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梅法案”的提法不知道是否妥当，但是应该是法庭判决的经典“案例“ ---- laolang注）。



www.zjol.com.cn　 2007年02月01日 14时36分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核心提示：首部以华人命名，也将是美国田纳西州首部保护亲生及领养父母权利的法律——“贺梅法案”正在酝酿中。“贺梅法案”源于一起抚养权案，审了7年。该案涉及一对留美中国夫妇、一对美国白人夫妇及中国夫妇8岁女儿的归属问题。

　　蔡金良、哈德威、铁特在一个黑人酒吧讨论“贺梅法案”。首部以华人命名，也将是美国田纳西州首部保护亲生及领养父母权利的法律——“贺梅法案”正在酝酿中。

　　“贺梅法案”源于一起抚养权案，看似简单，却审了7年。该案因涉及一对留美中国夫妇、一对美国白人夫妇及中国夫妇8岁女儿的归属，吸引着无数中国人、美国人的关注。

　　当地时间1月23日上午，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推翻了之前两个地方法庭对此案的判决，把贺梅，这个8岁女孩交还到亲生父母贺绍强夫妇手中。

　　而之前的两次判决中，贺绍强夫妇被剥夺了为人父母的一切权利：探视权、监护权、父母权……

　　7年光阴蹉跎，背后是怎样的力量在左右？

　　终于赢了的贺家,是否会为自己失掉的7年时间讨回公道？

　　迎接小贺梅的有新的床和新的名字

　　1月23日，对贺绍强一家来说绝对值得纪念。大女儿贺梅的案子判决的日期与儿子贺文漓的第一次的手术竟然是同一天。今年六岁的贺文漓是贺家唯一的儿子，但是，这个浓眉大眼的男孩子，右边的耳朵出现了天生不健全。因为手术，他们得到大女儿可以回家的消息及接受各大新闻媒体访问都是在医院进行的。

　　从医院回家的2小时后，记者来到他们家。在3个小时的采访中，罗秦的眼泪一直没有干过，“贺梅还没回来，我们一家现在5缺1。”罗秦说。

　　清贫的家等待大女儿归来

　　贺绍强夫妇目前和儿子、小女儿一起租住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郊外一栋公寓楼里。这是一个安静的住宅小区，离孟菲斯市中心不到20分钟的车程。连体的小楼，朝阳的露台，在冬日里也透着温暖。

　　女主人罗秦给记者开的门。这个两房两厅的房子，从门口可以直接看到另外一边的阳台，除了饭桌与一张沙发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家具。

　　家里的地毯实在应该清洗了，放在地上的各种水果堆在一起，贺绍强正站在厨房的电饭锅前吃饭。电饭锅和一个20寸的液晶电视机是他们自有电器。

　　这套房子的房租大约每个月需要600美元。再加上大约100-200美元的保险费、一家人200-300美元的伙食费、2个孩子的花费，贺绍强每个月在中餐馆打工挣来的2000美元所剩无几。

　　他们有两辆轿车，看不出牌子，却看得出很破旧。他们还曾经因为汽车太破出过几次车祸。在美国，轿车就像鞋子，是必需品。

　　贺绍强本来有一部手机，但每分钟0.45美元的通信费是笔不小的开支。官司打完了，贺绍强就把手机停了。家里又没有固定电话，将来要找到他们也许会不太容易。

　　新床是为女儿准备的

　　贺绍强夫妇从来都是睡在地上，仅有的2张床垫是两个孩子的。其中一张白色的床垫是2006年买好的，专门给贺梅留着。

　　贺梅现在还在养父母贝克夫妇家。贺绍强夫妇的代表律师高登(Richard Gordon)与西格尔(DAIVE SIEGEL)告诉记者，目前法院的判决已经下来了，法庭的判决很直接，因此女儿可以直接回家，没有任何的障碍，只是程序上的等待。

　　“最迟2月5日，孩子就可以与父母团聚了。”高登律师说。

　　罗秦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的交接可以顺利完成，能够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让孩子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而在贺梅适应了“新家”之后，就带孩子回中国。

　　贺梅的原名是贺思家

　　“原来我们给女儿起名叫‘贺思家’，就是思念家乡的意思，但是，在女儿还小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件官司，于是有了贺梅(ANNA MAEHE)的名字，现在女儿可以回到自己身边，会考虑把名字改回来。”贺绍强说。

　　回忆起与女儿相处的时间，夫妇俩的脸上出现了微笑。在贺梅2岁的时候，法庭允许他们见过一次贺梅，相处得十分愉快。这个愉快，伴随他们3年之久。3年之后，孩子5岁的时候，他们再次见到女儿。当时，由律师向法庭申请的这个有录像的30分钟相会，为此次在最高法院最终赢回女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时，他们十分担心女儿会不认识亲生父母了，因为当时抚养孩子的贝克夫妇希望贺梅可以完全忘记自己的父母。然而，当时在见面的时间里，他们相处得很好，孩子一点也没有不适应的感觉。

　　“我相信血浓于水，孩子一定是我的。”罗秦说。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采访时，“谢谢”几乎被贺绍强夫妇不停地挂在嘴边。

　　孟菲斯当地华人在2000年组织了“贺梅基金”，但2003年，地方法院第二次判决后，“贺梅基金”被法院下令封了，理由是不允许以“贺梅”的名字命名基金。“直到今天，我们也没弄明白第一个基金里的钱到哪里去了，据说是用来支付法庭给贺梅指派的社工和心理医生的费用。”蔡金良说。

　　很快，华人们就又组织了一个新的基金，叫做“贺家团圆基金”。

　　最后，中国驻美大使馆也介入此案，并希望能得到公正的判决。

　　“要不是得到许多华人朋友的支持，这个官司是无法进行下去的。”贺绍强说。

　　是否反诉美国司法制度未定

　　贺绍强夫妇现在并没有在美国的合法居留权。下一步的打算他们也并没有太清楚的规划。

　　“大概要半年后回国吧。”贺绍强说。半年里，他们得让小贺梅尽快适应环境，还得把儿子的耳朵治好，毕竟孟菲斯的儿童医院是世界著名的，而且儿子是美国公民，可以享受免费医疗。

　　至于是否会反诉贝克夫妇以及整个司法制度，他们也不知道。原先义务为他们做了5年辩护律师的两个善良的犹太人，并不是民权律师，而且，似乎并不愿意介入带有种族、政治等色彩的官司中。因此若要反诉，贺家必须另外找民权律师。但贺家仍然拮据，有民权律师愿意像高登与西格尔那样义务帮助他们吗？一切都是未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贝克夫妇不会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庭上诉了。贺梅回归家庭只是时间早晚和方式问题。

　　“我特别想回国。找个大学教英语，应该没问题的。”贺绍强说。

　　7年过去，他们笑到了最后。但用来交换这个结果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贺梅抚养权案过程

　　-1999年2月23日正在亚里桑那大学就读的贺绍强因被指控性侵犯而面临着棘手的法律和经济问题。随后，贺绍强夫妇签署临时协议，把出生仅3周的女儿贺梅托付给白人夫妇贝克一家抚养。

　　-2000年贝克夫妇不再同意贺绍强探视贺梅，双方发生冲突，贝克夫妇认为贺绍强夫妇遗弃贺梅，要求儿童法庭剥夺贺氏夫妇抚养权。

　　-2004年5月12日孟菲斯地方法庭的一位法官作出判决，宣布终止贺绍强夫妇对女儿贺梅的父母权，让贝克夫妇继续抚养贺梅。

　　-2005年11月23日孟菲斯巡回法院作出判决，维持地方法庭判决。

　　-2006年4月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接受了贺绍强夫妇的上诉申请。

　　-2007年1月23日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将贺梅抚养权判给贺氏夫妇。

　　“之前参与审判的人应感到羞耻”

　　“其实这个案子再简单不过了，就是一对父母要求要回自己的孩子，现在要回来了，仅此而已。但我在贺绍强的律师那里看到的卷宗，叠起来比我还高。”美国《侨报》驻洛杉矶记者蔚宇告诉记者。她接到采访“贺梅案”的任务后，在孟菲斯待了3天，交出了9000字左右的稿件。

　　不了解寄养协议是贺家的失误

　　1999年2月23日，罗秦第一次把贺梅送到贝克夫妇手里时，她不会料到这一送，会惹来一场长达七年的麻烦。

　　贺绍强当时被控性侵犯一位华人女性，丢了工作。妻子罗秦刚生下小贺梅不到3周，这个家庭就面临断炊的窘境。为了腾出时间找工作，贺绍强夫妇与当地的贝克夫妇签了一个为期3个月的临时协议，把贺梅寄养在贝克家。

　　“当地有一个专门到中国领养孩子的父母圈子，都是医生、律师等工作体面、收入又高的美国人，贝克夫妇没有孩子，但因为他们是做生意的‘暴发户’，不容易进入这个圈子。所以他们从1998年就在当地领养孩子的中介机构登记要领养孩子，到1999年才排到他们。”蔚宇说。

　　孟菲斯天主教会向记者证实了贝克夫妇是他们的“客户”之一。一位叫Dianne的工作人员称天主教服务处寻找合适的领养对象是基于对被收养家庭的倾向和收养家庭的环境的考虑。但由于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Dianne拒绝透露贝克家的任何情况，也拒绝说明在当时贝克一家是否最适合领养小贺梅。

　　临时协议规定的3个月过去了，罗秦打算把贺梅送回重庆老家由母亲抚养，并为孩子办了护照。但一时间找不到回国的朋友帮忙。而这时贝克夫妇提出由他们出钱为贺梅重新购买一份“富人”的医疗保险。“他们对贺家说贺梅原来的保险是穷人的保险，不全面。你知道，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他们就答应了，并且签了一份寄养书，就和把孩子送回重庆要签一份寄养书一样，只是暂时交出监护权而已。”蔚宇说。

　　1年后，贺绍强的性侵犯案被判无罪。当夫妻俩去贝克家领回孩子时，却被告知不得见贺梅，也不能把贺梅领回去。只有高中学历的罗秦，当即哭昏在地，贝克夫妇叫来警察，说罗秦有精神病，不适合做贺梅的母亲。

　　随后贝克夫妇以贺氏夫妇遗弃贺梅为由，向地方法院要求剥夺贺氏夫妇的抚养权。

　　一纸寄养书，是否能说明贺氏夫妇主动放弃了贺梅？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地方法院两次都站在了贝克夫妇这一边。直到最终最高法院的彻底改判。在1月23日田纳西最高法院长达20页的判决书中，用“negate of duty”(“失职”)来表述孟菲斯地方法院和青少年法院的法官、书记员、律师、心理医生。这些专业人士的做法，直接导致了“贺梅案”延至7年。

　　没有陪审团地方法庭法官作用独大

　　2000年第一次审判开始时，贝克夫妇就向法庭提出不要陪审团参与审案。

　　“因为这个案子牵涉到‘人’的问题，当事人贺梅又是个孩子，孩子是无辜的，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说任何一句话，通过专业人士来判，公正的可能性更大。当时大家也都这样接受了，但是没想到是这样的一群人……”蔚宇说。

　　DNA测试是对贺氏夫妇的侮辱

　　翻阅前两次审判的记录，会发现许多被法官采信为“证据”的说法其实很可笑。“贝克家的律师在法庭上说罗秦要把贺梅送到每月只有25美元生活费的重庆，贺梅会饿死，还说他们现在不止一个孩子，贺梅又是女孩子，一旦回到大陆，会被绞死。”蔚宇说着说着自己忍不住笑起来了。

　　“贝克夫妇急着要赢官司，他们在庭审现场怎么说都行，但是这个涉及到另一个国家国情的言论，与案情毫无关系，也被法官当作‘证据’写到判决书里，我觉得很难以想象。难道人们可以自动选择祖国？”蔡金良说。

　　在第一次审判中，法庭要求贺氏夫妇做DNA测试，因为怀疑贺梅不是他们的女儿，并且法官承诺，如果他们通过这个测试，就让他们见女儿。

　　“这是对当事人的极大侮辱，在美国，只要是婚姻内的子女，父母没有义务向任何人解释孩子是哪里来的。但是罗秦还是去做了这个检测，但结果呢，根本没见到贺梅。”蔚宇说。

　　在孟菲斯地方法院，有一位法官站在贺氏夫妇一边，却被调离了。

　　地方法庭指派的心理医生并未与贺家见面

　　“我们交了5000美元的钱，被告知是给心理医生的，但是我们到现在都没见过前两次审判时的心理医生。”贺绍强回忆，当时在前两次开庭中，心理医生都作证说贺梅如果回到父母身边会受到伤害，因此要永久剥夺他们的父母权，不让孩子和父母见面。而事实是，这位心理医生并没有见到贺梅与亲生父母的接触就给出证言。

　　这次最高法院的审判有两位心理医生，一位白人，一位黑人。最后这两位心理医生做出了和之前截然相反的证言，说孩子与亲身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好选择。

　　最高法院的判决下来之后，孟菲斯地区最大的媒体《孟菲斯商报》(Commercial Appeal)在当天的评论员文章中说，之前参与审判的人，都要“感到羞耻”(“feel shameful”)。　　“这句话是很‘powerful’的，我再没有见过比这更强烈的字眼了。美国人是很讲面子的，现在这么多人在当地的主流报纸上被这样说，真是找个地洞钻进去都不为过。”蔚宇说。

　　前两次判决被种族歧视所左右

　　“贺梅案”早就不仅仅是华人的事了。当地的黑人团体，黑人教会、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广东老华侨后裔……全部出动了。

　　“当我和当地其他少数族裔的负责人说起‘贺梅案’，大家都非常有共鸣，也都很帮忙。我们都是少数族裔，我们知道在孟菲斯，美国南部，种族歧视意味着什么。”蔡金良说。

　　在记者采访与此案有关的人时，“种族歧视”是绕不开的字眼。蔡金良告诉记者，之前在当地西班牙语族裔中也曾经发生过类似“贺梅案”的官司，但在地方法院就被纠正了。不像“贺梅案”闹得这么大。

　　为什么“贺梅案”到了田纳西最高法院才会得出这样一个完全推翻地方法院的判决？

　　“其实说白了也很好理解。地方法院，包括青少年法院的法官都是选民选出来的，而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州长推荐的。如果是选民选出来的法官，那么自然要按照大多数选民的意愿来办事，其实并不真正独立于地方政治。而在孟菲斯或者说田纳西州，可以说持有种族歧视观点的白人比其他地方都多。只需要看看法庭对待贺家的态度就知道了。歧视从经济地位，到国家背景，到文化程度，无处不在。”

　　孟菲斯是个有故事的城市。

　　臭名昭著的“3K党”的发源地，1968年马丁路德·金就是在这里遇刺身亡。

　　蔚宇在这里接触了一些参与了前后两次庭审的人。“都是与贺家素不相识的人，在法庭上哭的晕过去了的都有。所以我在稿子里说：很多的团体，花费了无限的时间和精力在帮助贺家。”

　　在孟菲斯用了三天时间做完所有采访后，蔚宇在临走之前来到了马丁路德·金的博物馆。

　　“我在里面哭了2个小时。我看到黑人争取平权这条路，一步一步走过来有多么的不容易，一个个夏天的步行，一个个黑人串连，多少个失踪的黑人，拿着名单一个个对。当时的黑人面临的是大屠杀，几万黑人就这么没有了。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还是挺过来了，而且确实拿到了平权法案。给中国人也带来好处。”

　　“如果我有时间和精力的话，我要把他们的事情推到好莱坞去拍一部电影。来美国10年了，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能够进入到美国社会各个环节的案子——关乎伦理道德，司法体系，并且挖到人心的最深处。”蔚宇说。

　　“贺梅法案”开始酝酿

　　1月25日，美国田纳西州众议员候选人哈德威(G.A. HARDAWAY)准备向州议会提交名为“贺梅法案”(“ANNA MAE HE ACT”)的提案，以健全目前田纳西州的法律，确保亲生父母权及领养的父母权不再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这个目前尚在酝酿中的法案，会交给参众两院的专业律师起草为成文的文件。如果能在参众院得到大家的支持，州长签字后将成为田纳西州第一部用华人名字命名的法律。

　　“贺梅案”成为典型案例

　　哈德威和大孟菲斯地区华人联合会前会长蔡金良是朋友。由于蔡金良一直在帮助贺绍强一家打官司，哈德威也格外关注“贺梅案”。

　　“小贺梅是一个‘百万宝贝’。”颇具演说家气质的哈德威说，“目前是提交这个提案的最佳时间。小女孩父母权之争的背后，更是一场残酷的战争，牵涉到美国的政治、文化、种族及社会方方面面。”

　　田纳西最高法庭为了这起家庭伦理案，破天荒地连续11天公开审理，每天12小时的听证，全城轰动。

　　判决书下来之后，《Good Morning, America》（应该是Larry King Living ---- laolang注）的金牌主持拉里·金在现场做直播，这些美国最主流的媒体在当天都在头条做了讨论。

　　“贺梅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家庭伦理案拖了7年之久；第一次这样的家庭伦理案，打到了最高法院上诉庭；而且最高法院完全推翻前两次地方法院的判决，也是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贺梅案”创造了一个田纳西州历史上所没有的儿童抚养权案例，让“贺梅法案”也就有了可资借鉴的真实案例。

　　田纳西州一直没有对父母权利的明确法律

　　田纳西州参议员铁特(REGINALD TATE)在州议会明确地表达了对哈德威和他带来的“贺梅法案”的支持。

　　“每个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就像原色彩一样不容混淆的。”这位非洲裔美国人是个对装饰艺术很有研究的设计师。

　　“但这个简单的案子延迟了许久才解决，并且需要层层苦苦上诉，更说明了田纳西州在法律上对于父母权及领养父母权方面的不完善，是时候通过立法把这些权利的‘定义’确定下来了。”铁特说。

　　在争夺孩子的历程里，贺家面对的不是一个贝克，而是一个系统。

　　“原审法庭从法官到参与此事的专业人员，包括律师，心理医生等等，他们原来应该有的良知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书，就直接的指出了这一点。只有立法，才可以堵住这个漏洞。”哈德威说。

　　不但是对亲生父母，“贺梅案”也暴露出对领养人权益保障的缺乏。“如果不立法，很多想领养孩子的家庭会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而犯错，从而失去自己领养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