注意公司的业务。你先看看账再说吧。”
　　他背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趟，说：“我知道，不就是没赚钱吗？赚哪！这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的思路是，不论什么事，要么就不干，要干，就要高瞻远瞩，把问题想透了，然后再脚踏实地地去做。这叫由远及近法。还有一种方法，鼠目寸光，就事论事，没有长远打算，一上路就错了，以后永远错。这叫急功近利法。我们千万不要偏爱这后一种方法。你刚才说什么？现在？告诉你，现在是起步阶段，该行动了。”
　　“怎么行动？”
　　“看我的吧。希望你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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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大明绝不是一个光说不做的人。而且他和我不一样，我希望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限，上班好好工作，下了班就什么都不想了，好好玩儿，好好享受，要有闲暇。他不在乎这个，干起来没日没夜，全身心地投入，而且精力极为充沛，不知道累，也好像从不睡觉似的。
　　他说，先从办签证入手，这是他的“长项”，虽然赚不了几个钱，但目的是打出知名度，以后业务就活了。于是，我们在中文报纸上登了大幅广告，强调“精办各国签证”这一条。第二天，果然有客人上门。
　　这位小伙子也是北京人，准备和太太带着老妈去欧洲旅游，他们持中国大陆护照，已经策划了好几年，据他们了解，法国人“特孙子”，对第三世界弱小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要求非常苛刻，即使你材料完备，也要等三个月才能拿到签证。大明对他热情亲切，说放心吧，都是北京的嘛！我在领事馆里有人，你们要不要在巴黎订个便宜旅馆？我们在巴黎也有分公司，免费给你这项服务。小伙子说嘿，我算找对地方了，交给咱们北京的哥们儿办我放心。
　　接了这活儿以后，大明又忙起别的来了，每天出出进进，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问他去没去签？他说还没有，不急。我说不是要等三个月吗，可别耽误了。他说：“那人纯粹一傻逼，甭听他的。法国在拿破仑的时候才欺负弱小民族呢，现在都后冷战时代了，哪儿有那事儿啊。我和法国文化参赞是朋友，保证一小时之内拿到签证。”
　　这中间又有几个是要去英国、西班牙和中东国家的，他都顺利地办好了。我信心大增，他的精神也为之一振，不再老是那么严肃了，笑眯眯的，面有得色。到了第二个月的中旬，大明终于腾出了一点时间，晃晃悠悠地去法国领事馆了。
　　究竟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事，到现在我也没完全搞清楚。根据大明回来以后，脸色铁青、断断续续的一些气话，大致是这样的：他连签证的办公室都没进去，在门房那儿就让人家把材料扔出来了。法国门房用蹩脚的英语说：“材料不足，明天补齐，三个月以后来取签证。”此外一句废话没有。他还要跟人家搅合，又过来一个保安人员，穿着法国警察那种制服。圆筒帽，连推带搡地说：“走，走，下一位！”就这么给轰出来了。
　　我问大明：“你怎么不找文化参赞哪？”
　　“我找啦！”他说，“我说把符拉基米尔叫出来，我跟他有话！”
　　“符拉基米尔？你他妈找捷尔仁斯基好不好啊！”
　　“孙子！我他妈刚受了法国人的气，现在还得受你的气是不是？”
　　那一家人筹谋了多年，时间算得特别精确，什么时候拿到签证、什么时候巴黎正好有朋友的空房子……错过时间，计划就全泡汤了。把小伙子气的，在洛杉矶四处给我们散，说：“名流旅行社是他妈北京俩地痞流氓开的黑店，你们千万别上他们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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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维持这个旅行社的基本费用包括：房租、电话费、秘书的工资和其他一些费用。这已经是压到最低限度了。虽然不多，但进项太少，没有一个月收支打平过。也就是说，每天都多多少少地在往里赔钱。我猜得到钱大明非常着急，但他很会控制自己，不露出来，不像我这么沉不住气。
　　再说我们还得吃饭哪！我这个人花钱比较随便，买什么都要买贵的，喜欢名牌，喜欢吃吃喝喝泡酒吧。而且可能是在美国住长了入乡随俗，也传染上了一般美国人的毛病，寅吃卯粮，不仅买汽车贷款，连几千块钱的音响都是贷的款，信用卡也乱刷一气，欠着债付利息，不当一回事。所以每个月花销不少。原来打工有收入还不怕，现在只出不进，心里真慌了。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拼命攒钱，什么也不舍得买，连在外面喝杯饮料都得算计半天。从不下饭馆，每天在家里吃鸡翅膀、鸡爪子、鸡蛋……吃得我一张嘴都快变成公鸡打鸣儿了。）
　　大明用钱的方法跟我正相反。照他的说法，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真遇到值得冒风险的生意，有多少钱他也敢往里砸。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要多抠有多抠。来美国好几年了，穿的还都是从大陆带来的衣服，基本上没在这儿买过，我到他住的公寓去过，卧室床上铺的是一条北京针织总厂生产的粉底大红花床单，白的确良布的枕头套，上面有机绣的鸳鸯戏水图，我怀疑这可能还是十年前他第一次结婚时人家送的礼物。他对哪个住宅区在每个月的哪一天是扔大件垃圾的日子，哪个住宅区富能拣到好东西这些事情，知道的一清二楚。他就有这个本事，拣到的家具全都是八成新，像模像样，有的还是挺时髦的样式。他爱看书，但嫌贵，从来不买，周末别人都出去郊游了，他常常钻进图书馆，一泡就是一整天，按他的说法是“这些公共设施是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来养着的。我交税了，就应该充分利用，不然税钱不就白糟践了嘛！何必还要自己掏钱买书？这就是美国的好处。”除此以外他没什么特别的爱好，连电影都很少看，偶尔看一次，必找那有很多放映厅的电影院，买一张票进去，至少得看三场电影，看到眼睛通红。他跟我说过，他最省的时候，一个月除了房租外只花了六十块钱。我的天！一个月光汽油费也不止这么点钱，真不知道他是怎么过的日子。
　　我一直不大了解他的经济状况。从我们那次在超级市场里相遇到合伙开旅行社之前，中间隔了两年时间。这两年里他都在干什么？对我来说简直是个谜。当时我感到他雄心勃勃，很有自信。我问过他，他说做生意。问做什么生意？每次回答都不一样。“我那条船在卡亚俄卸货呢。卡亚俄知道吗？秘鲁的大港。”“卸什么货？”“援外的农机。中国还得支援第三世界呀！”要不就是：“最近正和日本人谈判呢。他们不是把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给买下来了吗？现在撑不住了，要找我谈。”“找你？”“我牵头啊！这是中国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大动作，谈成了轰动世界。”
　　一个张嘴就是上亿生意的人物，最后居然会主动找我这样的人合伙开旅行社，这中间的落差也未免太大了点儿。
　　他那么省吃俭用究竟是为什么？是天性如此呢，还是真没什么钱？或者两个因素都有一点儿？
　　不过，也不知怎么搞的，张嘴哭穷的反倒总是我，为了进一步压缩公司的开支，我在秘书小姐身上打起主意来了。
　　秘书小姐是上海人，眉清目秀，身材修长。她刚来的时候对我们非常殷勤，几个月下来，对公司的状况了如指掌，知道前景不妙，虽然表面上还是很客气，但一股子瞧不起的神情就在这客气里露出来了。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个。
　　有一天我和大明坐在办公室里聊天。我爱喝茶，尤其聊得高兴的时候，一壶接一壶。秘书小姐刚来时为了讨好我，抢着给我倒水，慢慢成了习惯。现在她有点不耐烦了，在给我续到第三壶水的时候，她笑嘻嘻地说：
　　“哟，刘老板喝茶比毛主席喝得还凶哎！”
　　大明听了，放声大笑，笑得椅子都直叫唤。
　　我借着这件事，和大明密谋起来。我说，这样的人，每月付她一千多，太浪费了，不如辞了她给咱们省点儿钱。
　　他问我：“那找个什么样的？”
　　“不找了。咱们现在多紧哪！等以后赚了钱再说。”
　　“不行不行！”他说，“连个接电话的小姐都没有，那客人不更该觉得咱们是黑店了吗？”
　　我说：“现在不是撑面子的时候，能省就省，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死活不同意，说咱们将来是干大事的，这几个钱不算什么，用不着斤斤计较。我说这你可倒大方啊，再不计较计较，就得关门了！我费了不知多少口舌说服他，他又足足考虑了一个星期，总算同意了。
　　辞掉秘书小姐以后，我这个总裁就兼起了秘书的工作。每天，电话铃一响，我得赶紧嗽嗓子，然后拿起听筒，掐着脖子尖声尖气地说：
　　“哈罗，名流旅行社，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可不可以和刘总裁讲话？”
　　“当然。刘总裁在另一条线上，请稍候。”
　　说完我一按等候键，一阵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美妙乐声就传到客人的耳朵里了。我正襟危坐，故意让客人多等一会儿，好像刘总裁日理万机分身乏术似的，再咳嗽一声，接通电话，换用中气十足的洪亮嗓门喝道：
　　“你好！哪一位？”

3.


　　我们这个办公楼里有几十家小公司，五花八门，做什么的都有，因为地处洛杉矶的“小台北”地区，所以以华人居多。在我们办公室的斜对门，新开张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专办移民。律师是个美国人，叫理查德.罗怕逊，四十岁出头，高大漂亮，头上打蜡，看起来像个花花公子。他刚一来就挨门挨户向邻居自我介绍，请安问好。我还是头一回遇到这路人。他指着我门上的招牌，喜笑颜开地说：“哦，你是开旅行社的？以后我们可以合作了。”“合作？”我说，“合作什么？偷渡人口？”理查德放声大笑，“这可是笔大生意啊！”接着又说：“对了，我的助手也是中国人，我请她过来跟你认识。”不一会儿，他身后跟着一个小姐又返回来了。我见了不禁一惊：如此光彩照人的女孩儿，还真是不多见哩！我们互相交换了名片，我看了看，她叫周珊珊。我问她：“听你说话也是北京人？”“是，你呢？”“我也是啊。”“以后多关照啦！”说完她转身就走了。不知为什么，通常漂亮女孩对我都是爱搭不理的。多说几句话也用不着上税嘛，干嘛呀这是！
　　没过一分钟，她又回来了。
　　“你是‘人大’的吧？”
　　“我还是‘政协’的呢。”
　　她一笑。“人民大学。”
　　“不是。”
　　“你认识李小罐儿吗？”
　　“太认识啦。他是人大的。”
　　周珊珊立刻露出亲切的笑容。“我说我怎么瞧着你有点儿面熟呢。你还记得十年前去密云水库吗？”
　　“去的多了。你说的是哪一回？”
　　“俩诗人打架那回。”
　　“哦，你也去啦？”
　　“李小罐儿把我们院儿的一帮女孩儿都带去了。我还记得你拉架的时候脑袋上挨了诗人一酒瓶子，逗死了。”
　　天下真小啊！
　　不知怎么搞的，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参加过那次郊游的人。在芝加哥、纽约、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都有陌生人一见我就说“哦，你呀！见过见过，密云水库拉架的那位……”按说一辆大轿子车最多也就能装四十几个人，莫非车上的人如今都蹿到海外了不成？
　　这么一说，周珊珊的矜持就不见了，透着跟我是老相识的感觉。她主动告诉我，她来美国五年了，在国内学的是物理，来美后转了行，拿了个经济学硕士，“都是饿肚子的专业”。现在干的是移民法律这一行，跟专业毫不相干，“反正什么能赚钱干什么呗！”我也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她说早就知道我在美国，当年离开北京的时候，还想让李小罐介绍她跟我联系，小罐说，“听说他在纽约地铁站里打地铺呢，根本没有通信地址。”“有这么惨吗？”“操，好几个人都在那儿看见他了，他还给我一哥们找了一个黑人妓女呢。据说他在纽约那一片儿也叫响了，没他点头，哪个流浪汉也不敢随便在地铁里搭铺。”
　　周珊珊说：“我特傻，刚到纽约坐地铁时，还真注意过有没有你。可是我已经忘了你长什么样了。”
　　这帮流氓！我一边笑，一边目光炯炯地看她。
　　结束谈话时，我说：“找时间咱们一起吃个饭，好好聊聊。”我想我得趁热打铁，撞到枪口上的鸟儿绝不能就这么让她飞了。
　　她走了以后，我琢磨了好久：这么漂亮的女孩儿，我当年在密云水库怎么就一点儿印象都没有呢？莫非在这十年间她一下子长开了、出落了，不引人注目的过去，就像一层蛇皮似的蜕了下来，成了个大美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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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后，我在楼道里遇上了周珊珊。
　　“今天晚上有空没有，一起吃个饭？”
　　“好啊。”
　　我们去的是山谷大道上一家日本料理店。老板是兄弟俩，台湾人，小个子。因为是常客，所以都认识我。客人基本上都是华人。
　　一掀布帘子，里面立刻响起一片不标准的日本话“欢迎光临”，老板见我带了个陌生的漂亮小姐，精神大振，一个劲儿冲我挤眉弄眼。弟弟皮特嗓音嘹亮，震得满屋子山响：“带溜子喽——”这是他跟我们这几个大陆的弟兄学的，见到我就喊。
　　“为什么海内外华人都叫你溜子啊？”周珊珊问。
　　“是啊，这你就得问李小罐儿他们了。据这帮流氓解释，既不是因为我姓刘，也不是排行老六，他们说，是空子，就不敢来闯威虎山了，所以，我肯定是个溜子，不是个空子。至于空子……”
　　“什么乱七八糟的，神经病！”
　　周珊珊熟练地点菜。问她喝什么，她说你喝什么我就喝什么。
　　“清酒吧。”我对女侍说。
　　“撒开——”女侍叫道。
　　“撒开——”皮特又是嘹亮的一嗓子。
　　“撒开——”厨房里传出遥远的回应。
　　“这儿怎么跟土匪窝似的。”周珊珊笑道。
　　“是啊，都是溜子嘛，没有空子，你也是溜子，嘿嘿……”我干笑了两声。
　　突然觉得有点窘，不知该说什么好。我这人笨就笨在这儿，平时嘴皮子利索着呢，可一到关键时刻，武功全废。怪不得大明说我是废物。
　　“嗳，现在那俩诗人怎么样了？”周珊珊掌握了局面。
　　“都在外头呢。砸我一酒瓶子的那位在欧洲各国乱蹿，另一个在加拿大，连刷盘子的工作都找不到。”
　　“他们那次打架是为了一个女孩子吧？”
　　“嗨，他们里边热闹大了，讲不清。”
　　“你好像认识不少文艺界的人？”
　　“那时候年轻，谈谈艺术谈谈人生，附庸风雅嘛。现在上岁数了，那个劲儿早过去了，就跟小孩儿出麻疹似的。”
　　周珊珊笑起来。“得了吧，上什么岁数啊，你不是和李小罐一样大吗？”
　　“是啊，三十三。”
　　“你太太呢？”
　　“太太？我哪儿有太太啊！”
　　“离婚了？”
　　“我倒想离一回试试。”
　　“你是花心花棍，没花够呢。”
　　“瞧您说的！根本就没人愿意跟我。”
　　“从来就没有过那种感觉吗？”
　　“什么感觉？”
　　“就是想跟一个人白头到老的那种感觉。”
　　我不由得认真想了想。“总共两个吧。跟两个女孩儿有过这方面的意思，但都没成功，这就像……”
　　我的思路忽然一跳：好家伙！这哪儿是我跟她调情啊，分明变成了向她坦白交代、诉说心中烦恼了嘛！好厉害的周珊珊！她用连连提问的方式，牢牢控制着谈话的主动权，我是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三下两下，就把我逼得像个正人君子了。
　　可能还是因为我太老实了。不知钱大明遇到这种局面是怎么处理的，也许他根本就不允许出现这样的局面。
　　女人的心机好深哪！几句话问下来，不但摸到了我的个性，还拉出了一张我的个人简历表。不失亲切，又把界线划得清清楚楚，免得我越了界，大家都尴尬。等我悟过来时，自己已经入了套儿了，悔之晚矣。
　　也许换了大明，他会这么回答：
　　“那俩诗人还和十年前一样，满世界泡妞儿，有土妞儿，也有洋妞儿，有河蟹，也有海蟹……”
　　“他们那次打架是为了一个女孩子吧？”
　　“操，男人打架，哪一次不是为了女人哪！”
　　“你不是跟李小罐一样大吗？”
　　“干什么？你想嫁给我呀？”
　　“你太太呢？”
　　“在家喂孩子呢！她绝不会知道我现在正跟一个漂亮小姐吃晚饭，而且吃完饭，说不定还有别的节目……”
　　对这样的男人，周珊珊之流会怎么应付呢？别担心，她们有的是办法！不过所谓谁胜谁负的问题，主动权掌握在谁手上的问题，恐怕一时也就难见分晓了吧。
　　“你怎么不说话了？”周珊珊问，笑得有几分诡秘。
　　“我有心事。”
　　“什么心事？”
　　“我在想，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儿，我怎么做，才能赢得你的好感。”对头！一次突破性的尝试。单刀直入，省了中间多少麻烦事呀。
　　“想好了吗？”她一点也不慌。
　　“还没有。也许我该说，我特别有钱……”
　　“是吗？”嘲讽地。
　　“当然这搁别人身上有效，搁你身上就无效了。也把你看得太俗了哈？”
　　“我本来就俗嘛。”
　　“我这人吧，心眼儿好，为人厚道，要多老实有多老实。你说我是不是太老实了？”
　　“你呀……”
　　“告诉你吧我是貌似忠厚内藏奸诈……”
　　“有那贼心没那贼胆。”
　　二比0！我又输一局。
　　“干杯！”我说。
　　周珊珊一口就喝干了盅里的酒，看得出来酒量不小。喝过酒以后，肤色微红，目光明亮，更显得光彩照人。我真忍不住想伸手摸摸她。
　　“你知道吗？”她说，“我结过婚……”
　　“哦。”
　　“所以我对男人太了解了。”
　　“你指的是……”
　　“在我脑子里，把男人都分好类了，好像装在卡片盒里的卡片，遇到你这样的，我立刻就能判断出属于哪类的，好比是B类的吧，我哗啦把B卡片盒拉出来，一查，准没错。再把你做张卡片，放在B盒里……你知道吧，没有不在我这些卡片盒里的。”
　　我操，这简直是挑战了！
　　“你离过几次婚哪？”
　　“一次。”
　　“跟多少男人睡过觉？有二十个吗？”
　　“你喝多了吧？”
　　“才一次婚、二十个男人，你就敢放这种狂话啦？我告诉你……”这时，门口的布帘一掀，钱大明进来了。

4.

　　真倒霉！刚和周珊珊聊出点意思来，这厮一来，准得搅局。因为贵，他是从来不吃日本餐馆的，今天又是犯什么神经病呢？
　　只见大明一脸喜色，身前一个二十多岁、打扮入时的女郎引路，后面，跟着两个面目熏黑、呆头呆脑的中年汉子。他眼睛一扫，就把我给逮着了。
　　“瞧见没有？我们公司的刘总裁在里边恭候多时了，快请进！”
　　这小子搞什么名堂！我站了起来。
　　大明把那俩汉子推在前面，给我们作了介绍。一个是陈主任，一个是马局长，全穿西服，但都鼓鼓囊囊不合身，颜色是屎黄、与周围的色彩一衬，显得特别跳。头发都很长，油腻不洗，趴趴着贴在脑门儿上，一看就知道是从国内来的出差干部。
　　那个时髦女郎叫MICHELLE，台湾人，“出差干部”都管她叫米雪儿。
　　她凑得近近地对我说：“刘总裁，久仰了耶！”
　　我也把周珊珊介绍给他们，说她是洛杉矶有名的移民律师。
　　马局长递给我一张名片，我看了看，写的是东北某市的文化局副局长。他问我：“刘老总也是咱们国内来的吗？”
　　“是啊，北京。喝什么？”
　　“喝什么呀……”他呲着牙乐起来。“陈主任您喝什么？”
　　“随意，随意。”陈主任像块搓板儿似的靠在椅背上，满脸“不卑不亢”的“外事纪律”。
　　“皮特，两瓶五粮液。”我喊道。
　　“五粮液——”皮特的声音像牧歌一样嘹亮。
　　大明开抡了：“我们刘总搞旅游多年了，去年被评为全美十大杰出华人之一，在美国旅游业影响很大，在商界、政界也有很多朋友，像加州州长威尔逊，跟他好得一塌糊涂，每隔两个礼拜准得见一次面，一块儿打高尔夫球……”
　　“也不一定，”我说。“有时候威尔逊太忙，仨礼拜见一次。”
　　马局长说：“我们和刘总、钱总是初次打交道，希望能长期合作。”
　　“那是，那是。”
　　“能不能请刘总介绍一下贵公司的规模？”
　　“规模呀……”我一个劲儿拿眼睛看大明，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钱总你没给马局长和陈主任介绍情况吗？”
　　“还没来得及。”大明说。
　　“规模……哎呀，中文里规模这两字是什么意思我还真有点儿忘了，老不用了嘛……规模，你是问有多少员工？”
　　“对。包括这个。”
　　“你问的是总社呢，还是分社？”
　　“总社吧……”
　　“总社！正式员工四十二名，PARTTIME的——也就是半职人员，十八名。总经理办公室以下，设五个部，即业务部、财务部、公关部、交通运输部、后勤部……”
　　“业务部下设北美分部、欧洲分部、亚太分部，亚太分部内又有专管培训招商的科室。”大明补充道。
　　“对，科室，我们叫‘课’啦，这是跟日本人学的，特高课嘛，实际上相当于咱们国内的科一级，从行政级别上来讲，课长大概是十五级吧。因为我们名流旅行社总的看来相当于一个部级单位，是直属美国国务……”大明在桌子底下狠狠踹了我一脚。
　　“喝酒，喝酒。掌柜的，怎么还不上菜呀？”他胡乱嚷道。周珊珊假装擦嘴，用餐巾捂着嘴巴笑得直咳嗽。
　　我朝大明使了个眼色，佯称要出去抽烟（加州法律禁止在餐厅内吸烟），一起离开了餐桌。
　　一到外面，我就跟大明急了：“你这弄的是什么嘛，也不先打个招呼，我都出汗啦！”
　　大明神采飞扬，尽量压着嗓门告诉我：“财神来啦！”
　　“哪儿呢？”
　　他朝餐厅里努努嘴：“马局长他们……”
　　“哥们儿，那是文化局哎！咱们总不能把东北大秧歌引进到美国来吧？”
　　“现在一两句话也说不清，你就甭管了。把他们丫的灌醉了，再拉到夜总会，找几个小姐招呼一气，就齐活啦！”
　　“那姓陈的是干嘛的？”
　　“政策研究室主任。”
　　“你怎么尽弄点儿党政干部来呀！咱们‘名流’需要的是钱，不是加强政治工作。”
　　“行了行了，赶紧进去，时间长了他们该犯嘀咕了。别瞧他们土头土脑，心眼儿多着呢。”
　　走到门口，大明又使劲拍了我后背一巴掌。“溜子，你这个‘托儿’当得没治了，虽然长得鼠霉点儿，还挺有派头，侃起来比我胆儿还大。”
　　“谁他妈鼠霉呀，你丫才鼠霉呢！”说着我一脚就把他踹进餐厅。

　　　　　　　　　※　　　　　　　 ※　　　　　　　　 ※

　　那俩东北老哥一见酒，眼睛都绿了，三杯下肚，原形毕露。陈主任完全解除了武装，两只眼珠子在周珊珊身上叽哩咕噜转，说：“周律师，你经办移民业务、促进中美人才交流，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们有良好的合作前景。毛主席早就对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你们美国不是收容难民吗？我们中国有八亿人口，千分之一就是八十万，先给你们千分之一，好不好啊？据说尼克松总统回去后，和基辛格博士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调整了政策，还给美国国会打了报告。他们哪里知道，那不过是我们毛主席的伟大幽默。历史上，我们东北也是一个移民地区，北方各少数民族，匈奴人，羌人、女真人、白俄罗斯人，先后移民到这里，和汉民族长期融合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我们市，地处中苏边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倚长白山脉，南临松辽平原，上有松花江、鸭绿江，乌苏里江，下有黑河，辽河、绥芬河，水道交错，土地肥美。我们东北人热情好客，广交朋友，给外商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策，具有立项快，报批快，效益高的‘两快一高’优势，采取市，县，乡，村‘一条龙’作业，保证账目清，产权清、条块清、门前清的‘四个清’原则……”
　　确实是“门前清”，两瓶五粮液已经喝得精光。马局长岿然不动，陈主任虽然话挺多，但看起来还有个半斤的量。
　　大明问他们：“吃好了吗？”
　　“吃好了，吃好了。”
　　“咱们换个地方？”
　　“去哪儿？”马局长问。
　　“夜总会坐坐。”
　　“有脱衣舞吗？”陈主任问。
　　“没有。想看吗？”
　　陈主任说：“坚决不看。所以我要先问清楚。”
　　马局长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说：“这次出来，我们陈主任是领队，反复强调外事纪律。就是对你们，刚开始也是当外宾对待的……”
　　陈主任说：“刘总、钱总是自己人，一家不说两家话，在你们面前是可以随便的。但是美国社会很复杂，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这一点要坚持。”
　　“对，对，我就是这意思……”马局长悻悻地说。
　　我推说还要跟周珊珊谈点业务，和两位领导热烈地握手告别。米雪儿趴在我耳朵边说：“刘总裁，一会儿见哦！”然后挤着眼睛，笑眯眯地随他们出去了。
　　“拉革命干部下水！”周珊珊笑着总结道。
　　“现在国内夜总会，酒廊比美国多得多，人家是久经考验了，还能经不住这点儿糖衣炮弹？”
　　“你们要跟他们做生意？”
　　“我哪儿知道啊！”

　　　　　　　　　※　　　　　　　 ※　　　　　　　　 ※

　　第二天早晨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大明已经在那儿忙开了。他的亢奋状态有增无减，说话颠三倒四，一个劲喊要发啦！经我反复诘问，才算弄明白来龙去脉。
　　是这么回事：那两位东北干部，是带着一个赴美招商考察团来的，一共十几个人，除了洛杉矶以外，还要去旧金山，纽约、华盛顿。说是招商考查，其实跟公费旅游差不多。负责安排他们在美国全程的，是此地一个香港商人。而台湾小姐米雪儿，就在那位商人的公司里打工。也不知道大明用了什么办法，把米雪儿发展成了自己的“内线”，一打听，敢情这里边还真有不少钱可赚。于是他让米雪儿背着自己的老板（那位香港商人是严密封锁其他商人与这些东北人接触的），偷偷将陈主任和马局长带出来，见了面。
　　“那俩傻冒昨天玩儿得特别高兴，”大明道。“说来美国十天了，这才头一回像是在美国。那香港人狠宰他们，每天给他们吃速食面，住的是洛杉矶最便宜的汽车旅馆，反正钱一进口袋，原来的承诺就都没影儿了。昨天在‘花月’，我把最漂亮的几个小姐全叫来了，其中有俩混血，一人傍一个，把他们哄得五迷三道。马局长抱着小姐还跳探戈呢，跟他妈摔跤似的。陈主任吐了一地，害得我多给了一百块小费。”
　　据大明说，结账的时候付了九百多，他们都看见了。陈主任直问是不是公司报销？大明说公司就是我们自己的，又不是国营的，报不报都一样。结果他们感动得仰天长叹，说钱总你真是个豪杰啊！那位刘总虽然面相恶点儿但也挺够朋友（这句话准是大明这厮自己编的）。这趟来我们是上当了，没办法了，但我们地区还会有几个团要来，都交给你们做。陈主任说不是吹牛，我在市里还是说话算数的，你等着吧，等着数票子吧……大明说：“现在好多中国人都做这个生意。京生他们去年一共接了快两千人次，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净赚一百万美元。乐疯了他们丫的了！这一百万对咱‘名流联合体’来说虽是个小数目，可是也值得一做吧？”
　　“废话！太值得了！”我说。“不过，真能赚那么多吗？”
　　他微微一笑，心里那股子得意没留神就全露出来了：“实话告诉你，我搞调研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对这里边的事情了如指掌，只不过时机没到，一直没跟你说。你以为我这几个月干嘛去了？整天在外头泡妞儿啊？开玩笑！”
　　说罢，他拿过计算器来，为我细细地算了一笔细账，钱数一出来，我也乐了。还真有门儿！
　　“怎么样？”他问我。
　　“要得。”
　　“咱们是中国人，还得吃中国这碗饭。在美国哪儿有咱们的戏唱啊！像现在这样，在华人圈子里苦哈哈地挣点儿钱，不是受洋罪嘛！”
　　“此话甚是有理。”
　　办公室里有一种过节似的气氛。我们聊了很久，我觉得他说的话句句中听。
　　他也真会利用机会，趁着我高兴，提出将精明能干的米雪儿挖到我们“名流”来，他列出来对我们有利的好处有十条之多，我都反驳不过来了。最后，我提出两个问题请他给予明确答复：
　　“你和这小姐是不是有一腿？”
　　“向毛主席保证：没有！”
　　“谁给我沏茶呀？”
　　“当然是她啦。”

　　　　　　　　　※　　　　　　　 ※　　　　　　　　 ※

　　米雪儿第一天来上班时，穿了一袭黑色无袖长裙，袒胸露背，再加上她娇声浅笑的作派，十足的风尘味道。“米雪儿，”我说，“咱们能不能不搞的这么性感？”
　　“哇，刘总裁喜欢比较保守一点哎……”
　　“思想上用不着保守，着装还是严肃点儿好，这是上班。”
　　“哇，你们大陆人经常说‘思想上’怎么怎么样，‘行动上’又怎么怎么样，好有水准哎！”
　　“思想上不用保守的意思就是你对我不用保守，越开放越好，大胆一点，泼辣一点，明白了吗？”
　　“哇，刘总裁的国语好好听哎！”她倒挺会打岔！
　　“你哇什么哇？再哇我非哇了你不可！”

5.


　　理查德.罗伯逊律师事务所一共只有两个人，就是理查德和周珊珊。但他们的生意很红火，主要的客人，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两年从国内来的人越来越多，以前，像我来美国的时候，一是人数没那么多，二是来的人比较单纯，主要是留学生。现在可好，什么人都有，而且以什么方式来的都有（这还不包括偷渡来的福建船民），其中尤其以商务签证来的居多。任是什么秃人瞎鬼，都能弄个经理身份的证明，来美国“开展商务活动”。其实来了就不走了，要找律师把身份转变成学生或者别的什么。还有的更狂，一来就在这儿成立“跨国公司”的美国分公司，虽然只是个哄骗移民局的空壳子，甚至有的连公司地址都是“借”来的。这些，也都要找律师办。
　　中国的经济上去了，来的人也和我们当年不一样，底气特充足，口气大得要命，都是要做大生意的。说起来，好像一个个在国内都是了不得的人物，上通中南海，下边勾着地痞流氓，没有办不成的事，听着都吓人。他们也确实有钱，我来美国的时候，兜里只有一百多美元，其中还有一半是忘了谁给我的港币，现在的人，最差的也都带着一两万美元，有的人来了以后马上就买房子买地，据说阿凯蒂亚的高级住宅，几十万上百万的房子，已经不知道有多少被国内的大款买下来了，他们不熟悉当地的法律，以为树是自家的了想锯就锯、想砍就砍，或者在院子外面起一堵高大的围墙……这些行为已引起社区其他居民的抗议。
　　金钱这玩艺儿是通过多么复杂的渠道，在太平洋两岸来回流通啊。它既满足了那些想要成为美国永久居民的人的愿望，又填满了好多律师的腰包。人们每天满脸焦灼、忙忙碌碌，就为的是玩儿命挤进这个渠道，成为当中的一个环节。
　　钱大明有一个癖好，喜欢对世界进行总结归纳，经常制造一些概括性极强的“名言”，比如他说：“美国有三种人最坏——汽车修理工、牙医和律师。譬如律师吧，本来两口子打架，劝劝就又和了，到了律师那儿，他非给你弄离了不可，不然他怎么赚钱哪。”可没过多久，他就和理查德.罗伯逊成了朋友，打得火热。
　　理查德这个人，按北京话说是属于“急茬儿”的，干什么都快，给人的感觉老是嗖嗖的。做任何事都很认真，但不一定能认真到点儿上，往往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把周珊珊指使得团团转，他经常往外跑，有时候是听说哪里需要律师义务服务。比如说给难民免费办案子，他特别热衷于此；有时他不说去干嘛，周珊珊也不问。不外出的时候，就咚咚咚在楼道里跑，真不知道跑什么？只要我们办公室的门开着，他肯定要停下来，很有礼貌地在门上敲两下，聊几句。“怎么？你们还没去福建组织偷渡‘人蛇’？我正等着帮他们打官司呢。”
　　钱大明就这么跟他搭上了。
　　“我是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和你学的是一个专业。”他告诉理查德，“北大就相当于美国的哈佛。”
　　“是吗？”理查德眨巴着眼睛说，“中国有法吗？”
　　“废话！我在中国的时候天天给报纸写专栏，宣传法制。”
　　“中国有报纸？”
　　我在旁边听着都快气疯了，可大明不动声色，照样嘻嘻哈哈。
　　“你太嫩，”事后他对我说，“见了送松人拢不住火儿，那不行。往深了说，还是因为你在他们面前有自卑感，所以特别容易受伤害。我不生气，就因为我觉得我比洋人优越，我俯视他们，懂吗？这是智力的优越，中国人聪明啊！”
　　“那你不搭理他们不就行了吗？”
　　“干嘛不搭理呀！这是美国，他们是主流。再说他们有很多长处，中国人得学，而且洋人单纯，直肠子，人好。中国人多狡诈呀，张嘴就是骗人，像刚才我说什么北大法律系毕业，写专栏等等，其实也不是故意骗他，说谎说惯了，扳不过来……唉，中国啊，五千年文明，也就是最近这一百多年混得不好，正好让咱们这拨儿人赶上了。下辈子中国强大了，西方衰落了，咱们很可能又托生成洋人了，老赶不到点儿！”

　　　　　　　　　※　　　　　　　 ※　　　　　　　　 ※

　　周珊珊对这两个人之间的交往觉得不可理解。
　　“他们俩怎么居然搞到一块儿了！我这老板人是好人，但性格很怪，一根筋，特别固执。也不能说他歧视中国人，但他骨子里那种白人的傲慢，再加上对中国的无知，简直让人受不了。钱大明真有两下子，能跟他合得来！”
　　听了她的话，我一琢磨，觉得她本人也挺有两下子的：她和这位一根筋的老板，不也合作得不错吗？据她说，来他们这里的中国客人，大部分是她“搞来的”，她除了一份固定的工资外，每介绍一位客人，也都拿一定比例的分成。而且理查德虽是法学博士，但开业时间不长，好多具体的业务，反而不如周珊珊的经验多。
　　理查德不在的时候，我经常到他们办公室去找周珊珊聊天。
　　她每次见面都要先挤兑我一番。
　　“哟，又到我们这儿干嘛来了？没生意了吧？”
　　“是啊。”
　　“那你快走吧，晦气传染，跟流行性感冒似的。”
　　“好运气也传染，治感冒。我到你这儿借点儿气。”
　　“借也没用，看你就不像要发财的。”
　　我又约了她几次吃晚饭，她有时很爽快，大部分时候却都找种种借口拒绝。有一次她说是要去圣地亚哥“联系业务”。当天傍晚我在我家附近的购物中心买东西时，却看见她和一个中年男人正在那里边逛，状似亲密。我没打招呼，事后也没向她提议这件事。
　　她好像交际很广，说起来，我认识的人里有好几个她都熟。晚上给她家里打电话很难找到她。
　　她和她前夫是在北京结的婚，她来留学一年多后，她丈夫作为探亲来的美国。关于他们离婚的原因，有好几种说法。有人说是她前夫不适应美国生活，老想回去，而她非常喜欢美国，说什么也不肯走，谈来谈去谈崩了。她前夫现在是两头跑，想做“国际贸易”，但是据说没混出什么名堂来。还有人说是她有了“第三者”，被她丈夫抓住了，闹得天翻地覆。她本来并不想离婚，但她丈夫要“宰了她”，一点转圜余地都没有了。
　　她说起自己这几年在美国的经历来，似乎感慨良深，但是使用的那些说法都是些老生常谈，什么文化冲突啦，奋斗啦。要给中国人争光啦，打进美国主流社会啦等等。听着真觉得不应该是容貌这么出众的女孩儿嘴里说的话，在这种时候我常常忍不住损她几句。
　　“行了行了，您这点事儿没什么了不起，所有中国留学生都受过这个，有的人比你惨多了，不也过来了吗？”
　　“是啊，我也没说我和别人不一样啊。大家都挺了不起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克服各种困难，立住了，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当然有成就感了，你没有吗？”
　　“没有。我是吃饱了混天黑，不懂什么叫成就感。”
　　“那你干什么来了？”
　　“我啊？我飘洋过海，寻求富国强兵的办法来了。”
　　周珊珊忍不住笑了一声，但立刻就变成冷笑，说：“你这种人的功夫全在嘴上，就会耍嘴皮子，来美国这么多年也改不了。”
　　“一口乡音，多好听啊！”

6.


　　周末的晚上，陈克文在家里搞了个PARTY，邀我去参加。他是把电话打到我家里，留的录音。根据他的说法，是“刚刚买了幢房子，请大家来玩一玩”，“人很清爽的，都在等级上，谈得来。”
　　陈克文是上海人，自称作家，喜欢和名人打交道。他办了份中文小报，专登中国大陆的名人轶事，居然广受欢迎。他人虽极瘦，但精力充沛，好像根本不睡觉。白天办报，夜里敲电脑写文章。他那间书房兼报社办公室，四壁全是一个一个的小方格子，跟国内大机关的收发室差不多，方格子里放满了从各种报刊书籍上复印下来的资料，内容无所不包。他写文章就像是配中药，每个草药匣子里都抓上一小把，放到锅里咕嘟咕嘟一熬，就齐活了，速度极快。他绝不怕别人了解他的“写作秘诀”，曾经郑重其事地向我传授过经验：“古人云天下文章一大抄，文章都是抄出未的，但抄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第一要抄得有水平，第二，还得有得可抄。就说我这满满一房间资料吧，在海外，有哪个比我更多的？”
　　他脑子快，手勤，狗鼻子，只要从哪里漏出一点味道，别人还浑然不觉呢，他早就蹿过去了，攒巴攒巴就是一本书“上下五千年，纵横八百里”，抡得天花乱坠，他就像满处下蛋的母鸡一样，两岸三地到处出书，光是我在洛杉矶的中文书店里看到的，就有：《十大元帅风云录：爱情篇》《小说作法十二讲》《性：只能做不能说吗？》《附耳低言俏悄话——给青春少女》《面部拉皮古今谈》《“文革”启示录》，还有的记不住名字了。在美国用中文写作的各类作家相当不少，能单靠卖文糊口的没有几个，像陈克文这样财源滚滚的，我孤陋寡闻，恐怕是独一份。
　　我小时候也玩儿过诗，后来在大学里不务正业，还油印过一本诗集，我在自序里宣称走的是“先锋实验一路”，朦胧得一塌糊涂。我当时的女友宋敏是这本诗集的头一位读者，读过之后，欣然命笔，在扉页上也题了一首诗，是这么写的——
　　爱情
　　把我的爱情
　　装进四十八号球鞋里
　　结果我的诗集在校园里风行一时，走到哪儿都有人过来跟我搭话：“小溜子，你那诗写得真棒，我最喜欢这两句：把我的爱情，装进……”
　　我初次和陈克文见面，是在朋友家里。他高谈阔论，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说实话，他侃得太乏味了。后来不知怎么谈到诗，我就抡多年前我听到的那点儿皮毛，胡吹了几句。他一听，腰板儿立刻就直了，说：“看来刘先生对诗歌还是很有研究的。”我的朋友开玩笑说我是“有名的诗人”，陈克文居然当了真。不出一个星期，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上，就登出了陈克文的宏文，题目是“从郭沫若到北岛——试论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轨迹”，洋洋洒洒万把字，观点全是我的酒后戏言，经他一写更加面目全非。文章里还直接引用了我的话，这样写道：“诚如中国大陆先锋诗人，现居洛城从事旅游业的刘小流所说：现代诗应具有直觉穿透力，在意象的纷繁转换中解构自我，面对意识形态的语言暴力和次文化话语霸权，以后设的后殖民文化姿态，破除前现代民族国家神话。”我的天！这是他妈什么鸟儿话呀？
　　陈克文的新家在一个山坡上，我绕了半天才找到。
　　他戴一副GIORGIOARMANI金框子圆眼镜，脸又长又尖，穿POLO牌T恤衫，在前厅里粘粘乎乎地摸着我的手，连连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他先带我参观楼上的卧房，一共四间，主卧房巨大，其中一面墙全部是镜子，拉开，里面是衣柜，楼下有一间书房，也是他一个人办的报纸的办公室，仍然像个大机关的收发室，传真机、复印机，电脑等等一应俱全。厨房带餐厅，地面和灶具擦得锃亮，长餐桌上摆满自助式食品：沙拉，干酪，炸鸡、火腿，牛排、小圆面包……以及纸杯盘和塑料刀叉。
　　我们最后来到客厅。那里已经坐了几位客人，陈克文一一为我介绍，他称我是“诗人”，名流旅行社的老板。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立刻说：“哦，久仰久仰，克文在文章里写过你。”她叫埃娃，航天工程师，长相一般，身材倒挺性感。一位女诗人，看不出年龄，反正不是老太婆就是了。一个留长胡子的中年男人，坐在沙发里岿然不动，有点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架势，据称是国画大师，还有一位非常神经质的女作家，一下子冲我笑，一下子又严肃得像个审判长，说话时面部肌肉和纤纤十指不停地抖动。
　　面对这么几块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虚应了一下，便走到客厅角落的吧台旁，倒了一杯威士忌，兑了水和冰块，靠在台子上慢慢喝。
　　只听陈克文用他那条小细嗓子说道：“我们华人就是不团结，互相看不起，互相拆台，都想当头头。这样一盘散沙，在美国社会是要吃亏的。”
　　女诗人道：“中国人不懂得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要在日常生活里一点一滴的实践的。拿我来说，作为一个诗人，灵感从哪里来？怎样获得一种自由的心态和宽松的写作环境？……”
　　“艺术家！”国画大师毅然打断她的话。嗓音之洪亮，中、之足，令我对他刮目相看。“艺术家是孤独的，任灵魂独往独来，不需要拉帮结派。我每天作画时面对的是什么？只面对我个体的自性，笔写高山大川，抒胸中块垒不平之气，其他的一切不CARE（关心）。”
　　“是的是的，大师说的对，金小姐说的也对。”陈克文说，“但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搞创作的每一个个体，都是自由的，但作为社会动物，艺术家上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我们搞大洛杉矶地区华人文联的目的，不是为了妨碍个人的创作，恰恰相反，倒是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它，我们形成一个团体，就可以以集团的力量，发挥更大的影响，打入美国主流社会……”
　　这时陈克文的太太走过来。我问她：“原来今天是要成立文联呀？”
　　“对呀。”
　　“那我在这儿多碍事啊。”
　　“没有啊，你是诗人嘛，你也是发起人。”
　　陈太太以前是部队文工团的花腔女高音，高头大马，眉目却很清秀，说话已经完全是台湾国语的腔调了。上海人真是学什么都快。
　　埃娃过来倒汽水，撩了我一眼。她穿紧身衣裙，腰已经不细了，胯部丰满，腿很长，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好像时装模特走的猫步。
　　“给我一点儿冰块好不好？”
　　我拿过装冰块的罐子，给她夹了几块冰。
　　“刘先生，你们卖的机票便宜不便宜呀？”
　　“全洛杉矶最便宜的。”
　　“这样啊？香港往返多少钱？”
　　我胡乱报了个价。
　　“那我买机票可要找你哦。”
　　“好啊，什么时候？”
　　“还没定，我计划里要回国一次，走香港。”
　　这不是废话嘛！
　　“你的名片给我一张好不好？”她问。
　　我们交换了名片。她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写上了家里的电话。我一看，也把我家的电话号码写给她。
　　陈太太说：“埃娃是我的死党，以前在俄亥俄读书，刚来洛杉矶，没什么朋友，以后请刘老板多关照哦。”
　　我说：“没问题，我的专长就是安慰那些寂寞受伤的心灵。”
　　她俩笑成一团。
　　埃娃目光灼灼地问：“怎么安慰？”
　　“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掰开了揉碎了，就像电熨斗一样保证熨得平平展展，服服帖帖。”
　　又是笑。陈太太说：“北京人说话就是有意思，幽默的咧……”埃娃说：“我也会说北京话：今儿天儿您儿吃儿什么？”
　　我说：“我今儿吃的是香蕉苹果大鸭梨，菠萝罐头大川桔，铁蚕豆、葵花子儿，要喝凉的有汽水儿……”

　　　　　　　　　※　　　　　　　 ※　　　　　　　　 ※

　　陆陆续续还有客人来，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令我意外的是周珊珊也来了，她穿一件白色真丝短袖衫，黑色的背带裤，长发飘飘，显得特别年轻。
　　我向陈太太和埃娃说了声“对不起”，端着酒杯迎过去。
　　“看来你是洛杉矶一大交际花呀！”
　　“少来吧你！看样子你是来参加洛杉矶文联的喽！”语调里充满了周珊珊式讥讽。
　　“是又怎么样？”
　　“你不是说年轻时是附庸风雅，现在已经出完麻疹了吗？”
　　“没有啊，病菌一来又发啦……”
　　正待说下去，只见“关云长”大步流星地奔过来：“嗨，珊珊，好久不见，HOWAREYOU？”
　　“IAMFINE”
　　走近以后，两人非常熟练地伸开双臂拥抱。关云长像抓小鸡子似的搂住周珊珊，一只手在她背上啪啪拍得山响。
　　这时我才发现国画大师非常高，手有簸箕大小，他低着头，与周珊珊凑得很近，像个低音喇叭似的说着话，态度亲昵。周珊珊眼睛放光，撩着云皮一眨一眨地看他。她说什么我听不清，但浅笑声声，显见得关系非比寻常。
　　我闷闷地回到吧台，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加冰和水的威士忌。
　　只听陈克文啪啪啪拍了几下巴掌，高声说道：“各位朋友！今天，是大洛杉矶地区华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筹备会议。谢谢诸位光临！在座的，都将成为文联的发起人，也就是说，参与了美国华人移民史上的一件盛事。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路是我们走出来的。我们新移民，在国内都是精英，文化素养高，学有专长，人才济济，那么，我们就要拿出新移民的新姿态来，开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
　　一大通演讲之后，就是余兴表演。看来陈克文为今天的“会议”早已筹备多时了。头一个是他太太，正宗花腔女高音，她脸上露出职业性的微笑，略一鞠躬，坐到钢琴前，一个轮指，声压四座——``
　　啊——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开了花，
　　万年的枯藤发了芽，发了芽，
　　如今咱聋哑人嗯说呀说了哦话，
　　啊——
　　感谢毛主席的恩情大，恩情大……``
　　这都是什么年头的歌了！想当年我为了练开头那段花腔，鬼哭狼嚎，差点儿没让邻居扭送公安局。
　　接下来是女诗人金子小姐朗诵。她声称是有感而发，即兴写了一首诗。只见她右手紧攥着一张纸片，像红卫兵手捧红宝书似的握在胸前，站在当中，长时间地酝酿情绪。因为可以仔细盯着她看看，才发现她并不老，只不过由于满脸沧桑，苦大仇深的样子，显得有把年纪罢了。突然，银铃般的声音响了起来：``
　　民主！民主！
　　破碎的煤层
　　黑色的太阳
　　那冷漠而孤零零的
　　是我的心吗``
　　民主！民主！
　　费拉达菲亚钟声悠扬
　　泰晤士河水淹过脚面
　　公社的墙还在吗
　　而呐喊像一群群黑色的乌鸦
　　在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上
　　盘旋``
　　朗诵完了，女诗人神情冲动，半天没缓过劲来，喝了一口葡萄酒压了压惊，才说：“后边还有四段呢，时间关系，对不起了，发表后大家再看吧！”
　　我站在人群外面，见周珊珊过来，便招呼了她一声，说：“哎，我这儿也得了一首诗，是献给你的。”然后我学着女诗人的样子，右手抓在胸前，声音低沉地朗诵道：“爱情……把我的爱情，装进，四十八号臭球鞋里。”
　　周珊珊一甩头发，控制住笑，说：“傻不傻呀？”
　　“诗人都有点儿傻，普希金也好，马雅可夫斯基也好，赫鲁晓夫也好……”
　　“小克也好。”
　　“小克是谁啊？”
　　“克林顿。”
　　“哦，他不写诗，他是吹萨克斯的。”
　　周珊珊说：“我也写了首诗。”
　　“好啊，交流交流。”
　　“把我的爱情，装进，曼哈顿四十二街的，阴沟里。”
　　我说：“俗，太俗了！拿曼哈顿吓唬谁呀？你再写这么俗的玩艺儿，我跟你急！”

　　　　　　　　　※　　　　　　　 ※　　　　　　　　 ※

　　节目表演以后，客厅的灯光给调得暗暗的，开始跳舞。在旁边的餐厅里，几个核心人物围着长桌商讨成立文联的具体事宜。陈克文非把我拉过去发表意见。
　　我说：“要给中国文联、香港文协，台湾的叫文什么？统统发电，共商弘扬中国文化之大计。美国有文联吗？”
　　“好像没有。”
　　“那就跟美国文化部联系。”
　　“也没有文化部。”
　　“操，美国怎么这么落后啊，连个文化部都没有！中宣部呢？更没有了吧？那就不理他们丫的了。”
　　说完我就走开了。
　　我靠着吧台喝不知是第几杯威士忌时，埃娃出现在我旁边。
　　“这个曲子好美哎，你听过吗？”她问我。
　　我看了看她，放下杯子，请她跳舞。
　　她的身体非常柔软，舞步轻盈，散发着淡淡的香水味道。
　　她说：“我刚才听见你朗诵诗了。”
　　“是吗？感觉如何？”
　　“很棒哦。”
　　“你还真有段数啊，一般人没受过读现代诗的训练，都听不懂。”
　　“蛮奇特的，别人不敢这么写。”
　　“你看看，越说越专业。茫茫人海何处觅知音哪，原来就在眼前。”
　　她吃吃地笑个不停，我把她拉得更近一些。
　　请周珊珊跳舞的人很多，我只逮着一次机会。和神经质的女作家也跳了一曲，她很僵硬，也不爱搭理我，女诗人金子小姐舞姿疯狂，我瞧着都害怕，没敢邀她。基本上都是和埃娃在跳，我说什么她都笑，不可笑的话也笑，后来我给她调了一杯马提尼，她一饮而尽，豪情万丈地说，我们一人来一杯，干！我说马提尼太厉害，我已经喝了这么多威士忌，再一掺马提尼，非倒不可。她说那你就还喝威土忌，给我来马提尼，我们碰了杯，一口喝干。我握着她的手，说你真是女中豪杰。
　　人开始散去了，大家都在和陈克文夫妇告辞。他俩满脸喜色，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外。我上了车，点着火，周围雾气重重。这时有人敲我的车窗，我摇下窗子——是埃娃。
　　“我不认识路了，我是第一次来。”她脸伸到窗口，说。
　　“从这儿上高速公路就行。”
　　“怎么才能上高速公路啊？这里的路好乱……”
　　“那你跟在我后面吧。”
　　“这样啊？我跟丢了呢？”
　　这会儿我已经很明白了，故意说：“丢就丢了呗，找个汽车旅馆……”
　　她什么也不说，一个劲儿笑。
　　我下了车，锁好，和她一起朝她的车走去。
　　“我的车晚上放这儿没关系吧？”我说。
　　“应该没关系吧。”
　　她开的是一辆丰田跑年，我坐在她旁边，关好门，系上安全带，她眼睛不看我，还是笑。我摸摸她放在方向盘上的纤纤细指，说道：“OK，开路一马司！”

7.


　　我和大明把希望都寄托在那两位东北干部身上，朝思募想，等着他们往我们的口袋里扔钱，本来说好了的：他们从美国回去以后，马上就和我们联系，可一个多月过去了，音讯全无。往那边挂电话，那鬼地方怎么也叫不通，好不容易通了一次，电话里面喀啦喀啦乱响，对方的声音小得要命，根本听不懂说什么。大明放下话筒以后一脸迷茫，说：“操，我怎么听着像俄语啊，这电话打到的苏联去了吧？”
　　他心里烦躁，就把气往我身上撒，说我正事不干，吃饱了撑的跟那帮傻逼瞎掺和搞什么鸟“文联”，“成立文联多不过瘾哪，你们干脆搞个国务院不就完了吗？……就你丫八百年前写的的那两句‘臭球鞋’那也叫诗？”“那不是我写的，是你的好朋友宋斌的妹妹宋敏胡诌的，她根本就不会写诗。”“那你就更惨啦！现在惟一流传下来的就是这两句吧？你的诗都到哪儿去了？”
　　米雪儿见我们俩互相怄气，好像自己难咎其责似的，一个劲儿检讨：“对不起，我当初没有看出来他们会吹牛，否则的话我不会介绍他们和你们认识。”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大明说，“是我让你把他们带出来的，你一点儿责任也没有，现在的人都这样儿，甩开腮帮子胡吹乱侃，没他妈一句实话。我早就应该料到这一点，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把双脚放到桌面上，一仰头，唱起来：``
　　米雪儿，我的宝贝
　　这些话放在一起是那么和谐
　　我的米雪儿``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
　　“哇！好好听哎！这是约翰.伦农六十年代的歌，好怀旧哎！”米雪儿说。
　　我继续唱：``
　　我想你我想你我想你
　　我想——你现在已经知道
　　我要想尽办法得到你``
　　大明说：“嘿，你倒像没事人似的，还唱起来了！公司弄成这样，你没责任呀？”
　　米雪儿说：“我最喜欢伦农的《昨天》，很伤感的哦！”
　　“是吗？那我介绍你参加文联吧。”我说。

　　　　　　　　　※　　　　　　　 ※　　　　　　　　 ※

　　米雪儿对我们这个小小的“名流”的重要性，因为她的一次休假而充分显露出未，第一天她打电话来说病了，我们都没在意：第二天还没来，我有点儿慌，我突然发现杂事多得不得了，忙得我四脚朝天，而这些以前都是由米雪儿做的，她把一应文件和单据也都收拾得井井有条，可是我却什么也找不着了。第三天，我和大明都意识到，“名流”缺了米雪儿，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了。我跟大明说，该不会是她觉得咱俩没出息，要跳槽了吧？大明说应该不会吧，我对她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没那么鼠目寸光。我说可她也绝不是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再说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太正常了，凭什么人家非得在咱们这棵树上吊死啊！大明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他往米雪儿家打电话，一直没人接，而且连电话答录机也没接上。直到下班的时候，大明急了，说别有什么意外吧？非要去她家看看。
　　米雪儿住在一栋公寓楼里，离公司不远，我们都是第一次来。敲了半天门，没人应，我说人不在，走吧。大明真有点慌，说在美国一个人死在公寓里几天没人发现，可不是稀罕事，万一呢？我说没那么严重吧。他说你这人真操蛋，这种事就得往最坏里想。说完拉着我就要去给警察打电话。就在这时，只听门锁咯嗒一响——里面有人！
　　大明叫了一声“米雪儿”，伸手推开了门。我们不由得一怔：只见米雪儿站在门厅里，蓬头垢面，穿着睡衣，脸上左眼一带有一块明显的青紫，显然是被人打的。她什么话也不说。侧了侧身，让我们迸了客厅。
　　这房间里除了几件客厅的家具以外，到处都是玩具动物：熊、狮子、狗、猴子、老虎……简直像个玩具动物园。墙上只挂了一幅照片：一个笑容甜蜜的小伙子，拿腔作势地靠在河边，背后是曼哈顿的高楼大厦。我们在堆满动物的沙发上挤出一个空，坐下来，米雪儿则坐在地毯上，她说冰箱里有喝的，请自己拿。我就去拿了几罐啤酒。大明一个劲儿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只是摇头，说没什么，别担心，我们喝着啤酒，好一会儿没说话。
　　看看天色已暗，我起身到厨房里翻了翻，食品不多，但也凑和够我们吃的了。我把几块猪排放在微波炉里解了冻，用酱油和料酒淹起来，打了一个生鸡蛋，涂在上面，用干面包屑一裹，放在煎锅里炸。有几块豆腐，放在一只大碗里，撒上葱花、盐和香油，一点点味精，吃的时候用筷子搅碎拌匀。整棵白菜切成两半，放在炒锅里，加一点水，几粒海米，白菜上面压一个盘子，煮熟以后，放盐，勾芡，大概就叫“开洋白菜”吧。又开了两听鱼罐头。
　　我们就在客厅的地毯上铺了一张桌布，改喝葡萄酒。他们俩居然吃得津津有味。米雪儿说：“大陆的男生都会做饭耶！我们台湾男生连厨房的门都不进，‘君子远疙厨’。”
　　一边吃一边聊，米雪儿逐渐松弛下来，断断续续给我们讲了不少她个人的事。

　　　　　　　　　※　　　　　　　 ※　　　　　　　　 ※

　　米雪儿三年前结过婚，这我们根本不知道，用大明的话说：别说结婚了，我还以为你是处女呢。
　　吉米，就是她的前夫，也是台湾人，在洛杉矶开一家发廊。她就是在发廊做头发时，认识吉米的。直到结婚的那天，她才知道吉米离过一次婚，前妻和儿子住在台北。吉米每年要付给他们赡养费，据他说，他生于富豪之家，离婚时很富有，所以法院判决的数目非常大，伤了元气。来美国后，投资房地产，又让朋友骗了，亏了血本，才开起发廊来。这故事是真是假，米雪儿到现在也没搞清。
　　“古米对女人很有办法的。”她的乌眼青的脸上焕发着光彩，情意绵绵地说：“这个人心比女人还细，无微不至，也很会缠人。所以我也不在乎他有没有钱，只要真心对我好就好。刚结婚的时候，也确实对我好，把我迷的呀……”
　　她至今还认为吉米是爱她的，“他的心是我的，跑不掉”，坏就坏在他有一个甩不掉的前妻。
　　“一开始，我先在电话账单上发现了问题：吉米差不多每星期都给台北的一个号码打电话，一通就是三、四十分钟。我也不响，就按照那个号码打过去，是一个女人接的。我说我是吉米的太太，那女人就骂起来，好凶哎！倒好像我做了什么错事。
　　“我问吉米，这是怎么回事？他装得很委屈，说都是为钱啦，那女人一天到晚缠着我要钱，我怎么可以被她敲诈？我要打电话骂她的！我问：为什么她说你要和她复婚？说是因为我缠住你不放，没办法。他说乱讲，乱讲，她疯了，简直是！那女人我躲还躲不及呢，怎么可能再找她！我说：她讲，你对我没兴趣，一个月只做爱一次，我想要小孩子，你就每次都避孕……这种事，不是你说她怎么会知道？吉米非常生气，说她真是个女妖精，你去信女妖精的话好了！你到底相信她还是相信我？后来他就痛哭流涕，说我真是前世作孽啊，遇到这么个克星，搞得我家破人散，背井离乡……我看他这样子，可怜他，就没有再说什么。”
　　没想到的是，大约半年后，吉米的前妻居然带着儿子移居洛杉矶了。有一段时间，吉米两头跑，白天在前妻那儿混，晚上回家过夜，这小子乐此不疲，精神反倒比过去振奋多了，对米雪儿呵护有加，性欲也大增，上了床就急急火火地要干。米雪儿非常陶醉，还以为是他从此改邪归正了呢。
　　是吉米发廊里的一个理发师小姐把这事捅给米雪儿的，她们俩是好朋友。
　　“她满风流的。”米雪儿说，“我们有时一起做一些……疯一疯吧，开开心。不瞒你们两位，我们有时去看三级片，有时去泡酒吧，和美国男孩子玩玩，她看上喜欢的，就跟人家去汽车旅馆开房间……
　　“有一天她约我去酒吧，借着酒力——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装的——她问我：吉米对你好不好？我说很好啊。她又问：那方面呢？我说也不错呀。一个星期几次？我说不一定哎，两三次，有时还多。她就拼命笑，说老板真了不起，这边两三次，那边至少也要两三次，饶不了他的。我说什么这边那边？什么意思？她故作惊讶，说咦？你还帮他瞒着呀，发廊里的人都知道了，都说老板有本事，一个人养两个老婆，好辛苦哎……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因为和吉米闹不合，故意说给我听的。她认为自己技术好，客人多，要求加薪，吉米不同意，两人弄得很僵，吵了几次。后来她就辞职了，自己开了个发廊，听说生意不错。我到现在还恨她，好像如果她不告诉我的话……反正我恨她。”
　　“说实话，”大明咂着嘴巴说，“这吉米还真有两下子，要是我还真招呼不过来——我不是指那方面啊，我是说时间的安排啦，两边儿怎么圆啦……在这些细节上我经常出错，一弄就露馅了，溜子你行吗？”
　　“我正在学习摸索阶段，需要多多借鉴兄弟单位的经验教训，摸着石头过河吧。”
　　“你们男人真的是好坏好坏耶！”米雪儿说。
　　米雪儿最后采取的手段，我听来觉得很笨，好像不是她这么聪明的女人能做出来的，可她本人到现在说起来还挺得意。
　　她说自己“特别沉得住气”，向公司请了假（利用一年一次的假期），对吉米，就说是公司把她辞了，所以要到发廊去学理发。她的目的是要整天泡在发廊里把吉米看死。同时，向发廊的人施展小恩小惠，从他们嘴里套东西，用小录音机录下来，作为吉米抵赖不掉的罪证，（结果她发现吉米经常把前妻和儿子带到发廊来，还亲自给前妻做头发。发廊的人都不说那女人什么坏话，吉米的一个心腹还当着她的面夸奖说：很温柔啊，像个大家闺秀，小孩子长得像妈妈，很漂亮很漂亮。气得米雪儿鼻子都冒烟了。）
　　吉米哪里看得住！要么借口去银行、邮局，或者去谈“大生意”，要么就趁她不注意往外溜，回来再编谎话。米雪儿也不是省油的灯，吉米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她，她开着车悄悄跟在他后面，找到了那女人住的公寓，有一天她正在外面“守候”，吉米带着母子俩有说有笑地出了门，开着车呼啸而去。那天她差点没疯了。
　　摊牌的时候到了，她自以为手里有了这么多证据，就能把自己的丈夫夺回来。
　　“我把发廊的人的谈话录音全部放了一遍，把他哪一天什么时候去了那个公寓，一条一条写清楚给他看，我想听他怎么解释、怎么辩白、怎么请求我原谅，可是我绝对、绝对没想到：他听完了看完了，冷冷一笑，说，你做的这些事情我都知道哎，既然这样子，只有离婚啦！钱，我没有，这你也知道，你想要发廊的话，全部给你，好不好？……
　　“我一听，一下了就昏过去了，真的是昏了，只觉得心口很闷，脑袋里缺氧，眼前就黑了。我设想了各种可能发生的状况，就是没想到他会这样对待我……我曾经想过决不离婚，这辈子就这么拖着他，不能让他如愿以偿。但后来也就想开了，何必把自己耽误了呢？”
　　最有意思的是，离婚以后，吉米仍然和她频繁地联系，他在电话里唉声叹气，情意绵绵，说自己有难言之隐，其实最爱的还是她。有人说他和前妻已经复婚了，但他对米雪儿坚决否认。离婚一年以后，他俩又恢复了性关系。
　　我问：是不是你们俩做起爱来特别好？
　　“是不错哟！可也不完全是因为这个。他骗过我，但我离不开他。我也讲不清到底为什么。反正我一见到他心就跳，就糊涂了，没办法……
　　“我也有试着找别的男人。”她说着一笑。“找了不少呢。各种各样的。我长得不算丑哦，到酒吧去坐一坐就会有人围着我转。我有过一夜风流的经验，说真的也不错哦！关系很简单，不用花心思。也有男人追求我，我也喜欢过别人。但是都不行。从来没有和吉米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我……我真是太贱了是不是？”
　　这次被打，她承认是吉米干的，但原因却怎么也不肯说，“我讲了这么多，心里已经舒服多了，好多死结不知不觉也解开了，你们就不要问了。”

　　　　　　　　　※　　　　　　　 ※　　　　　　　　 ※

　　我把喝空的啤酒罐在面前摆了一排，数了数，一共十六罐，再加上一瓶葡萄洒，今天真喝了不少，我这人不知怎么搞的，很喜欢刺探别人的隐情，却很少有人愿意向我倾诉，可能是一看我这副样子就信不过我吧。不过我还是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足资我对各类人物进行比较。我望了望墙上那幅大照片，那必定是发廊“廊主”吉米无疑了。哈！他的笑容真甜蜜呀！
　　大明晃晃悠悠地站起来，一边告辞，一边问米雪儿：“用不用我找那小子谈谈，警告警告他，如果他再打你的话？”
　　“不要哎，谢谢！”

8.

　　我和埃娃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星期以后了。那天我在她家和她睡过觉后，第二天她就出差去了纽约。这中间她从纽约打来过一次电话，我没在，她把话留在录音机里，“刘先生，你好吗？”我听着她软绵绵的声音，回忆着她全身赤裸的模样。“嗯……你不在吗？又去哪里花了？哈哈哈……你接电话好不好？我知道你在电话旁边呢。别让我显得那么傻……真不在？好吧，别忘了星期六来机场接我，谢啦！有时间给我回个电话，我的号码是……”我回了一个电话，是饭店总机转的，房间里没人。
　　星期六我如约把她接回家。她送了我一条意大利真丝领带，还是在纽约的梅西百货商店买的高级礼品哪！
　　“你送我领带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把我缠得死死的？”
　　“自作多情！”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你这个人真差劲！人家送你礼物，总要说一声谢谢吧？你可好，什么都没有，说话还这么难听！”
　　“真是，我自己都觉得丢人，我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其实满肚子深情厚意……”
　　埃娃噗哧一声笑了。“无赖！说谎话不脸红。”
　　“我说谎话从来不脸红，说真话脸就红了。你看，我现在红得像不像一朵玫瑰花？”
　　“还玫瑰花呢，丑八怪！”
　　我扑过去，假装掐她的脖子。
　　“你说谁呢？还说不说了？”
　　“哎哟，不说了……”
　　我松开手。
　　“丑八怪！”
　　我又掐上去，这回手上用了点力。
　　“疼死了，疼死了！”同时笑得浑身乱颤。
　　我吻她的嘴，她把脸扭到一边，用手推我的双肩：“不要！”然后笑着跑开了。
　　时近正午。我请她到外面吃饭。她说累了，不想动，叫个PIZZA来吧，我说那我去店里买，顺便再买点别的。
　　已经十一月了，在北京的话，十五号暖气就该供暖了。可是洛杉矶仍是阳光灿烂，热得要命，我只穿一件短袖衫，还嫌热，路两旁是高耸天空的棕榈树，颇有热带风情。但东边远远的山顶上，却看得见银白色的积雪。
　　我先去超级市场，买了苹果，甜瓜和柿子，从冰柜里拿了一盒六瓶冰得凉凉的汉尼根啤酒，又选了一种牛肉香肠，一瓶酸黄瓜，一块瑞士干酪，在收银台付钱时，又要了一条万宝路香烟。
　　在PIZZA店我点的是唯一一种我还能下咽的PIZZA（别的我连闻都不想闻），上面有一些小牛肉丸和切成碎块的青椒，有干酪，但不多。烤得很焦。
　　埃娃给我开门时，手里正捧着电话，一边“嗯嗯”地答着话，一边将食指放在嘴前，向我作了个“别出声！”的动作，然后就跑到卧室里去继续讲电话了，虽然关着门，听不清说什么，但她嗲声嗲气的笑声还是不时从里面传出来。
　　她打完电话出来时，我已收拾好餐桌，摆好了食品。她穿一身白色便服，可能在我去买东西时已经洗过澡了，头发湿漉漉的，精神焕发。
　　我们都喝啤酒。埃娃告诉我，她是个“啤酒罐子”，特别喜欢每天早晨“坐在马桶上的时候”，一边看报，一边喝啤酒，一会儿就能喝掉两三罐，什么事也没有。
　　“以前我一口酒都没喝过，在俄亥俄读书的时候，特别特别累。一个同学告诉我喝点酒可以提神，我才第一次喝啤酒，一喝，真香啊！而且我酒量特别大。”
　　“提神了吗？”
　　“提什么神啊！腐蚀意志，从此以后就堕落了。”她笑着说，眼睛亮亮地看我。
　　“堕落到什么地步？”
　　“堕落到……现在不告诉你。”
　　“你知道我是怎么堕落的吗？以前吧，我是一个纯洁少年，天真烂漫，心地善良……”
　　“哟，哟。”
　　“哟什么呀！你听着：后来，我爱上了一个貌若天仙的女人，她的眼睛像天上的星星，脸像玫瑰花一样红……”
　　“怎么什么都像玫瑰呀？”
　　“反正就这意思，我不是词汇贫乏嘛！每天白天，我没有一时一刻不想她，晚上所有的梦里都梦见她，我真想干脆为她死了算了。”
　　“真的？”
　　“可是，她根本不认识我，更不知道有一个痴情少年在暗恋着她。怎么办呢，一人傍晚，我壮着胆子来到她的窗前，满怀深情地唱起来：送你一枝玫瑰花，姑娘你真可爱……”
　　我故意停顿了一下。
　　“后来呢？”她着急地问。
　　“后来，她听到歌声，走了出来，顺手扔给我一包东西，我打开一看，你猜是什么？”
　　“什么？”
　　“一包避孕套。她双手叉腰，怒气冲冲地对我说：你这个小毛孩子，人事还不知呢，就跑到姑奶奶这儿起腻来了！去，拿上这包东西，江湖上学艺去吧。什么时候学成了，什么时候回来见我。滚吧！说完，一脚把我喘出大门……”
　　“哇！这个人怎么这样……你骗我吧？”
　　“我的心在流血啊！从此后我浪迹江湖……”
　　“好啊，你骗我！你太坏了！”埃娃笑着连打了我几巴掌。
　　“你看你，跟你讲点儿心灵的痛史，你还打我。”
　　“就打你！你看我老实，拿我开心！”说着又打。
　　吃完PIZZA，我们坐回到客厅的沙发上，继续喝啤酒，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干酪。喝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开始互相亲吻。她用舌尖有条不紊地一点一点地舔我的嘴唇，然后又伸进去，在里面轻轻地滑动。我把她抱起来放在我腿上，再一次感到她身体的奇妙的柔软。当我把她的耳垂含在口里，用牙齿轻轻咬啮时，她整个身体都微微颤抖起来，双臂使劲勒着我的脖子……
　　我们在大白天就做起爱来。她的卧室里有一股香水的味道，可能是在吃饭前刚喷的，淡得若有若无。我忽然想起一个香水广告上的话：本香水诱人强奸……
　　我先脱下她的裤子，再一点一点往上褪掉她的套头衫。然后我吻她的颈子，从那儿往下，一直吻到胸，边吻边解开胸罩。那是一对非常棒的小乳房，很结实，淡淡的浅褐色，就像吸满了六月阳光的小麦粒那样的颜色……这一回比上次那天夜里好得多了，我们好像突然变得彼此非常熟悉，可以心领神会地达到默契。我一边用胳膊支撑起上身，一边看她。
　　“不许看！”她偶尔睁开眼时，对我说。
　　“你也可以看我。”
　　“丑八怪。”她合着眼，眼帘微微地抖动着。
　　我们几乎是同时达到了高潮。她的叫声就像一个信号，使我的兴奋一下子翻到顶点，我一泄如注，足足持续了有二十秒钟。
　　我抱着汗津津的埃娃，有好一会儿像死了似的一动不动。那是，比如说，在一个黑洞洞的密封的地窖里窒息过久以后，突然登上地面，感到的畅快，什么也不做，只是拼命地吸进香甜的空气，那样的畅快。
　　“舒服吗？”我问。
　　“舒服死了！”她躺在我怀里，脸颊紧紧贴着我的前胸说。
　　我也是，非常舒服。我抚摸着她光滑的浅褐色皮肤，从后背滑过腰际一直到结结实实的臀部——真好！湿漉漉的，充满活力，充满性感。
　　我在地下摸到裤子，从兜里掏出香烟和打火机，点了一支，没有烟灰缸，我把烟灰弹在床头柜上的一只玻璃杯里，又把枕头垫高，身体往上移了移。埃娃紧紧靠在我肩上。
　　“好像……”她说，“和你特别好。”
　　“是吗？”
　　“你呢？”
　　“也不错啊。”
　　“你这人，死羊怪气！”
　　“你这人，活马秃驴！”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顺着你那个音说的。”
　　埃娃笑起来。
　　“你最坏了，采花大盗，一见面就挑逗我。”她说。
　　“我怎么挑逗你了？”
　　“你当着陈克文的太太怎么说的：安慰寂寞受伤的心灵……”
　　“是啊，那是我的专长，体会出来了吧？”
　　“我问你怎么安慰，你说什么来着？”
　　“我说……我他妈早忘了。”
　　“好啊，勾引完了人就忘！你说：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掰开了揉碎了……真下流！”
　　“这怎么下流了？”
　　“掰开了，揉碎了。”
　　“我那是指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好好儿地谈……哦，你往那方面理解啦？看样子你比我坏多了，说什么你都往那方面想！”
　　“猪八戒倒打一耙！”
　　“谁是猪八戒？”
　　“你！”
　　我翻身把她压在下面。“说！谁？”
　　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你！”
　　我拧她的胳膊。“是我倒打一耙，还是你坏？”
　　“烟！烟！”她边叫边咯咯地笑。
　　我恢复了平躺的姿势，仍旧搂着她。
　　“我房间里还从来没人抽过烟呢。”她说。
　　“那就有人抽一次吧。”
　　“唉……”她叹了一口气。“忽然好像觉得不是真的……”
　　“什么不是真的？”
　　“你和我。”
　　“活生生的两个人嘛，怎么不是真的？”说着我掐了一下她的膀子。
　　“哎哟！”
　　“真不真？”
　　她又笑。“坏蛋！你再这样子，我可要爱上你了。”
　　“千万别介，你好生保重吧。”
　　“那你想干什么？”
　　“想和你做爱。”
　　“你坏！”
　　“男不坏，女不爱。”
　　我又兴奋起来。我侧过身来抱住埃娃，我们的胸、小腹和大腿都紧紧地贴在一起。这次我们花了很长时间，非常细腻地享受。做完以后，埃娃一下子就沉沉地睡了过去。我看了看表，才傍晚六点多，而纽约时间已经超过九点了。我下了床，走进卫生间，痛痛快快地冲了个淋浴。

9.


　　圣诞节快到了。洛杉矶一点圣诞节的样子也没有，我指的是季节的感觉，按说圣诞节总得有点雪吧，这里倒好，不但没有雪，连一滴雨也不下，太阳高照，好像夏季一直延续下来，不肯结束，路上向来就不见人影儿，到了这期间，有个别商店花钱雇个人，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模样，站在空荡荡的街头，朝汽车里的人搔首弄姿，不仅没有增添热闹，反而更显得冷清
　　我来美国以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是在纽约过的。我觉得那才像个圣诞节的样子。因为雪大，我还花二十多美元买了一副橡胶套鞋，套在皮鞋的外面。结果我穷得连买地铁票的钱都付不起了，是从中城的三十二街沿百老汇走回一百一十四街的公寓的。但那是圣诞节呀！我的那双橡胶套鞋在雪地里派上了用场，中央公园积满白雪的山坡上，有滑雪橇的小孩。我还专门去洛克菲勒中心，看那棵著名的圣诞树，那里围满了游客，下面，就是一个溜冰场。我长时间地趴在栏杆上观看五花八门的溜冰者，想起了小时候在什刹海冰场上经常发生的打群架和拍婆子的场面。
　　耶稣生在马槽子里的时候，天上就是下着雪的，所以圣诞节没有雪真说不过去。

　　　　　　　　　※　　　　　　　 ※　　　　　　　　 ※

　　钱大明脑袋一转，又出了个新点子。
　　他每逢想出一个自鸣得意的主意，前额就会发亮，看上去精神抖擞。这时候别人也就不容易改变他的主张了。
　　“来来来，米雪儿你也来！咱们开个会，议一议……”
　　“哇，你们大陆人好喜欢开会耶！”米雪儿说。
　　我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呢，敢情还是“接团”。只不过这回的计划更离谱儿，在“名流”面临关门的形势下，他要“亲自”北京膛路子去。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说，“我正要跟你们二位商量呢，把咱们的财务清点一下，散伙吧！”
　　大明说：“这叫什么话呀？创业艰难，历来如此。现在咱们已经熬到头了，曙光就在前面！”
　　“可惜我没看见。”
　　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东北那俩孙子，咱们是指不上了。可是我越琢磨越觉得此事有干头。接团这个活儿，一不要资本，二不要专业知识，只要在国内有路子就成。咱们呢，是既没资本又没专业，咱们有的，还就是路子！这个机会要是再不抓住，那可就活该咱们受穷了。”
　　我再也不信他这套鬼话了！这几年，只要国内有个风吹草动，他就会小脸儿刷白地激动一阵子，光是他郑重其事地向我宣布过的“大机会”，就有三次。第三次时他是这么跟我说的：现在已经开始改造大中型国营企业了，我认为收购国营企业是一个办法。咱们一定得插手这件事，不能坐失良机。多了不敢说，先收购一两家中型的，搞个试点。哎，你可别乱说去啊，这是我长期研究的成果，有专利，要让别人知道了肯定一窝蜂似的都干了，咱们就挤不进去了……炒股票咱们没赶上，炒房地产也没赶上，这次绝不能错过了。我说：收购中型的干嘛？你把中国银行给买下来多痛快啊。大明儿呀，说句不好听的，你撒泡尿照照自己吧，别老做梦了。现如今你连一辆好车都买不起，甭想别的了，这事儿即使能成，也轮不到你。这几句话太损了点，差点没把他给气疯了，好几天不跟我讲话。事后我也挺后悔，人人都有自尊心，大明在这方面尤其敏感，我比他小了快十岁，这么说话也太过分了。但有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敲他几句。
　　现在，我尽量控制着说话的态度，问他：“你回北京就一定有把握吗？”
　　“当然有把握！别看我在这儿是条虫，回到北京可就是条龙了！不是吹，在北京没有我钱大明办不成的事，我的关系大多了。我本人当年要是不出国，在国家科委早就该提副处了。”
　　“操，北京满街都是处级干部，你……”话说到一半我赶紧闭了嘴。
　　“一句话：行，还是不行？”
　　“你掂量着办吧。”我知道不依着他是不行的，除非散伙。
　　他的反应非常直接，立刻呲着牙笑起来，啪唧在我肩膀上狠狠拍了一巴掌，差点儿没把我从椅子上扇下去。
　　我赶紧又找补了一句：“哎大明，你回去找什么人，心里有谱吗？”
　　“先在北京找我舅舅，不行的话，再动用其他关系。”
　　又是他舅舅！他动不动就说有个舅舅在海（中南海）里工作，说的时候神气飞扬，简直让我受不了。
　　我忍不住问：“你舅舅在海里到底是做什么的？”
　　“打听这个干嘛？属于国家机密的，知道的越少越好，知道多了惹麻烦。”
　　“那你也得让我心里有个底呀，我可告诉你，在海里工作的可不全是中央首长，那儿也有炊事员、服务员、剃头的、烧锅炉的、炸油饼儿的……”
　　“你舅舅才他妈是炸油饼儿的呢！”
　　“哎？你还真猜对了。我舅舅还真是炸油饼儿的，就在北京站摆摊，白面里掺洗衣粉，用下水道收上来的废机油炸，个儿特别大。不过跟你舅舅在海里炸相比简直没法比了，你舅舅虽然也是炸油饼儿的，但算是国家干部，认识的人也多，可以由你舅舅组织一个赴美食品考查团，看看人家美国是怎么炸油饼儿的……”
　　“孙子！”大明笑得气都喘不上来了。“你丫就侃吧……”
　　米雪儿眨着眼说：“你们说的好快哎！我根本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笑。”
　　最后，米雪儿表示，既然公司的财务这么困难，她可以不拿工资了，和我们共度难关，如果赚到钱，再补给她，赚不到就算了，“反正最多是半年，我生活没问题的。”大明坚决不同意，说这是我们兄弟之间的事，不能把困难转嫁到她身上，只要雇得起，一分钱也不能少。可米雪儿态度很诚恳，也很坚决。
　　我在美国还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呢！我看着她，猜不透她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认定我们一定会成功吗？风险投资？有一点儿侠肝义胆、古道热肠？诚心要交我们这两个朋友？……都不像。
　　我说：“米雪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俩，要钱没钱，前途，还十分渺茫。你为什么要作这种牺牲呢？”
　　“因为你们俩是好人哪！”她不假思索地答道。
　　“好人？这年头好人最不值钱了，你跟好人在一块儿干嘛呀？”
　　“不要拿我开心好不好？我就是喜欢和你们在一起嘛。”
　　“那你嫁给我得了。”大明说。
　　“可以呀！你娶吗？”
　　很奇怪，只有那天在她家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感到她和我们是亲近的；一到办公室，她又和以前一样了，她能随便到跟我们一起讲任何黄色笑话，也能慷慨仗义做出像今天这样的举动，但总觉得与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很微妙，也许仅仅是一层纸那么薄的距离，而且搞不清她究竟是怎么造成的？
　　大明出了个主意，说干脆这样，米雪儿就算入股了，赔了的话，一起完蛋，要真发了，全跟着发！他问我这个大股东（我比他占的股多一些）觉得如何？我想了想，没什么不好，就同意了。
　　“你呢？怎么样？”大明问她。
　　“谢谢两位老板！”
　　“以后就别叫老板啦，咱们都是老板！”
　　“谢谢！”

　　　　　　　　　※　　　　　　　 ※　　　　　　　　 ※

　　大明是圣诞节当天走的，我送他到机场，这一天机场空得几乎没有乘客，临别的一刹那，大明的面色显得极为凝重，两只牛似的大眼睛露出片刻的茫然，真有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架式哩。
　　他一走，我心里又毛了：这事到底有多大把握啊？可是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别的办法，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了。心神不定，弄得我新年都没过好。
　　元旦一过，大明从北京来电话了。
　　“怎么样啊？”我问。
　　“给我弄点钱过来。”“我操！咱们可一分钱都没赚哪！”
　　“不是行贿。总得请人吃个饭哪，我也不能住在家里，得包个五星级饭店的房间，不然人家一瞧就知道咱们没钱，谁也不会理我。现在北京的消费比美国都高，贵得没边儿。”
　　“你要多少？”
　　“两万吧。”
　　“我日你先人。”
　　“这还嫌紧呢，也就合不到二十万人民币，在北京二十万人民币根本就不算钱。”
　　“北京不算钱我这儿可算钱，你一住上五星饭店，我这儿立马就得关门，你看着办吧。”
　　“想法儿弄点儿去。”
　　“抢银行啊？”
　　“你这不是抬杠吗？借。”
　　“告诉你吧钱大明，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借钱。”
　　“做生意哪儿有不借钱的？想不借钱，打工去。”
　　确实，又是他在理。不过，以我们公司的规模和信用，要想向银行贷款根本没门儿。
　　“谁会借给咱们钱哪？”我说。
　　“现成的，你的哥们儿，蔡显宗。”
　　“蔡显宗？他会借给别人钱？”
　　“他不会借别人，可他会借给你，就这么回事。”
　　这小子可真精，他早就给我算好了。
　　我是多年前在酒吧打工时认识蔡显宗的，那时我正在学校念书，还没毕业。我在吧台里调酒，他在外面当侍应生。他是从台湾移民来的，个子不高，面如满月，一脸的福相。开始我们接触不多，只是在他来柜台上拿酒时，偶尔聊几句。当时我还没绿卡，他建议我先找个黑人姑娘结婚，把身份搞定，书也别念了，想办法多挣点儿钱才是正经的。“黑女人不错哟！没心没肺，很好对付的，别看黑，皮肤又细又滑。”过了几天，他真把一个常来酒吧的黑姑娘带到吧台来介绍给我认识。一聊，黑姑娘正经是搞艺术的，从田纳西来，梦想着在好莱坞出人头地。那天黑姑娘坐在吧台上一直跟我聊到打烊。
　　使我颇感意外的，是有一次他非常突然地提出要到我那儿“住个一半天”。
　　“不好意思，我遇到点麻烦，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也不会……一半天就好。”
　　当时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马上就要下班了，我一急，什么推托的借口也没想出来。
　　结果他一住就是三个月。
　　他遇到的究竟是什么麻烦，到现在我也没完全搞清，反正是跟女人有关，好像因为这个女人，还得罪了黑道上的弟兄。早在找我之前，他已经东躲西藏了好一阵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可能跟黑道有一点点关系，但没他暗示的那么严重，不然人家早把他“做”了，躲到哪儿也没用。事实是，他穷得身无分文，自从被那个女人一脚踹出来之后，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每月的工资也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在这三个月里，他从来没跟我提过要分摊一部分房租，连电话费都没付过。突然有一天就搬走了，酒吧的工作也辞了。从此以后就没影儿了。等那个月的电话账单来了以后，我一看，他临走的前一天，打了一百多块钱的长途电话。当时我挺不高兴，后来一想又有点庆幸：他要是打了一千块钱的电话，我不是也得如数照付嘛！
　　除此之外，我们相处得相当不错。他人机灵，不讨厌，能投我所好，聊点儿我感兴趣的话题。他极力撺掇我追那个田纳西的黑妞儿。说她对我绝对地有兴趣。“不知道为什么，老美喜欢的东方人，都是长得丑丑的。”“这么说我是丑丑的啦？”“刘兄刘兄，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呢……”他穷得叮当响，吃饭要多简单有多简单，几片面包就是一顿，可是一到周末休息，非带着我下馆子不可，花起钱来眼都不眨。所有的衣服，都要送到洗衣店里洗，一件衬衣要好几块钱，领子和袖口熨得平平的，他觉得这才叫穿衣服。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聊得投机了，他说：“我从小就梦想发财。那时我家住在花莲的眷村，房子很破哦，我就想：等我发了大财，我要买一幢非常大的房子，要开porsche跑车，有整整一箱子崭新的名牌衬衣……”
　　大约是两年前，有一天和大明的几个朋友聊天，他们大谈一个叫蔡显宗的蔡老板生意如何大、派头又如何大，怎么从他那儿挖到钱等等。我一问，还真是这小子。他们听我说认识蔡老板，一脸的惊羡，连大明都对我有点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