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后的中国大势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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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0年前后的中国，可能面临一次剧烈的转折，对这个阶段的中国大势进行描述和预测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阶段，有人以20世纪初的清末相较，也有人20世纪初的俄国相较，但中国问题离不开对中国具体问题的分析，而对于2005年以后的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具体新情况有两个：经济连续两三年高速增长之后面临调整；第四代领袖的执政思路已经面目清晰！
怎么看2002—2004年中国经济加速增长和面临的问题
经济维持高速增长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当政者在意识形态破产之后维持合法性的主要支柱。
但90年代后期从1996年开始，伴随着国企加速改革和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改革的是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工人大量下岗、内地农村衰败、腐败严重发展并无药可救、贫富高度分化、社会分裂对立日益严重，各种矛盾日趋激烈，群体性事件开始不断上升。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中＃政府的主要措施就是一方面利用积极财政政策，大发国债进行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进行税制改革以加强中央财力，提高转移支付和中央应对危机的财政能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实行积极货币政策，将利率降到历史最低，源碳偹蹲省?
从1997年到200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基本是七上八下，分别为8.6、7.8、7.1、8.0、7.5，但从运输、资源消耗有时甚至负增长等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将远远达不到七上八下的水平，政府的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失败的。这一点，老百姓都有自己的切身体会。
但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重新走上加速增长的通道：2002年增长8％，2003年增长9.1％，2004年中国经济仍维持与2003年近似的超过9％的增长率（最新统计统计局资料9.5％）。而这与2002年之前七上八下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也出乎2000、2001年前后绝大多数人的估计。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在2002年以来，在多种矛盾纠缠和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出乎超过99％以上人们的估计，出现了如此令人吃惊的加速增长呢？
理解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的加速增长，就必须理解2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一是制度变革释放的有效需求增长推动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市场化过程的经济计量口径的变化带来的数字的增长，二是建立在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市场需求基础上的经济增长。
对于经济增长而言，中国经济制度变革主要的实际功能，就是调整中国以前以重工业为主的投资方向，通过放权让利提高居民在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从而提高单位和居民对于最终消费品的购买能力，向前推动了消费品生产的增长，使得经济增长从国家强制进行工业化积累、重点进行资本品生产的经济战略逐渐转向主要依靠消费品的生产推动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放权让利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推动了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投资的持续增长。这一动力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大规模重复建设并为以后大量国企破产和大量工人失业埋下了伏笔。
此外，中国经济增长的市场化过程把原来在单位体系内进行，作为福利而出现的很多作为福利的第三产业推向了社会，计入了GDP，同时也使得很多作为市场经济成本——律师、污染治理产业等——而出现的产业行业不断发展，导致了所谓新增社会财富在数字上的虚增。
从第二大原因来讲，改革开放20年多来，中国逐渐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出口逐渐上升到GDP的70％，从而使以加工贸易和简单生产装配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发展，中国的装备工业及其研发能力，通过合资合作和进口品的竞争，逐渐被边缘化或者被摧毁。
以上的经济战略和政策发展到1996年前后，由于以权力和资本来主导的财富分配方式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进而导致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此时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从消费品加工业向装备工业和重化工业升级。但由于10多年对装备工业不进行保护和倾斜的政策导致装备工业技术积累严重不足，市场大量被外国占领，中国的产业升级道路已经基本被堵死，从而使得新市场的开拓之路也基本被堵死。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地区差距在放权让利和沿海特殊优惠政策的作用下，地区差距不断发展的过程，内地工业逐渐被摧毁，内地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过程。内地工业的普遍破产，导致内地地方政府财政困难逐渐增加，进而地方政府投资下滑，再加上内地工业危机导致的严重的银行危机，使得银行被迫进行改革，限制了地方政府以银行信贷推动的地方投资。
于是中国短缺经济结束，过剩经济过早到来，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增长转入困境达四五年之多，无论中央政府如何千方百计，总是无法启动。
在90年代后期，中＃政府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财政支付危机，加快了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改革，其核心内容都是政府“甩包袱”，所有社保问题的负担重心，逐渐转移到老百姓身上。这使得老百姓在支出增加、失业可能性增加的预期下，进一步紧缩开支，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加深了危机。
但是，在这一系列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例外，那就是住房制度的改革。由于从90年代初已经有住房制度改革的试点和政策，要把福利分房转向住房货币化，在政策并不明朗的情况下，很多单位和企业停止了福利分房，但同时将住房基金暂时归集，等待具体操作办法出台。
1998年前后，住房货币化改革政策逐渐在各个行业出台，这使得整个90年代积累起来的住房购买能力，在此后出现了集中的释放。
另一方面，从1998年前后开始，中国的个人住房消费信贷开始逐渐普及（对于银行来说，相对于百分之四五十以上的企业贷款不良率，房贷的质量非常之好），这使得一定的的住房购买能力出现了最多可以达到5倍的扩张（房贷最多可达总价80％的贷款）。
于是，在金融业务创新和住房改革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房地产业从1998年逐渐开始启动，到2002年以后出现高潮，年投资增长率达到25％以上，甚至接近30％。房价开始一路走高。
房地产行业从1998年前后开始的启动，尤其2002年开始的爆发式增长，出现了非常多的重大影响：
首先，它使得中国的城市地价开始节节上升。城市地价的上升使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批租获得大量收益，并进行城市建设，也可以通过城市建设提升房地产业发展的环境，从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官员升迁提供政绩。于是，9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反复通过国债来进行的基本建设都无法发动的地方政府建设投资，在房地产行业发展的背景下，重新被启动。
其次，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推动了上游产业和周边产业的发展和投资的增长。这不仅仅包括建材、水泥、装修业、钢铁业、电解铝和氧化铝等行业，甚至进一步推动了更上游的电力、煤炭等行业的发展和投资。不仅仅如此，周边高度相关的石化工业也得到推动。于是，中国以国有垄断型企业为主体的基础行业出现了普遍的扩张，价格出现了飞涨。
再次，房地产上游产业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得处在全面竞争的下游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工业出现了困境，利益空间被极大压缩。这是由于，基础行业基本是国家垄断资本，而这一领域的涨价在下游劳动密集型行业那里，由于高度竞争和市场过剩，原料和能源的涨价并不能通过涨价而转移到消费者那里，只能自己进行艰难的消化。这使得中国的中小资本在跨国垄断资本和国内国家垄断资本，也就是官僚垄断资本的双重夹击下，受到了极大的抑制。这就促使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会悄然出现细微变化。
最后，房地产业的发展，使得面临全面过剩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资本，突然发现了新的金矿，导致房地产泡沫被不断放大。大量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积累起来的资金进入房地产业，使得房地产业的投资开始不断增长，在股市已经长期衰落的情况下，以房地产进行投资的个人投资者也开始不断增长。其中活跃在各地的炒房者和所谓温州炒房团就是这个背景。于是，投资以致投机资金的涌入，逐渐成为房地产行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房地产行业被不断推高，价格暴涨，但越来越脱离老百姓收入增长的基本面。
以上，实际上就是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和经济后果。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从此陷入两难。
如果中＃政府大幅度提高利率，进而抑制房地产消费需求，那么房地产行业就可能崩盘，从而扩大到相关行业和整个社会，便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即便不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一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由于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已经饱和并且日用品需求增长潜力很小，而中国国内由于两极分化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将更加严峻，产业升级由于技术积累不足和高技术行业基本已经被国外控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将难以为继。那么接下去，将是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中国和中华民族将可能万劫不复。
对于银行来说，大幅度提高利率将可能导致房地产需求的大量萎缩和银行坏帐的大量产生，这将极大的打击中国银行业，甚至导致在2006年以后中国金融危机的产生，并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即便不出现上述最坏的情况，由于2004—2006年前后处在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关键阶段，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银行业坏帐的大量产生，还将可能葬送中国银行业改革，或者中国银行业将以极低的价格被跨国金融集团掌控。那时，中国的经济命脉将被外国人掌握，中国将彻底被殖民化，中国拉美化的图景就会完成。由于中国的资源远没有拉美国家丰富，难以在拉美化的情况下保证大多数人的生存，中国拉美化的结果必然是更大范围和规模的动荡。
但如果中＃政府不大幅度提高利率，那么在负利率的情况下，房地产的需求将无法抑制，房地产泡沫将越吹越大，在破灭之日，也同样是中国经济困境和进一步的政治社会困境出现之日。
实际上，200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提高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的举措就是这种左右为难心态的真实体现：一方面看到房地产的泡沫不能越吹越大，继续下去迟早将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但另一方方面又不敢大幅度提高利率，因为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一旦下滑，中国经济也将万劫不复。
离开房地产行业来看，2004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三年，入世前三年由于还存在过渡期的保护，而且跨国公司的扩张和布点还需要一个过程，中国各个产业受到的冲击还不大；而国外又向中国敞开了能敞开的大门，使得这三年中国进出口增长幅度每年都达30％以上，可以说已经充分享受入世的好处。
由于中国进出口在2004年已经超过1.15万亿美元，占GDP已经达到70％（世界各主要大国一般在约20％左右以内），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中国可以占领的已经基本占领，所以2005年以后中国进出口再继续高增长的潜力已经不大，但风险却随着保护期结束、跨国公司完成布点开始正常经营和熟悉中国市场而越来越大，加入世贸组织的坏处将越来越明显。
综上，从2005年到2006年，中国的经济必然水落石出：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有力措施收紧，中国经济的泡沫最晚将在2006年前后破灭；如果中国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政策，那么经济高增长也将在2005年停止并基本上无法再次启动。而外向型的增长动力，从横向来说，已经随着中国对东南亚、拉美等第三世界原先所占有的世界市场的替代逐渐衰竭；从纵向来说，由于中国不掌握美国IT业和德日装备工业和重化工业的核心技术，也无法进行进口替代或者占领欧洲的世界市场。因此，中国经济即将出现的，将是一个关键的转折阶段。
从2006年前后到2010年，中国社会将进入高危时期
从政治上看，保守政策可能全面削弱＃党的基础。
16大之后，第四代采取了一系列的新的姿态和政策微调：作出亲民姿态；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三为、提出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同时把三农作为中央一号档，意欲逐步取消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对农业进行直接补贴等等；重视舆论和社会呼声，采取相对宽容的舆论控制，取消收容制度并处置了一大批省部级贪官和重大事故责任人；对台政策转为比较强硬，开始备战并明确不对陈水扁抱幻想。等等。
以上的一系列政策可以说是使民族主义者、左右翼和底层老百姓各自从自己的关注点中都找到了符合自己要求和主张的内容，普遍产生了一种久违的期待和热望，“新政”之说流行。
但是，在十六届三种全会前后，第四代出乎意料的全面接班，并完全巩固了自己权力，＃内高层以干部子弟为背景的力量成为中坚。
干部子弟这个群体由于其成长背景和现实中的利益，他们的基本政治倾向可以概括为保守派：维持党的领导和传统意识形态；通过加强党的领导来解决政治社会稳定，进行缓慢的社会改革，但回避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对于已经不可收拾的国企烂摊子，无奈被迫采取中小企放手私有化、大型国企保持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政策主张，但反对把国企完全私有化，而主张保留国家（官僚）资本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在2004年年中以后，考虑到16届3中全会即将召开，按照中国的一贯先例，总是要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一般要对各种不稳定因素进行整肃；同时考虑到实际上第四代的权力已经基本巩固，稳定局面已经形成，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整肃：
对于民间以反日保钓为主的民族主义力量，它从以前的默许转为开始大规模的打压，封了其“爱 盟 网”、禁止其出海并阻止其在各地的活动；对于右翼力量，它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的主张，在中国社科院组织力量和文章进行批判和反击，党报也刊文进行了批判，处理了焦 国 标等出头者；左翼则对各地的左翼人士进行整肃和弹压，在东北、中原、华东、华北等地对一系列人都进行了处理；对于整个社会舆论，它在扫黄的旗帜下关闭了一大批民间网站，并开始严格控制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
于是，自2004年年中之后，第四代“左右开弓”（不是“左转”）的政策取向已经明显。
与此同时，从2002年开始的经济高涨，对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中小资本而言，却很难说是个好机会。由于基础原料，如电力、钢铁、煤炭、油料、粮食等的价格上涨，但产成品因为高度竞争价格无法上涨，中小资本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在宏观调控信贷收紧的情况下，中小资本又被卡住了资金的脖子，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做工机会成本上升并进而要求更高收入的情况下，廉价农民工的供应又受限，因此中小资本从2004年宏观调控不断收紧的情况下，处境日益不利，对于政府政策的抱怨日益增多。可以说，从2002年开始的经济高速增长基本是一场大资本的盛宴，但中小资本却日益陷于不利地位，中国所谓经济增长的好处集中的落到了中国国家垄断资本和跨国资本手中。
第四代这样一条似乎非左非右的持中稳妥路线，由于加强控制，开始让右翼不满；对于民族主义和左翼而言，弹压也让其逐渐失望——更为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者富国强兵的愿望，由于中国高技术领域在跨国资本的挤压下全面失败而逐渐落空，左翼维护底层的立场，在今天的权力格局和分配模式下，根本不会有根本的改变，甚至是加速分化的趋势也不会改变。因此，保守的政策可能全面削弱党的基础。
但是，对于中国社会而言，2006—2010年是至关重要的：
2005年世界经济可能面临下滑的压力，中国已经过分倚重外贸的增长将难以为继；2006—2008年是陈水扁宣布制宪和完全实施台独的关键时期（从选举枪击案看，陈是一个有决心和意志力的人）；2006以后中国将基本结束入世保护，向跨国垄断资本逐渐完全敞开大门，入世的好处将逐渐用尽，副作用逐渐开始显现；2005—2006年，中国经济改革积累了近三十年、但关键问题一直被回避的改革将接近尾声；大部分人认识到“左右开弓”政策的后果后，将可能加剧中国的政治力量分化。
在此之后，所有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和不满集中爆发的可能将日益突出，于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将面临一个新的时代。
海外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