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断了，丢进了故乡的烟雨小巷。

　　漂泊海外，乡愁的邮票贴满了归程。

　　当几回回的湿梦变成了真，

　　月亮划伤了我的眼睛。

　　　　　　　　　　　　　　----作者题记

　　2003年8月24日，当我打理完在新西兰的一切事情急冲冲地回到中国时，我的心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个发烫的声音在心底喊：“我终于回来了！”但这个声音没有4年前我兴冲冲地抵达奥克兰时所喊出的“新西兰，我来了”那么激动人心。潜意识告诉我：在拥挤的、充满着泥味和汗味的故乡的土地上，生活是真实的，没有玫瑰般的诗意，也没有异国情调的浪漫，我要面对是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切！

　　果真，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来，将我内心残存的一点点幻觉都彻底撕碎了。

　　记得我刚刚抵达广州，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我哥哥便焦急地打来了电话，说：“母亲不行了，你尽快回来！”广州的朋友告诉我，这是第三次来电话了。

　　母亲病重我是知道的。事实上，我是2003年赶回老家过春节的，随后在国内待了很长一段时间。SARS过后的7月，我已联系好了去中央电视台新闻部工作，并且报了到。但因为母亲病重，我只好先回到老家照顾母亲，同时接到怀卡托大学博士论文答辩的通知，我便于8月3日赶回新西兰。在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后，我立即处理有关事情，没有浪费一分一秒，将论文最后的定稿装订、上交后，我来不及参加学校的毕业典礼，就急匆匆地返回中国。

我连夜赶回湖南祁东老家，母亲已经昏迷不醒。待附在她耳边轻轻呼唤了好一阵子，她终于最后一次睁开了眼睛，她明白我回来了，想说什么，但已经说不出来，急得浑身发抖，干涸的老眼竟然又流出了一点点眼泪。那一刻，我的心真是碎了。

　　两天后，母亲走了。

　　她在我回国前交待我的哥哥，要我回国后直接去北京上班，她似乎意识到如果我不能尽快去上班，工作的事就有可能随时发生变故。

　　母亲的预见还真灵。当我满怀悲痛之情赶到中央电视台新闻部时，部领导告诉我，台里进行大调整，并且要裁员百分之三十。他要我暂时不要上班，等台里一切安排好了后再去。

　　我知道，这一等，早就联系好的“饭碗”立刻就会打碎。

　　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想得太多，一方面因为母亲的逝世我内心有着深深的悲痛，另一方面，我相信中央电视台也需要我这样的人才，所以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是第一要务。但是，工作不定好，你又怎敢轻易租房呢？当我在广告上挑选好紧邻中央电视台的几处房子、并实地察看了一番，在最后决定是否住进来的时候，我犹豫了：因为北京太大了，万一不在中央台工作，而去别的什么地方上班，那么，每天赶车都会花上好几个小时，而且一定会累得苦不堪言。与其这样，还不如等一等，先在朋友家借住一下。

　　然而，这一等，就是一个月。到后来，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便决定先去找找别的工作试试。

　　正在这时，我碰到一个老乡，也是我的校友和在湖南日报的同事。现在他在北京一家证券公司任总经理，手下还有两家自己的公司。他知道我能写，便主动提出请我去全国证券公司实地采访，为他们金融战线写一部20集的电视连续剧。他们“买断”我一年的时间，用半年时间采访，用半年时间写作。

　　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金融战线、特别是证券行业，以文学的形式反映的还真不多。一方面，业内人士能写的不多，业外的作家们写出来的东西又不到位，总给人以肤浅和虚飘之感。如能真正深入到证券行业去，是大有作为的。正因为此，我答应可以试一试。但同时请对方能否考虑一下我的住房问题，因为北京租房实在太贵，一个一居室的房屋没个一千四五下不来。

　　当我们在谈论这个项目时，老校友也同时在谈一个更大的项目。我们见面后，就作鸟兽散了。几天后，我打电话给这个老校友，他说眼下事情太多了，以前所谈的项目还没有时间细细考虑。言下之意，别急，先等一会儿吧。

　　他们都有固定的饭碗，他们都有固定的收入，他们可以不急，可以等待，但我不行啊。我必须要先干事，必须要挣钱啊。

　　记得年初回国时，从朋友们那儿反馈来的信息让人振奋。当时，上海要办一个面向白领的金融杂志，他们缺一个主编，朋友认为我挺合适，便把消息告诉了我，说他们给的待遇也还可以，年薪20万，每年还有分红，前3年每年会拨出一笔可观的经费，足够我们打开局面。但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使这个“肥缺”也随之泡了汤。

　　也许正是因为有人愿开20万的年薪给我，所以，自己再找工作便会有点挑战的味道。在中央电视台的工作处于风雨飘摇和老校友的“买断”像雨像雾又像风的时候，我开始到网上寻找工作，并且开始寄送简历。

　　与此同时，我向怀卡托大学学位办写信，请他们将我的博士证书尽快寄来，因为有的单位需要看原件，而这个博士证书一直到2003年11月上旬我才拿到。此间，有几个单位见我拿不出证书，以为是个“假的”洋博士，我也不作过多的解释。因为，我请他们上网查一查他们都不愿意。

　　当然，我抱怨没有用。他们在那个岗位上，他们就有“权力”不上网去查证，就像守门的老太“有权”不让人进门一样。记得《新京报》创刊时，我带着材料去应试，在进光明日报门口时，守门的老太就是不让我进去，我将自己的身份证和各类证件都拿来了，她还是不让进，理由很简单：拿工作证或者《新京报》的面试通知书。真是荒唐：我有工作了还来这里面试干吗？后来，我给远在广州的朋友打电话，让他给在《新京报》的朋友打电话，派人下楼来接我，我才最终得以进去。不过，当我试图找主管该报的副总编辑或总编辑谈谈时，新闻部的负责人很冷淡地说，他们没有时间，正在开会。“你把材料放在我这里吧。”这位负责人看了一眼简历后，说，“不过，你的年龄已超出了我们招聘的范围。我们最大年龄限定在35岁以下。”这可真是给我泼了一瓢冷水。但是我想，我虽然比规定的年龄大了两岁，但我不是来应聘普通编辑记者，我是来应聘部主任等中层以上领导岗位的呀？

我心里很清楚，这张报纸不会考虑我。

　　由于经济日报出版社准备出版我一套以总题为“新西兰之旅”的五卷本文集，因此，当我把自己求职的“新动向”向该文集的责编讲起时，她立即给在《市场报》任副总编辑的老同学打电话，将我隆重的推荐给这位副总编辑。副总编辑对我也极为感兴趣，请我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去他们报社面谈。

　　先天下午，负责我文集的责编还向我面授机宜：你要去大胆挑这张报纸的毛病，要知道，你是去给他们治病的，不单单是去求职的。同时，你要自信，大胆讲述自己的一些想法。为了对这张报纸有所了解，我先天下午还急急忙忙地赶去北京图书馆查找这张报纸，还真“挑出不少毛病”。然而，事情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市场报》的副总编辑十分热情，递烟倒茶，并将自己的名片送到我的手里。当我说“对不起，我没有名片”时，他立即说，没关系，到时我们帮你印。然后，我们就像兄弟般地谈论起来。他向我介绍了这张报纸的辉煌的过去和并不乐观的现在，他们希望招纳贤才，特别是像我这种有国外学习生活背景的人加盟进来，共创大业。

　　然后，他就带我来到该报的一把手房间。我庄重地递上我刚出版的一本长篇小说以及我的简历，一把手见是长篇小说，仿佛愣了一下，随即见我的简历上写的是“文学博士”，他的热情度立即大打折扣。原来，副总编辑在跟一把手汇报时，把我当成了“经济学博士”。

　　这些情况是我后来了解到的，而当时，我还蒙在鼓里，傻乎乎地大挑报纸的毛病，挑得人家脸红一阵白一阵，可人家一问我：“国外的经济类报纸你了解得多吗，你看《华尔街日报》吗？”我顿时心慌起来。事实上，我谈论的报纸毛病他们比我更清楚，在办报最基本的理念上，他们的资历都比我老得多。我挑出的毛病虽不是ABC之类的常识，但也并没有太多的新意。他们眼下最缺的不是报纸采编系统的人才，而是管理系统的人才，是要与世界接轨的全新的经济类人才。简单一点说，如果我在国外学的是经济学，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哪怕是MBA也好，能够马上投入到他们的工作中，为他们与山东某大型企业将要开展的合作写出一份资料翔实、让人心动的合作项目意向书来，以便合作双方都能通过。

　　而这，岂是我的所学能够胜任得了的呢？

　　灰溜溜地退出来，天上下着蒙蒙细雨，天气也变得突然冷了起来。我紧紧地裹着身子，挤上公共汽车，有一个声音在心底里喊：“回国了，我的饭碗在哪里？”

　　接下来的日子，我不停地奔波，不停地寻找机会。的确，北京的机会太多了，但许多机会不是你的，许多机会只向别人敞开。国家政策一个劲地鼓励留学人员回国，但我感觉更多的是鼓励那些学理工科的、掌握某项具体的专利或发明，或者已经在国外有了自己的公司，你可以回国来投资或合资，将自己的新技术、新管理、新经验带回来，而对于在国外学人文科学的则不然。这些年，国内培养了多少人文科学方面的博士和博士后啊。这些人的导师都是某个学科或某个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要说有空缺的位子，也是为他们的学生留的。

　　最糟糕的还是我的身份问题，因为我已经拿到了新西兰护照，成了新西兰公民了。来自己的出生地反而成了外国人。中国人对外国人一向很友好，但中国人心目中的外国人是红鼻子蓝眼睛的白人、黑人，决不是我们这种去了国外拿了洋护照的人。他们管我们叫“假洋鬼子”，调侃我们是“高等”华人。

　　有个新华社的朋友听说我从国外回来，出国前又在湖南日报干了五年的编辑记者，现在拿了洋博士，便说新华社特别需要我们这样的新鲜血液。然而，当她一听我是新西兰公民时，立即说“糟了，那可不行！新华社不会要一个外国人来工作的！”

　　这话说得我一愣一愣的，我心想：天啦，在我的出生地中国，我成了一个外国人？可是，事实难道错了吗？我拿了新西兰的护照，就等于自动放弃了中国国籍。当初在是否入籍的问题上并没有想得太多，以为只要加入新西兰国籍，就可以自由地去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130多个国家，3个月内都不要签证，这样，我可成了真正的“地球人”了。可是，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并不动人的选择，因为，如果你没有钱，纵使这些国家都张开双臂欢迎你去，你能去、你会去、你敢去吗？经济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就寸步难行啊。

　　眼下最重要的是，我必须有个较好的“饭碗”，以保障我能够过上像样的生活。这时，我从网上发现《银行家》杂志招聘一个编辑部主任，我寄去简历后，很快得到了面试的机会。临走前，对方交给我一份杂志，要我对他们的杂志改版提点建议。回家后，我立即认真翻读他们的杂志，写了一个五千字的“批评”，对每个栏目、每组文章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评”，同时将自己对改版的设想也写了进去。

　　第二次面试是与他们的社长见面。社长看了我的简历和我的各类证书原件，又看了我给他们杂志社写的批评和建议，认为挺不错，他问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薪水，我想他明明知道我写了15万的年薪，现在又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太高，由于我看中《银行家》这个刊名和它的潜在发展空间，很希望得到这份工作，所以，我主动降格，提出只要年薪10万就行了。社长说让他们考虑一下，也同时请我自己回去写一个东西，主要有三点：我以前没有搞过经济类杂志，面对新的挑战，你会怎样处理？我的文学成就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在这种刊物工作一定会舍失个人的爱好，当个人爱好与实际工作发生冲突时，怎样处理，值不值得这样去做？作为一个编辑部主任，怎样带好一个团队，这个杂志社已经有三个博士生了，他们都是本行业内很专业的从业人员，你在审定他们稿件时，会不会感到有太大的压力？

　　这样，我又写了一个两千多字的东西，就上述三点做出了自己明确的回答，然后我就等待他们的工作通知。在我看来，这个工作应该是十拿九稳了，因为社长已经在问我是否可以调动我的工作等事情了，如果不打算要我，又何必讲这些，而且何必讲“拿10万的年薪，也会有这种年薪的压力，我们会搞目标管理”之类的话？
然而很意外，我再也没有等到《银行家》杂志的通知。

　　不久，我又接到两家出版社的面试通知。对于前者，7万到12万的年薪虽然符合我的期望，但对于教育类图书我没有经验，作为他们的总策划，我显得心虚，而且对该类图书的兴趣不大。对于后者，他们给我的条件是月薪4000元，年底可能还有一些分红，而我每天必须得来回坐上4个多小时的车赶到单位上班。我觉得没啥意思。

　　正在这时，一份新创刊的医学管理类刊物招一个主编，我去面试时，他们给我的待遇更让人心寒：试用期三个月，月薪1500，三个月后3000，半年后5000。真是活见鬼。我就是呆在家里写稿，每个月还不止挣这点钱啊。

　　一晃两个多月就过去了。此间，我利用晚上的时间，还真的写了不少东西，包括翻译一部书稿，又出版了两部新的长篇。这些书和稿酬足够我在亚运村租一栋三室一厅的宽敞的房子，也过着像模像样的生活。

　　但这样当然也还不够。其间，我还尝试与人合作，承包报纸版面，与带“字”号的协会联系，举办一些培训班或帮助别人出版自费书。但这些事，都只有上文没有下文。

　　眼下，我在民族出版社驻华南站工作，对于这份工作，我看中的是它的潜在空间。华南站负责的地理范围是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和云南。这里的压力也是有的，但活动的空间较大，如果经营得好，我可以一年做几十本书，相当于一个中小出版社的规模。

　　当然，我揣的饭碗不是“铁的”，这正是我喜欢的。因为饭碗不是“铁”的，机会就总是不断地显现，诱惑就总是在前面闪光。回国几个月来，我深深感到，我的饭碗不是揣在别人手里，我的饭碗只能靠自己去挣和抢。
根断了，虽然有一种“漂”的感觉，但月缺月圆之际，我更能看清人生的冷暖，更能以一种清醒的认识去积极开拓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摘自“神州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