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写了几篇关于中国股票市场崩溃的文章，结果收到几封指责的来信。其中有些读者直截了当地说：“什么是崩溃？你说崩溃就崩溃了吗？股票市场跌到一千点就是崩溃？房地产跌百分之三十就是崩溃？崩溃的指标是你制定的？”

　　我没有给这些朋友回信，我无言以对这样的质问。我只想说，日本股市在经济连续高速增长40年出现滞涨的情况下，用15年时间才下跌了60%，目前已从底部回升30%；韩国股市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从800多点跌到300多，2005年2月21日已上涨到988.71点，大大超越危机前的水平；道琼斯经历9.11仍然牛气不止！这四年，中国经济从2000年89404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136515亿元 ，增长高达52.7%，深圳综合指数从四年前的最高点已经下跌了 60.29%，创8年来新低，上证指数更是惨不忍睹，已远远超过了美国1929年从100点跌到49点的的大股灾，弱势的中小投资者亏损80%左右。而房地产的一个月暴跌更是令人胆战心惊，。大家试想一下，上海一套１００平方米的公寓，每平方米３万元人民币，下跌了百分之三十，现在是２万元人民币一平方米。购房者在一个月中损失了一百万元人民币，这不是崩溃是什么？如果是以贷款购买房屋，这就意味着你的三分之一的头款被吞没了。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能承担这样的损失。一百万元人民币，即使是在上海这样一个中共的样板城市里，也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轻松积累的财富，即使是在美国，也是一个家庭中的重要的一笔财富，也不是每个美国家庭都能轻松掏出来挥霍的，中国人真的是世界第一的富翁了？
　　
　　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会中，我认识了一位Ｚ先生，这位先生自称是“极端反共”，但又自称是“极端崇拜毛泽东”。他曾这样问我：“你是什么样的人？反共的民运分子？可是你又时而称赞中共，特别是在最近的反对美国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你和中共立场一致。说你是”拥共分子”，你写的文章又揭露中共，写的比谁都狠”。

　　于是，我问他，你反共，又崇拜毛泽东，这不矛盾吗？难道这世界只能有黑白而不能有灰和黄吗？我只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维，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党和团体，我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我为什么一定要站到某一政党线内？

　　很多人都以为中共内部是铁板一块，其实，在中共体制内，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思想大有人在，类似我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也绝对不是少数。而这种体制内的异议人士，不仅存在中共党内，而且存在中共的军方，存在党内，军内的高层人士。
　　
　　异议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是社会主流，也不意味着能发挥作用。因为，“异议”这两个字的本身就是相对于“主流”而言，相对来说是“不重要的”的一部分。但中国社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要干什么？
　　
　　中国的经济正在崩溃中，很多人说：“中共也是尽心尽力了，他们并非要想搞坏一个国家”。大约在十个月前，我写文章说中国大陆的证券公司已经全面陷落，全面亏损。不久前，我与北京的一位朋友通电话，这位朋友说：“我现在太忙，中再人寿（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头在请我们吃饭”。我一听这消息就知道这家企业出问题了。有些时候，中国的事情很容易被人解读，各位想一想，急于找中国证监会的人吃饭，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便遇到了这等难处：成立刚刚一年半，愣将注册资本8亿元中的一大半打了水漂，让中再人寿马失前蹄的是面临破产的汉唐证券。我通过其他朋友仔细一了解，原来中再人寿去年有6亿元资金失陷汉唐证券，至今仍有约4亿元未收回。汉唐证券崩盘后，刚刚成立的中再人寿高层开始紧张，已经派出中再人寿总经理助理任奇与财务部投资处处长、精算师郝凤魁飞抵深圳，进行蹲点讨债。其后，中再人寿第一大股东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也派出财务部副总经理敦浩、审计部处长耿小庆到深圳进行审计调查，同时协助讨债。但效果甚微。中国保监会已经派出特别调查小组进驻中再人寿，对当事人进行调查。
　　
　　或许有人会说，一家再保险公司出了问题有什么关系。他能影响到中国经济崩溃？
　　
　　再保险公司是干什么的？分担保险公司的风险，可谓肩负重托。是为保险公司分散风险的一种制度安排，是整个保险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再保险也常被称作直接保险业的"稳定阀"。当直接保险公司对其承保的巨大风险或特殊风险不能承受时，就有必要进入再保险市场，进一步分散风险，从而扩大承保能力，保障巨灾损失的有效分散。再保险和直接保险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直接保险，也就是普通消费者平时购买到的保险是前提和基础，再保险是后盾和支柱。因此，再保险对于分散保险经营风险，扩大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稳定保险市场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003年12月22日，中再人寿挂牌成立，注册资本8亿元，是内地目前惟一一家专门从事商业寿险再保险业务的公司，这样重要的一家企业出了问题不可怕吗？可怕的并不完全是他的资本出现了问题，令我觉得震惊和可怕的是中共主流人士的言论，中再人寿总经理冯宏娟在公司召开的会议上说，“我们是刚学走路的新公司，犯错误在所难免，肯定会摔跟头，交点学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家成立不过一年，在一年的时间里将公司资本八亿元人民币损失掉了2/3，还要大言不惭地说“交点学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数年前，北京一位朋友曾极力邀请我参股该公司，我当时对他说：“我已经对中国的金融彻底死心了，我不想在这里发财，更不想毁在你们手里”。 中再人寿成立之初信心爆棚，中再集团曾经希望在一年内将旗下几家公司在海外批发上市，中再人寿就在批发上市的名单之中，为此还请了全球四大会计师行的普华永道作中再人寿的财务。作为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人寿再保险公司，中再人寿的三名外资股东均具有雄厚的背景，也包括了新加坡政府直接管理的一家金融投资公司。
　　
　　"这么大的一笔投资，不用说股东大会，连董事会都没有讨论。"中再人寿的内部人员一直怀疑这笔资金投资的合法性。中再人寿的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的时候，需要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而这次汉唐事件却一直没有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但笔者却通过其他一些途径了解到了其中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中再人寿投资到汉唐证券的资金是分几笔从中再人寿划出的，其中确有划账资金由总经理冯宏娟签字。中再人寿的管理让人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数亿元的投资不但没有通过股东大会表决，就连董事会都未讨论过。照此推理，中再人寿的总经理及总经理助理完全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将公司的资金划个精光，毕竟如此划到汉唐的、即使现在各方承认的4亿元窟窿已经不是小数。
　　从而另一个角度，笔者又从汉唐证券的高层人士中了解到了另一种“公开的秘密”。汉唐证券的私募资金有三个来源，一个是个人，一个是银行，另外就是大型的机构，其中个人的融资额度非常小，因为这类资金不但数额小，麻烦多，一旦出现什么情况，个人投资者就很容易到公司吵翻天，公司负责人吴克龄最喜欢最赏识的就是机构大户。吴克龄攻克机构大户肯定有不同寻常的办法。汉唐证券的这名内部人士透露，汉唐证券与机构大户签订的合同一般都是格式化的委托投资合同，主合同上有详细的客户保证金担保以及投资收益回报，汉唐证券开出的投资收益一般在5％左右，吸引客户心动的还是主合同背后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主要是承诺真实的投资收益，一般在10％以上，主要看双方的谈判结果，高的时候达到15％。据了解，补充协议与主协议的投资收益差额部分，一般都由汉唐证券签订合同后规定的期限内将这笔投资收益提前打到客户指定的银行账户之中。如果有补充协议，其中的差额投资收益以中再人寿内部披露的4亿元，汉唐证券委托投资最低的差额5％来计算，补充协议的差额投资收益至少在2000万元左右，如果是六亿，那么这笔款项就高达三千万元，这笔巨额的差额投资收益是否已经提前打入中再人寿的账户之中依然不得而知。中再人寿目前拒绝透露财务问题，曾有读者说，草庵居士与中共勾结，有很多内部渠道，但在这里，我坦率地讲，本居士没有什么直接渠道了解这其中的“国家秘密”，所以也就无法确认这笔差额收益到底是流入了公家的银行账户还是私人腰包，其结果只有凭各位的想象了。
　　
　　事实上，据中再人寿内部人士透露，目前中再人寿已经从汉唐证券要回来1个多亿，还有4亿元左右的资金没有眉目。据了解，目前中再人寿已经向股东们通报了在汉唐证券的损失，不过披露的数据仅仅为4亿元左右，而不是6亿元。但是有知情人士告诉笔者的情况却不是如此，当初汉唐证券崩盘时，光大银行冻结了汉唐证券的客户保证金，并将保证金划到自己的账户，后来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汉唐证券后，光大银行划走的保证金又被强制划回汉唐证券的保证金账户。如果中再人寿当初追回的1亿多元资金也是通过强制划拨保证金的方式实现的话，这笔资金还不能说中再人寿已经要回来了，还有可能被划回汉唐证券的保证金账户，用于填补汉唐证券9亿元的保证金缺口。所以对于中再人寿的股东们而言，面对的亏损可能不止现在知道的4亿元，极大的可能是六亿元以上。
　　但更令人惊奇的是，就在中再人寿因为汉唐事件焦头烂额的时候，该公司总经理冯宏娟却在今年3月份公开表示公司要增资扩股。并声称，在今年4月份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增资扩股将成为最重要的一项议题，"如果进行顺利，希望今年年底前能够完成"。冯宏娟还说，如果顺利完成这次增资扩股，三到五年之内，中再人寿将不用为资本金不足而担忧。中再人寿还有高层人士宣称，2004年底，中再人寿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在160％左右。一方面隐瞒阻挡资金不明不白亏损的状况，一方面又要增资扩股。其用心之险恶岂是普通百姓所能了解。
　　从金融的整个层次上看，股票市场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不过是企业募集资本的一个方式而已。特别是在中国，他不过是某些人圈钱的一个场所。尽管我在不久前断言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崩溃在海外引发了争论，一些“爱国侨胞”指责我胡说八道，但在国内的金融界，更多的专业人士却在骂：“草庵居士马后炮，中国股票市场比你说提前半年就崩溃了，我们在国内不敢说，草庵在海外还放马后炮，崩溃都说晚了”。
　　在2001 年6 月，中国股市的市价总值5.36 万亿元，按照60％的跌幅计算，总市值损失3.21万亿元。当时的流通市值1.88 万亿元，按照60％的跌幅计算，总市值损失1.1 万亿元。由此可见，过去4 年，在2001 年6 月前已经上市的公司，国家股和法人股的总市值损失2.1 万亿元，社会公众股的损失1.1 万亿元。2001 年6 月之后到2005 年3 月，中国股市的上市公司数量从1137家增加到1379 家，新增242 家。总股本数量从4143 亿股增加到7235 亿股，增幅近80％。如果考虑到这些新增加的股份的下跌因素，即使按照每股跌幅仅相当于总跌幅的一半，即4.06 元计算，总市值损失应增加也有1.26 万亿元，其中公众股损失0.4 万亿元。综合分析，过去四年，中国股市的总损失近4.5 万亿元，其中国家和法人股东损失3 万亿元，普通社会公众损失1.5 万亿元。 (
　　这个损失有多大呢？2000 年，中国GDP 总量8.9 万亿元，而4.5 万亿元的市值损失，意味着全国人民2000 年半年的产值化为灰烬。2000 年，国家财政收入1.34 万亿元，4.5 万亿元的损失恰相当于当时40 个月的国家财政收入。至于流通股东，按照2005 年3 月累计开户数量7242 万对应着3600 万投资者计算，每个投资者的损失是4.16 万元。2000 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6280 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253 元，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1：3 的数量来计算，中国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数是3259 元。可见，人均4.16 万元的损失，相当于中国家庭当时人均收入的12.7 年的总和。
　　各位看到了吗？十二年半的中国百姓家庭收入总和损失掉了。 (
　　1995 年，中国的GDP 总量5.8 万亿元。2005 年，这一指标预计将达到13.8 万亿元，增幅为138％。经济总量大了，百姓的资金也宽余了。1995 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96 万亿元，2005 年一季度，这一数字上升为13.74 万亿元，增加了整整10 万亿元。1995 年底，中国货币供应量余额M2 为6.07 万亿元，2005 年3 月底，广义货币M2 余额26.46万亿元，比10 年前增加了整整20 万亿元。1995 年，狭义货币M1 余额2.4 万亿元，2005 年一季度，该指标为9.47 万亿元。
　　中国股市的规模呢？1995 年底，股市总市值：3717 亿元，2005 年5 月18 日上升为3.45 万亿元。1995 年底，流通市值 749 亿元，2005 年5 月18 日，流通市值9607 亿元。这告诉我们，当前，中国股市的流通市值不足1 万亿元，但居民储蓄存款有13 万亿元，广义货币则高达26 万亿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则已经突破了6000 亿美元，
　　但是，非常可悲的是，在大陆的股票市场，竟然有195只股票跌破净资产，而另一些净资产极低甚至已为负值的上市公司尚未列在上述跌破净资产之列。1999年5月19日交易的855只股票中，到2005年5月19日，只有804只股票仍在交易，51只股票已不在A股交易。另外，接近76%的股票股价低于6年前的起点，46%的股票价格下跌了40%以上，更有23只股票价格下跌了80%以上。康达尔A股价从30.85元起步，最高价走到了84元，现在2.25元的股价，相对于起步价已经跌去了90%。流通市值反映的是股票持有者某一时点的账面财富。1999年5月19日，855只股票流通市值是6659亿元，经过了6年，现在还在市场上交易的股票804只股票，流通市值合计5629亿元，较起点减少了1030亿元，缩水比例为15%， 6年中，上市公司从证券市场筹资7927亿元，相当于把855只股票的流通市值全部抽走，缺口还有2298亿元，证券市场成了上市公司名符其实的提款机。如果投资者付出的这7927亿元全堆在这855只股票的流通市值上，对应的上证综指点位应该是2400点。旱涝保收的印花税，则在6年中整整从A股市场上收走了1420亿元。6年来，股票交易数量虽然从855只增加到1350只，但股市规模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却下降了，199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79553亿元，沪深两市总市值占到了28%。现在1350只股票总市值仅占到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4%。发达国家中的股市市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为50%至150%，6年内这一指标不升反降，股票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可见一般。6年融资近8000亿，流通市值却仅增加4000亿元，那3000多亿去了哪里？
　　成交稀疏只是市场的表象，对此叫苦连天的是证券的经纪服务机构。券商经营收入的70%来自于经纪业务，据估计，2003年沪深两市股票成交总额折算出券商佣金，平均每家营业部只有214万元，而每家营业部的年平均成本则在550万元左右，按照2004年沪深两市成交总量测算，所能养活的券商大约只有45家，尚不足目前券商总数的一半。证券市场最初的定位是“为国企脱困服务”，也许正是为了营造一个较好的国企融资环境，“5?19”行情应运而生，其后的6年中，上市公司数量增加了60%，超级“航母”中石化、宝钢、长江电力纷纷登陆A股市场。2001年6月，股市又肩负了填补社保基金缺口的重任。到2001年10月23日，管理层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沪深两市为此付出了9988亿元的总市值损失。 股票市场崩溃了，房地产市场也处于了崩溃的边缘，号称中国格林斯潘的海归人士，中国金融高层管理官员――周小川曾在一个不公开的场合这样说：“按照目前中国人普遍的收入水平有几个人能买得起现在的房子 ，但为什么却有那么多人敢买如此高价的房子，他们的钱来自那里？他们敢买房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房价涨卖了房你赚钱，房价跌你不还房贷你赚房，钱来自银行房贷。或许有人说不还房贷就把他的房拍卖了，且不说这中间需要的司法成本，就说能行，你能想象把大批人赶到大街上的情景吗，更何况现在的司法解释根本就不许你这样做。或许还有人说在房贷前是要进行信用评估的，我要告诉你这种信用评估基本上是走形式，因为地产商、中介和银行信贷员是勾结在一起的，他们会帮你弄虚作假把银行的钱骗出来，只要把房高价卖出他们就分钱，至于贷款人还了款，还是还不了款，他们是不管的。我们这的报纸就刊登了月收入2000的外来打工的夫妻贷款十几万买房的消息，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看待这条消息，反正我是为我们的金融安全担心。在中国要搞房贷必须要有可随时变现的抵押物，信用是靠不住的，在中国的信用基础支撑不起房贷的大厦”。
　　大家不觉得他讲的通俗？中国的事情就是如此。
　　在海外几次演讲中，我都鼓励中国百姓去买房，特别是在房地产泡沫即将爆发的前夕去买房。很多听我演讲的人都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我草庵居士怎么能拿大家的利益去开玩笑呢？我讲的是真话。为什么？因为我有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你要能够到中国的银行中能搞到房屋贷款。别以为贷款利息高，风险大。但你要知道，风险大不是对你，而是对中国政府。是对银行。有人说房屋贷款在对银行没有风险，因为房屋是不动产，跑不掉。但你说的这种情况适用于西方国家，对中国不适用。说贷款买房对银行风险不大，因为房子跑不了？那是非系统风险。比如突然你重病，你不能工作了，家里没收入，这时银行才可能收回房子，把你轰出去，再拍卖。银行必须把房子卖了才能收回贷款，只有少数人不还时是可以的。如果是社会系统风险就不可以，拍卖也没人买。把你轰到天安门去那就又麻烦了，政府出来干预，维护社会稳定，银行最后还是收不回来。如果经济崩溃，大家都还不起，别说银行，中共更没法收，收完之后还得拍卖，那价格不就更低了吗？银行赔的更惨，那种情况下再把大家都赶到大街上，怎么可能？中共怎么能不要“稳定”？告诉各位，这种风险最后只能是政府承担，金融泡沫出来之后就是这样。
　　国内消费者要是聪明就听草庵居士的话，就大胆的去买房子，找当地最好买一个，千万不要图便宜图省钱，贷款三十年，完了租出去。经济形势好的话，可以收租金，用租金去还贷款。经济形势不好，咱大家都租不出去，那房子是自己的，谁还贷款啦？大家都还不起贷款，你为什么还要还？要是中国经济出了不大不小又不能崩溃的问题，那时候，大陆的人民币一定贬值，不就是几百万人民币吗？两个月的工资就还了。各位想一想，倒推三十年，也就是1975年，那时候人民币和现在的人民币一样吗？现在的百万富翁不就是那时候的千元户吗？你现在买了三百万的房子，到了三十年后，也就值你两个月工资，说不定是一个月工资。
　　所以，在大陆就要这样做，大家越是知道崩溃，就越要抢，否则你的机会又没有了。我记得，有位哲人说过：机会就在你眼前，只是你能否看到，并抓住而已。中国社会的主流精英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一切要将房地产价格抬高，制造泡沫，百姓就要也趁机抬一抬，也趁机给自己找点发财的机会，如果你自己不努力，愿意当傻瓜，那么，本居士也没有办法。有钱不去赚，总想着听党的话，做党的好战士，不愿意发财享受，那也就怪不得中共了。
　　曾经有很多海内外的人士问我如何面对大陆的情况去投资赚钱，我就问他们：“你懂政治吗？”如果他们说懂，我就说：“你懂物理吗？如果他说懂，我就说：“你知道什么是平衡吗？”如果他说懂，我就会再问他：“你懂化学吗？”如果他说懂，我就会说：“你懂临界点吗？”。如果他说他都懂，我就会支持他去中国投资赚钱。
　　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基本上都是政治问题。海外，社会体系明确，相互制衡，法律健全。经济就是经济，政治就是政治，两者不能相互纠缠，特别是在政治上纠缠上经济利益。但在中国，有脱离政治的经济问题吗？没有，因为中共自建政以来，就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利益集团之中，他的存在就是利益，一个与百姓利益相对立的政府或政党怎么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他不是公平的裁判者，而是一个和百姓争利益的集团。
　　
　　很多投资者，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自己的百姓，当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都寄希望于中共来挽救。股票市场崩溃前，我曾写一文章，并在演讲中告诉大家，此次中共已经无钱救市，他也不可能去救股票市场。可是，很多人不听，还希望大陆政府能够推出“平准基金”来挽救股市。这不是做梦吗？大家想一想，作为中共，是股票市场里的七千万股民重要还是中国的银行重要？，是股票市场崩溃重要还是银行系统崩溃重要？是你百姓的钱重要还是中共的稳定重要？换个白痴也能替中共做一个最优选择，更何况中共内部的主流精英？前些日子，温总理将知识和经验不足说成是股市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我听到后就是冷笑，一个眼中泪水不断的“人民好总理”竟然如此的冷血，吃掉了百姓的血汗钱还要将责任推掉。为什么只是在对普通投资者有利的方面知识不足？为什么只是在保护普通投资者利益方面缺少经验？而不是相反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股票市场亏损的是百姓而不是企业？怎么可能政府一经验不足时，都是亏损百姓？其实，这一切都是一种“政策的故意”和“制度的故意”。 97年，朱容基执政，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在中国政府担任重要职位的经济学家文章，说是解决国企的三角债还不容易，让欠债的企业统统上市不就行了吗？
　　中国股市一开始，就从根本上将普通投资者置于牺牲者的境地，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尸横遍野”就不奇怪了。如果说，最初不强调为国企服务，股市根本无法建立，那么，人们会历史地、宽容地看待当时的股市政策。但是，让这种政策延续十几年，而不改弦更张，就是一种“故意”了，就应该受到遣责。我以为，中国的股市政策带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利已主义的色彩。政府开放股市时，与其说是处于一种长期考虑，不如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国企缺钱，想通过股市弄到钱，但，又担心别人控股，于是，设计了一个至今还在惹祸的股权分置机制。至于股市以后怎样发展，却心中无数，只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行就开，不行就关。不过，随着股市的发展，也许政府及其依附者发现中国股市真是一个好东东，它就象那座阿里巴巴宝库，里面的宝贝太诱人了，于是，他们贪婪地盯住它并从中各取所需。管审批上市的要求留下“买路钱”；企业欠银行的钱，上市圈钱后，随即被银行“载留”；民企想上市须吃掉一个烂国企，侥幸的民企一上市，国企的一堆“破铜烂铁”立马成了“真金白银”；上市公司毫不心疼地挥霍着圈来的钱，甚至不少上市公司高管携巨资出逃国外；能获得内部信息的巨鳄，带着巨资（不少是公款）杀进股市；“老鼠仓”、“黑嘴”也从中分得一杯羹……。面对这种“无本万利”的买卖，没有人会选择放弃，更没有人会主动改变现状。惨得是普通投资者，只有无奈地做“冤大头”。
　　这种政策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决策者很无知。他们当初制定政策时，绝没料到股市会出现今天的局面，他们只想用“市场的形式”来为“主义的内容”服务，岂不知，市场经济无论其形式还是内容，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割裂开来。同时，他们不懂得股市是有其内在规律的，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二是决策者很无赖。一方面，在股市里埋地雷，一方面“忽悠”着散户进埸。一旦地雷要爆炸，他们就会以清查违规资金等名义，让自己的钱提前出来，剩下的散户便只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撑起歪歪斜斜的股市大厦。
　　股市在制度性缺陷相伴随的情况下，上冲到2000多点，实际上已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此时权势者还没忘记“忽悠”散户。记得当时有一位前证券会主席居然说，几年内股市可以达到多少点，股市总量可以达到多少亿。可是，按此一算，那必须每天发两只新股才能达到目标，每天发两只股票也太离谱了吧。后来又出了个“国九条”，可是一年多了，除了圈钱是实的，其它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国九条”简直就是一剂迷魂药，众多的散户就是在它迷惑下，一步一步陷进去，这一年多不知又套死多少散户。我发觉，丧失民心的地方，除了上访办就是股市了。为了利益，政府肆无忌惮地将自己本来就不多的信用挥霍殆尽。眼下，上证指数点虽仍在1999年1047点之上，但这是指数造假所为，4.50元的平均股价比1996年1月512点时还低10%，仅略高于1994年325点的水平，就是说，中国股市实际上已到了10年的新低。从这点看，毫无疑义，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崩盘，而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崩盘的结果，无论中共及某些人是否承认，它都是已经实现的现实存在，不是任何一方可以用谎言掩盖的。
　　九十年代中期后，农民的利益受损很厉害，96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还以26％的速度增长，四五年之后，这一速度下降到2.1％。再后来问题更加严重，于是，农民怨声载道，不满情绪高涨，可以说，只差陈胜、吴广和那根“杆子”了。就在这时，政府开始重视“三农问题”，出台了农业政策。尽管政策还带有按抚和修补的特征，但，总归是有了变化。
　　房地产，最初大力发展它的是政府，现在极力抑制它的还是政府。为什么？因为，当初大力发展它，可以带动GDP增长，GDP的增长可以缓解眼下的许多矛盾，我这一届政府暂时可以舒服了，不舒服的是下一届了。但，后来，房地产象一匹脱缰的野马，已经威胁到银行的安全进而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时，当届政府已经躲不过去了，于是，就不得不重拳出击，甚至不惜采用行政和政治的手段，来解决房地产的问题。损人利已的股市政策延续了十几年，已经走入尽头。股民死，券商、基金也快活不下去，融资功能丧失，股市几乎成了一潭死水。“国九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它并不是政府良心发现，对投资者发慈悲，而是原有政策，既不仅损人，也已经损已了。信用的丧失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信用不仅是政府公权力在百姓心中的丧失，而且是在商人中的丧失。最近，中国基金们在1100点以下拼命做空，根本不顾政府及社会的稳定，让中国金融市场陷入前所未有的信心崩盘危机中，就是这个现象的具体表现。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临界点”的概念。只有当一个问题处于“临界点”的时候，中共才会为了政权的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商人，只要你在这个，临界点以内，任你胡作非为，只要不威胁到中共利益和稳定，你如何赚钱都是“合法”和“安全”的。从而，大家也就明白为什么当每个海外商人向我询问投资中国的风险的时候，我就会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的原因了。
　　
　　面对这样的中共，我们应该怎么办？怎样才能规避政策风险并与政策共舞呢？首先，对政策不要有幻想，要立体地透视政策，把握政策的实质。这有个四化标准，这就是：公众利益国家化，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政策化，法制、政策体现的是权贵化，也许这就是实质。其次，要关注政策变化的临界点，这个“点”常常就是机会的开始。政策有时会把垃圾变成黄金，有时又会把黄金变成垃圾，我们应该从政策的错误及规则的转化中，寻找机会。政府犯错误，对整个国损害很大，对多数人损害也很大，但对有头脑，善于发现机会的少数人，就是利多。另外，要抓住政策变化中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其实就是政府的最大利益，到目前为止，正确的做法是顺应“主要矛盾”，而不是与之拧着劲。关键是你的聪明程度如何。
　　百姓不聪明吗？显然不是。看看北京百姓的最新股谣就可以知道百姓的思维和智力状况：
　　基金亏、券商亡，
　　经济学家太猖狂，
　　七千万个小绵羊，
　　上市公司是群狼。 )
　　
　　你一箭，我一枪，
　　眼看股市要关张，
　　外资凑趣捞几网，
　　利率汇率不帮忙。
　　瞎B跌，瞎B涨，
　　“分类表决”瞎B狂。
　　有关部委不开腔，
　　死了股市死银行。
　　
　　坦率地讲，股票市场崩溃不会让中共倒台，但银行问题确实有可能会逼迫中共倒台。荷兰银行(ABN AMRO)估计所有中国的银行需要注资2200亿美元，其中四大银行需要1600亿美元资金才能完成纾困。据荷兰银行估计，2003年已经注资450亿美元的中国四大银行，尚需1600亿美元才能完全纾困.荷兰银行负责金融机构业务的副董事长萨姆扎瓦第表示，中国政府另需600亿美元来应付商业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需要。官方公布的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去年9月底为止的坏账有1880亿美元，占总贷款金额的15.7％，实际上，中国政府采取经济调控政策后，这个数字更加高涨。在上海证交所挂牌的有中国招商银行、民生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和华夏银行。他们的股价从去年1月1日至今跌幅在17％至36％之间。
　　说起银行，笔者都十分的头痛，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个话题实在是太无聊了，谈都谈过几十遍了。但中共的银行问题实在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让人眼花缭乱。银行坏帐不提，骗钱外逃也不提。但在国内，银行骗百姓也是无所畏惧。
　　
　　据《法制日报》报道，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法院原院长张某因涉嫌违法、违纪问题正在接受处理。近日，该院17名法官联名再揭隐秘：自1998年起，在原院长张某的操纵下，该院与当地金融部门“协作”，在金融部门没有提交诉状、证据情况下，使用已经生效判决的案号，再做一个同案号的判决书，通过裁定执行终结，为金融部门核销所谓“不良”贷款提供依据。实际上，贷款户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仍然还在继续还贷。
　　奇闻吧？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奇妙的国家。所谓“双胞胎”判决书就是一个案件号码有两个不同的判决书。这些“双胞胎”的“面孔”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案件实体完全不同。“(2002)广民二初字第78号”案号，根据审判流程，从立案到审理终结，案件反映的内容是一起产品责任纠纷，原告是该县杨杆乡杨杆村6组陈某，被告是杨杆乡供销社，案件中陈某撤诉，广德法院于2002年1月4日作出了准许撤诉民事裁定书。而该案号，广德法院又于2002年4月30日下达了一份民事判决书。案件原告摇身变成了中国工商银行广德县支行，被告成了广德县砖桥乡花岗石制品厂，案由变成了借款合同纠纷，判决结果是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0万元及利息。比如“(2003)广民二初字第22号”案号，根据审判流程相对应的案件是建行广德分理处与陈某、赵某借款合同一案，广德法院于2003年6月23日作出该22号民事判决书；而该案号在同年2月27日在没有立案情况下却已“早产”了一份没有经过立案审判流程的“民事判决书”。原被告双方是工行广德县支行和广德县商业总公司商贸实业公司。 (
　　
　　据广德县法院一位业务庭庭长说，像这样伪造的“双胞胎”判决书，自1998年起，该院便开始大量出现，加上配合这些伪造的判决书而作的终结执行裁定，就有近千件。广德法院制作这类判决书有时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仅2002年4月30日这一天，广德法院就为工行广德支行制作了64件此类判决书，而且连号使用已有判决或裁定的案号。这类判决中大多会有“被告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被告未举证和质证”字样。均没有上诉。广德法院多名知情法官透露说，这些都是法院和金融部门私下操作的，贷款人根本不知情。
　　
　　有了私生的“双胞胎”判决书后，金融部门随后会向广德法院递交一份申请，请求法院终结执行这些案件。法院一位审委会委员透露说，整个过程并不经过正常的程序，只要原院长签字同意即可。广德法院多名位处中层的法官透露说，通过这种做法，该县各金融部门共核销500余户企业或个人的“不良”贷款近4000万元。其实有的根本不是不良贷款。然而通过法院和银行的“协作”，可谓是双方得利。银行不仅消化可能的不良贷款和风险，而且由于贷款人不知自己的贷款变成了不良贷款被核消，还在继续还贷；而法院不仅毫不费力就可收取大量诉讼费用，还可能从金融部门获得额外收获。据了解，广德法院原院长张某的问题就是私设小金库、建账外账。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此。
　　
　　世界上谁能相信，一个堂堂的政党，一个堂堂的国家司法机构，竟然要联手去诈骗，起欺骗那些无辜的百姓。骗，除去骗还是骗，从地方到中央，反复的骗，骗来骗去骗的是谁呢？当然是百姓。无论是银行还是股票市场，出了问题，中共解决的办法还是中国百姓去掏钱。
　　
　　不久前，还看到了一则消息，这也是令我大吃一惊的企业。中国最大的煤炭生产商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计划于6月15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之前将在香港进行18个月来当地最大规模的公开募股活动。在这家企业的上市介绍中，我得知他们的煤炭储量有2236亿吨。但非常不凑巧的是，本居士因为涉及过大陆的发电厂投资项目，依稀记得中国全大陆的煤炭储量居然只有1145亿吨，一家公司拥有的煤炭储量竟然是全中国煤炭储量的两倍，更可怕的是，居然中国的煤炭储量是世界第二。这样的企业在世界上存在简直是奇迹，我实在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不知道比尔。盖兹听到这个消息会如何反映，但我知道，比尔。盖兹一定会感叹自己的财富竟然如此的渺小。我在猜想，这家由中共前总理李鹏家族掌控的企业莫非已经将美国的全国煤炭都购买了？那可是为中国子孙后代做了好事情。尽管，我和我的后代都不准备返回大陆生活，但我还是要由衷地赞美这家公司，他竟然是如此的“伟大”。
　　
　　从金融全局的角度上看，股票市场的崩溃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危害，但并不会马上影响一个国家的金融崩溃。但房地产不同，与其说是发展房地产不如说是发展金融业。因为房地产的主要资金来源于银行，无论是开发商还是消费者，其主要的资金来源都是银行。中共地方官员鼓吹“经营城市”，其主要的观点还是出卖土地发展房地产，借此促进经济增长。在房价高涨的上海、杭州、南京、宁波等城市，房地产业对地方GDP的贡献率高的达到1/4～1/3，对于地方财政收入则更高。另外一方面，作为地方中心的这些大城市，房价高涨使它们在吸取本地其他地区和区域外其他地区的经济成果更为有力——大量新进入人口购买这些城市房产的时候，也就等于为城市的发展缴纳了高额的入门费，通过房价上涨——地价上涨——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改善城市环境——吸引更多的人进入本地投资房产，地方政府在这个循环中得到了相当大的好处。
　　股票市场崩溃虽也影响国民经济，但肯定没有房地产直接，因为房地产资金的70％来自银行，房价如果大落甚至楼市崩盘，大量的坏账就有可能拖垮银行系统，而造成整个经济的危机。这在国内外是已有前车之鉴的。有人指房地产金融绑架了整个银行系统，虽有点危言耸听，但也不无道理。地方政府卖地谋利，鼓动房地产上涨谋取暴利，中国四大国有银行隶属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的威逼和利益的诱惑下，半推半就地相互勾结，发放大量贷款。结果就形成了地方谋利，中央买单的中国特色。
　　有时候我会很困惑，中国的主流精英到底要做什么？他们不是要维护中共的稳定吗？可怎么尽干挖中共墙角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在想，中共的主流精英到底是否是一群隐藏在中共内部的彻底反共分子？我一看到他们的行为我就感到吃惊也同时为海外的民运分子惭愧。看着国内的中共主流精英们巧妙地破坏中共党员信用，巧妙地打乱中国社会体系，搞乱法制。
　　曾经有一次，我与几位中共高层官员聊天，我就曾对他们表示过我的疑惑，其中一位这样说：你不是讨厌中共吗？我们也讨厌他，谁喜欢一党独裁，世界上只有独裁者一人喜欢，没有第二个人喜欢，既然你讨厌，别人搞垮他，你干嘛不高兴？既然目标一致，你就不要管什么手段了。而另一位高官则讲：社会不乱怎么改革呢？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还要搞改革，哪不是胡说八道吗？别看现在社会乱，贫富分化，但这是“倒逼机制”的必要手段，有些事情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想到这些中共主流精英的话，我反过来看今日的中国经济，不觉又有些惊奇。股票市场崩溃了，房地产崩溃了，紧接着就是银行，金融的崩溃。回头看看中共的很多经济政策，或许我们会觉得奇怪，会惊奇中共对经济上的无知，但我们或许误解了他们，或许他们正是那些在背后默默无闻地推动中国走向全面崩溃，以实现彻底改变中国的民主人士。
　　
　　但无知的我时而还要发呆，时而会问：“中国已经走向了全面崩溃的道路，你们还要将中国引向何方？”写着这篇文章，我忽然在想，或许一个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中国经济上的崩溃不过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多少问题与伤害并不重要，在历史的长河中，最重要的是结果，中国经济崩溃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很幸运，你我都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能亲眼看到这个崩溃的过程。

好文啊，解释了本人心中的很多疑问。

一语道破天机。此人了得。

本文为作者授权东方财富网刊登之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

2003年11月，尚福林提出股权分置的概念时，并没有对它作出解释。我们不知道他所谓的“股权分置”究竟是指什么，也不知道这样的模糊处理究竟是一种策略呢还是一种风格。2004年2月，概念被写进“国九条”之后，市场各方开始广泛使用，一时间“股权分置”这四个字充斥了各类大小财经媒体。一个未经解释的概念被如此使用，令人匪夷所思。

似乎每个使用的人都知道它的确切含义，实际上却是各有各的理解。也不是没有人就此进行过专门讨论，但我们需要一个权威的解释。

一、股权分置究竟是指什么？是同股不同价，还是同股不同权，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是指同股不同价，那么是指发行价还是指市价？如果是同股不同权，那么是指表决权、分配权还是其它什么权？

我们先看“国九条”怎么说。

2004年2月1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说：“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规范上市公司非流通股份的转让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稳步解决目前上市公司股份中尚不能上市流通股份的流通问题。”

这是股权分置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如果在这个文件中能够明确指出股权分置究竟是指什么，那就算得上是一个最权威的解释。可惜，文件并没有为股权分置下一个定义，只是说，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是要解决上市公司股份中尚不能上市流通股份的流通问题。这就不免带来疑问，股权分置仅仅是指流通问题吗？是不是还有其它意思呢？

直到最近，2005年4月29日，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启动，证监会负责人就此发表谈话，才明确指出：股权分置是指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一部分股份暂不上市流通。

原来如此。

这位负责人是在告诉我们，股权分置问题，是而且仅仅是上市公司股份中尚不能上市流通股份的流通问题。和“国九条”的表述完全一致，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到此为止，证监会已经给出了最权威的解释，对股权分置确切含义的争论可以休矣。说它权威，并不是说他有多么正确，而是因为他说了算，说了管用，和“国九条”具有同样的权威性。况且，概念是我提出来的，自然是我来解释，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什么正确不正确呢？

该明白了。股权分置强调的其实就是一个“权”字。什么权？流通权。启动试点是要做什么？就是要赋予非流通股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权利，让它能够流通起来。

就是全流通。

不是笔者故意饶舌。到目前为止，市场参与各方，不仅仅在诸如股权分置是不是困扰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解决股权分置是不是当务之急等等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就是对眼下进行的改革的性质，一样没有达成共识。强烈反对全流通的水皮先生就把这场改革仅仅视为交易制度的变革，而不愿意与全流通等同起来。笔者只是想说，连证监会都承认解决股权分置就是全流通，我们还有必要绕着弯子骗自己吗？

怎么不是全流通呢？

对全流通的理解该不会也存在歧义。非流通股并不是不能流通，它只是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做“非流通股”的原因，从这种意义上说，说我们的股市本来就是全流通的，也没有错。我们现在讲全流通，并不是非流通股能不能流通的问题，而是非流通股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的问题，能在二级市场上流通，我们叫做全流通，不能在二级市场流通，我们就不叫做全流通。这就是我们所谓全流通的特定含义。

股权分置改革，不就是要赋予非流通股在二级市场上流通的权利吗？

诚然，有了流通权，并不一定会马上抛售，也不一定会全部抛售，证监会对此也做了限制性规定。但是，既然有了流通权，什么时候抛售，抛售多少，权利在我，证监会也不能永远限制下去，否则这样的流通权还有什么意义，仅仅为了争一个“流通权”的名分吗？

事实上，即使有了流通权，也总有一部分股东，出于各种原因不会卖掉手中的股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这叫做全流通。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权利，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将手中的股票卖掉。
所以说，非流通股一旦获得在二级市场的流通权，我们的股市就是全流通了。只不过由于证监会做出了分步上市流通的限制，使之成为一个打了折扣的全流通而已。

二、全流通问题是张卫星提出来的，全流通作为问题其实自中国股市诞生就存在，全流通真正成为问题肇端于99年的国有股配售。

所谓国有股配售，就是以净资产之上、10倍市盈率以下的价格，向上市公司的原有股东优先配售国有股。优先云云，说明管理层是把它作为利好推出来的，谁知在接下来的试点中，两只试点个股中国嘉陵和黔轮胎15个交易日分别暴跌45%和35%，大盘也跟着下挫。管理层无奈，国有股配售随之搁浅。

2001年，又搞了一个国有股减持。6月12日，国务院发布《减持国有股筹资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决定在股票首发、增发时，按融资额的10%以发行价减持国有股，为社保基金筹集资金，因而又叫国有股存量发行。虽然此前项怀诚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减持国有股不会影响资本市场的繁荣，但沪指在6月14日创出历史最高点2245点以后，就一路走低。7月23日，办法进入实施阶段，指数开始加速下滑，棍子似的直往下栽，象是在嘲笑项部长的看盘水平。到10月22日，沪指跌到1514点，累计跌幅已达32%，还没有丝毫止跌的迹象，证监会不得不宣布停止执行《办法》第五条（即国有股存量发行）。次日，市场井喷，两市大盘双双创出实施涨跌幅限制以来的单日最大涨幅——沪市9.86%，深市涨停。
就在证监会叫停国有股存量发行的前一个月，2001年9月份，张卫星抛出了他的“全流通”。张卫星认为国有股不流通即所谓“市场分裂”将中国股市变成了一个“圈钱陷阱”，要想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必须实现全流通。实现全流通应该按照追溯历史成本的方法进行。

此后还发生过很多事情。2001年11月，证监会开始征集国有股减持方案，到次年1月26日，公布了一个被称为阶段性成果的《折让配售方案及配套措施》，市场闻声大跌。28日，证监会宣布停止执行该方案，市场止跌反弹。

2002年6月23日，国务院决定停止通过国内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次日，爆发6.24行情。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强烈感到的就是国有股那抑制不住的变现冲动。99年以前，国有股是稀缺资源，很尊贵，也很神圣，你想买，他不卖。99年，国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为国有股减持找到了理由。平心而论，改革进行到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卖的，换不成钱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废品，国有股不仅有减持的必要，而且从来就不缺乏减持的冲动。自从减持的闸门一开，今天来一个配售，明天搞一个存量发行，左一个办法，右一个方案，一而再，再而三，处心积虑，煞费苦心。

二级市场之外不能卖吗？能。为什么非要到二级市场卖？因为二级市场价格高。想卖个好价钱，这可以理解，也没有说国有股不能在二级市场减持。投资者只是不明白，怎么你不想卖，我想买也买不到，你要卖，我不买也得买，要么承受市场下跌带来的亏损，要么就得用脚投票，拔腿走人。

虽然由于市场的激烈抵抗，国有股最终还是没能挤进这个市场，但是关于国有股减持的讨论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你不让我减持，你还能挡得住我讨论么？讨论是从国有股减持开始破题的，但是，想减持的又岂止是国有股，国有法人股东，民营法人股东，以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见得人的和见不得人的手段持有国有股的个人，哪一个不想把纸上富贵换成真金白银。张卫星说全流通能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大家就乐得谈全流通，大家发现与仅仅谈论国有股减持比起来，谈论全流通简直是太方便了，这个张卫星怎么这么聪明，提出了一个全流通的概念，简直让人喜出望外。但是大家马上就发现，光谈论全流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全流通和国有股减持一样，都是在操作层面上兜圈子。要想取得突破，必须另辟蹊径，怎样另辟蹊径？自然是设法证明全流通的合理性，证明不全流通其实是制度安排上的一个重大缺陷。要让人们都相信，虽然全流通不是万能的，但是不全流通是万万不能的。

于是在张卫星“市场分裂”概念的基础上，“股权分割”出现了，“股权分裂”也出现了，最后，“股权分置”闪亮登场了。

现在好了。我要改革的是不合理的交易制度，并不是要全流通。问题解决了。

笑话。难道交易制度不是用来规范交易行为的吗？没有交易行为的改变，你改变交易制度干什么呢？老实说，市场分裂也好，股权分置也好，未必就象张卫星所说的，是中国股市的万恶之源；催生出全流通的制度，也不是张卫星的功劳。现在股权分置改革要启动了，最初提出全流通概念的、颇具几分正义形象的张卫星却被抛弃了。张卫星不知道，别人只是对“全流通”三个字感兴趣，对市场分裂是不是中国股市的症结不感兴趣，对全流通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不感兴趣，对他提出的全流通方案更不感兴趣。当张卫星声称，他设计的全流通方案门槛很高，会让很多垃圾公司就是白送了流通股股份也得不到流通权的时候，笔者就知道，他要被抛弃了。

三、股权分置不是中国股市的万恶之源，但股权分置是股市罪恶的集中体现。

股权分置涉及的问题其实是两个，一个是股权，一个是股价。

先说股权。

股权事实上可以是两类。一类是股票所代表的权利，或者说是股票本身所固有的权利；一类是持股人即股东所享有的权利，两者并不是一回事。股票作为一种权证，从本质上来说，其所代表的权利无非是经营参与权和分配权两项，这是严格意义上的股权。对股票的处置权也是股东所拥有的权利之一，但它却不是股票本身所固有的权利，而是股东对股票的一种财产所有权。严格地说，它不能算做股权。
流通权，就其专指非流通股不能在二级市场流通这种情况而言，无疑是属于股东财产权性质的。因此，流通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权。股东没有流通权，照样可以表决，可以参加选举，可以参与分配，并不影响其所持有的股票所代表的那部分权利的实现，说股权分置是中国股市的主要制度障碍，至少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

我们的非流通股东也并不是天生就没有流通权。

当初，非流通股不在二级市场上流通，并不是它认为自己没有这个权利，也不是管理层觉得非流通股成本低，数量大，上二级市场流通会把我们的股市压跨。都不是。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作为发起人股的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代表的是国有资产，不让它们上二级市场，是出于保护国有资产的考虑。不上市流通能不能有效地保护国有资产，上市流通何以会有国有资产流失之虞，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想必当初的制度设计者熟谙国有资产流失的路数，作出这样的安排也是出于不得已。问题是，它何以就敢作出这样的安排。股票如果不能流通，换了公众投资者，敢买吗？

要说不上市流通是国有股作为一项特权来行使的，可能会有很多人认为笔者出言荒唐。但荒唐的不是笔者，而是国有股的特权意识。看看前后出台的关于国有股权管理的规定，无时无处不在彰显国有股的特殊身份。可以说，国有股从来就没有把自己放在和公众股对等的位置上，它其实压根就没有担心过自身的流通问题。它当初所谓“暂不上市流通”，其实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想当然的算计而非什么承诺，什么时候想卖，只管到二级市场上去卖就是了，99年的国有股配售，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至于后来竟遭到二级市场如此强烈的抵抗，是它当初所没有想到的。它更没有想到的是，狡黠的尚福林会抓住它不经意的一句所谓承诺，声称A股含权。

因为觉得自己有特权，所以敢明确表示不上市流通，因为明确表示了不上市流通，所以失掉了流通权。强梁人根据强梁逻辑行事，到头来竟网住了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可笑，可恨。
其实A股何曾含什么权。如果你承认A股含权并不是双方在自愿基础上的约定，承认非流通股所谓“暂不上市流通”的承诺是没有诚意的，你就会明白，A股含权即使不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也是一个“美丽的误会”。那其实不过是尚福林捡的一个漏儿。

问题的实质其实不在流通权，而在股价。但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人人都知道同股应该同权，但这样说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就象说“只要两个人结了婚就应该是夫妻”一样没有意义。要紧的不是同股应不应该同权，而是同股应不应该同价。理论上讲，股份公司的资本被分成若干等份，每一份代表等量的资本额，它的名字就叫股票。股票代表的就是等量的资本额，因而它必须是同价的，同价正是同股的前提。同股同权是股份经济的基石，同股同价更是股份经济的基石。

同股如果不同价，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张三和李四合伙开公司，张三出资10万元，算1股，李四出资1万元，也算1股。这时候李四其实已不用再搞什么经营，他只要把手中的股份卖掉，马上就可以赚钱，然后再和王五合伙，重复上面的游戏，就可以大发其财了。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种无本万利，稳赚不赔的买卖？如果人人都想做李四，谁是张三呢？这李四是不是在抢钱？这张三是不是有病？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仅仅根据常识，我们也知道这种事不应该发生。

同股同价的原则依照发行方式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股份公司可以是以募集方式设立的，也可以是以发起方式设立的。但不管是哪种方式，在公司设立时都必须做到同股同价，否则张三和李四的荒唐游戏就不能避免。二者的区别在于：募集方式在公司设立时就有一个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过程，而发起方式是在公司成立后才有可能向社会公开发行，因而使其IPO往往带有增发的性质。

以募集方式设立公司,发起人和公众投资者出价应该相同,这已经没有问题了。关键是以发起方式设立的公司，其IPO发行价怎么定。某甲和某乙合伙开公司，各出资1万元，各算1股。数年后，公司净资产已达10万元，每股净资产5万元。这时候，某丙入伙，是应该1万元1股呢还是5万元1股？如果是1万元1股，表面上是遵循了同股同价的原则，实际上反而是在重复张三和李四的游戏，作为公司原股东的某甲和某乙在扮演张三的角色，这当然不行。理论上讲，作为每股净资产值的5万元，是某丙入股最公平合理的价格，就是说，5万元是某丙入股的指导价,也只有这样，才算体现了同股同价的原则。但是，由于公司的资产并不是以货币的形式存在着，资产的配置状况和盈利能力、所在行业的发展前景等等，都会影响对资产的估值，决定着公司每股净资产的真实价值是等于、高于或是低于5万元。另外，资金的供求状况会影响公司愿意以高于还是低于5万元的价格吸纳某丙入股，所在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也会影响某丙究竟愿意以多高的价格加盟，等等。因而某丙的入股价事实上是在他们背后由市场决定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管某甲最后以怎样的价格入股，都不应该偏离每股净资产值太远，否则，能够想到的结果是，其中的任何一方，其股票变现的利得，一旦明显大于预期经营收益，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变现，再次上演张三和李四的游戏。

98年以前，中国股市中有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是以募集方式设立的，公司设立的过程也就是公司上市的过程。过程中，发起人将净资产作价，以不低于65%折股率折股，折股价不高于1.54元，同时以数倍于折股价的价格向社会公开发行，公然把我们的公众投资者当成冤大头张三，如此数年，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这倒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知识和经验，早在94年就发布施行的《公司法》规定得很清楚，“同次发行的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如果是我们缺乏知识和经验，难道这《公司法》是美国人制定的？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发起人根本就无视《公司法》的存在，或者干脆就认为自己不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之列，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既不是“任何单位”，也不是“任何个人”。

既不是“任何单位”，又不是“任何个人”，是个什么东西当然很成问题。我们的证监会是富于知识和经验的，因而终于在98年的某一天意识到这种做法很不妥当，有违法之嫌。要改进，又不能触动发起人的利益，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能再把公司设立和公司IPO搅在一起，以募集方式设立上市公司的做法必须废止。于是在98年8月5日发出电话通知说：在今后的股票发行工作中，要实行“先改制运行，后发行上市”做法；99年又发出通知说：从99年开始，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必须改制成规范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并运行一年以后方可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简简单单两个通知，而且其中一个还是电话通知，原有的利益格局得以维持，同股不同价的违法现象得以消除，真有四两拨千斤之妙。

这算不算创新？说它算，发起人分明还在以老办法将净资产作价、折股，公众投资者该以什么价格认购还以什么价格认购，只不过认购时间推后了一年。说它不算，以募集方式设立上市公司变成了先以发起方式设立股份公司，后公开发行上市。这就象数字“99”和数字“100”的关系，二者有没有区别？一个是两位数，一个是三位数，差不多有质的区别。它们区别很大吗？二者之差仅仅是“1”。诡秘得很。

这种创新的隐秘之处就在于它巧妙地避开了“同次发行的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的法律障碍。以募集方式设立上市公司，公众投资者的认购价数倍于发起人的折股价，明显是在抢钱，不用说了。现在改为先以发起方式设立股份公司，再公开发行上市，公司设立时的非公开发行是第一次发行，公司IPO时的发行是第二次发行，那么两次发行的价格不同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样，至少从道理上，从法律上，堵住了你的嘴。

问题是公司IPO时的发行价总是比公司设立时的发行价高，高得多，已经严重偏离了每股净资产值。为什么？

我们的专家喜欢用市盈率作为定价的依据，我们就看看两次发行时的市盈率究竟有什么不同。公司设立时的市盈率是多少？三、五倍而已；公司IPO时的市盈率是多少？十几、二十倍不等，最高曾达到过88倍。何况我们的公司在上市前经过包装，经过辅导，利润会在上市前一年吃了药似的疯长，如果以公司成立时的利润水平计算，公司IPO时的市盈率不知道还会翻多少倍。同是在中国经济的大环境下，同样是搞投资，投资的又是同一家公司，仅仅是投资时间相隔一两年，市盈率相差竟可以如此之大么？为什么有人可以三、五年就收回成本，而另一些人却需要十几二十年甚至更多？我们只能说，就因为别人是发起人，是大股东，它代表国家。公司设立时的发行价其实是内部价，公司IPO时的发行价其实是外部价。能以内部价购买股票，需要一种身份，普通股民不具有这种身份，又抑制不住炒股赚钱的贪念，所以不得不以外部价购买股票，从而统统做了扑火的飞蛾。

以募集方式设立上市公司，是明抢；先以发起方式设立股份公司，后发行上市，是暗夺，实质上都是圈钱。我们的大股东本来就不是来融资而是来圈钱的，是圈钱造就了现行的制度，不是现行的制度养就了圈钱。在这个问题上，和某些支支吾吾的专家比较起来，我们的国资管理部门坦率多了。它说：
“1．股票溢价倍率(新股发行价格与股票面值之比)至少应高于折股倍数(净资产评估确认值与所折股本额之比)。

2．原国有股东股份的当量市场价值(用新股东总出资额除以新股东所取得的合计股权比例或者用预计发行市盈率乘以预计税后利润分别计算出全部股份的市场价值，再乘以原国有股东的股权比例)至少应高于净资产评估确认值。

3．原国有股东股权比例与新股东合计股权比例之比至少应高于净资产评估确认值与新股东总出资额之比。

以上所说溢价倍率、国有股当量市值和原国有股与新股之比在可能的情况下和合理的范围内应争取较高值。”

这是94年国资局在其《股份制试点企业国有股权管理的实施意见》中列出的关于审核国有企业折股方案、股权比例和（溢价）发行方案是否妥当时所采用的三种方法。笔者不怕麻烦抄录在这里，是想让大家看清楚，我们的国有大股东其实在未与你合伙之前就已经盯上了你的钱袋。怎么样？你敢跟他合伙做生意么？

再莫说什么溢价发行之类的鬼话了。以募集方式设立上市公司也好，先以发起方式设立股份公司再公开发行也好，对发起人来说，以1比1的比例将净资产折股，是平价发行；以小于1大于65%的比例折股，是低溢价发行；而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都是绝对的高溢价发行。这是个彻头彻尾的价格双轨制。

曾给少数人带来巨大利益的价格双轨制作为一种过渡的价格管理制度，早已被摒弃了，没想到却阴魂不散，而在我们的股市中找到了隐身之处。十几年来，我们的大股东们囤积了一大批平价股票，现在，他们要在二级市场上高价出售了。

张三和李四的游戏于是乎开局。

四、中国股市从布局开始，排下的就是张三和李四的游戏。游戏之所以至今没有一个了局，正是由于中国股市中的股权是分置的，股权分置临时起到了防洪堤坝的作用。股权如果不分置，中国股市一开始就会被推倒，根本走不到今天。

股权如果能够永远分置，张三和李四就没有游戏的机会，中国股市当然还可以就这么走下去。问题是，这场游戏既然已经布排好了，注定要在游戏中获胜的李四就决不肯善罢甘休，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将这场游戏进行到底。从99年开始，全流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一直在猛烈地冲击着股权分置的堤坝。可以想见，如果股权分置不能从正面被攻破，他们就会选择绕开，另起炉灶，开一个C股市场，使股权分置形同虚设，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这么做了。除非我们能保证股权分置既不会被攻破，也不会被绕过，否则，中国股市就会被推倒，中国股市的大厦筑得越高，崩塌时就越是惨烈。

建立在这种荒唐游戏规则基础上的中国股市，是一个超级不稳定的结构，当初作出股权分置的制度安排又完全是出于误会。用这个靠不住的股权分置来支撑中国股市这个超级不稳定结构，究竟能撑多久？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总是要爆发的，没有人能保证股权分置既不会被攻破，也不会被绕过。长期搁置的想法，作为一种情绪宣泄一下是可以的，但却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长期搁置的办法是一种堵的办法，既然不可行，那就只好采用疏导的办法，撤除股权分置的堤坝，实现全流通。

客观地讲，股市有它自身的规律，连续四年的单边下跌未必都是全流通惹的祸。但是市场一听全流通三个字就下跌，却也是眼见的事实。那么，究竟有没有一种方案，既能顺利实现全流通，又能稳住大盘，使流通股不致受损呢？这是市场各方孜孜以求的。2002年1月，从4000多个全流通方案中萃取出来的，号称集中了社会各界智慧的《折让配售方案及配套措施》一公布，市场就选择下跌来回应，好象在嘲笑我们社会各界缺乏智慧，虽然它还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而非最终操作性的方案。所有的这些方案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试图寻求一种方法，使1和10加权平均的结果不是落在1和10之间，而是让它等于10甚至大于10，这怎么可能？无中不可能生出有来，石头再怎么也变不成黄金。正象我们造不出“永动机”来一样，我们也无法设计出一个技术性的方案使对立的双方双赢、共赢，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如果非要说我们缺乏智慧的话，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拿不出这样一个方案，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方案。

有人觉得只要行情好，问题就不难解决。2001年上半年的行情不好吗？仅仅是一个国有股存量发行，不过是全流通的预期，还不是真正的全流通，股指就在短短的三个月内跌去了30%，为什么？就因为全流通不仅仅意味着扩容，它更意味着成本价远远低于市价的大量非流通股涌入二级市场。行情越好，成本价与市价的落差就越大，非流通股获利就越丰厚，抛售时就会越疯狂，股价就越是跌得惨，高位追入的投资者就死得越难看。至于说行情好了就会引入增量资金，更是不值一哂。行情再好，增量资金再多，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接盘么？即使有这样的资金，也只能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资金；即使增量资金真的会把股价推高，最后也总有一部分资金要面对巨大获利盘的抛压而被套在高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人被套，而在于这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博傻”游戏，因为在游戏过程中总有那么一批人可以稳坐钓鱼台，而不必冒“博傻”游戏必然要冒的风险，他们是这场游戏中的异类，他们是有特权以绝对低价取得股票的大股东们。如果真要全流通，笔者更愿意让它在现在的甚至更低的点位实现全流通，理由很简单，虽然都是死，但从11楼跳下来比从22楼跳下来要死得好看些。

疏导的办法也行不通。

于是又有人想到了补偿。应该说，能提出“补偿”两个字，已经开始接近问题的真相，但也只是搔着了痒处。为什么是补偿？非流通股东欠着流通股东钱么？如果欠，什么时候欠下的？怎么欠下的？欠多少？如果不欠，你补偿什么呢？所谓补偿，不过是把非流通股的持股成本由1元变成了2元，相对应的，流通股的持股成本由10元变成了9元，1比10变成了2比9，好处是有一些的，但离问题的实质还远。
直说吧，非流通股东欠着的其实并不是流通股东的钱，他是欠着上市公司的钱。要说补偿，他就应该按照同股同价的原则把该缴的部分缴足，把历年来由于股本虚高所多分的红利和红股吐出来。一旦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剩下的事情都好办，直接补缴价款也行，非流通股缩股也行，流通股扩股也行，都行。然后，你爱怎么减持就怎么减持，想怎么全流通就怎么全流通，A股也不再含权，股权也不再分置，一切都归于正常。如果说有共赢方案的话，这可能是唯一的共赢方案，也是唯一不会将中国股市推倒重来的方案。因为，这样做下来，行情走好几乎就没有悬念，到时候，大家都有钱赚。

但是，即便是补偿的方案，流通股东都未必认可，何况是这样的方案，国资委根本就不会同意。它岂止是不会同意，因为事涉敏感而又神圣的国有资产，事实上它根本就作不了主。这样的方案差不多需要提到人大会上去讨论，而肯提出这样议案的人大代表兴许还没有出世。

诸般方案都行不通，你让尚福林怎么办？

种种迹象表明，尚福林一直都在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而且似乎早已成竹在胸。先是抛出股权分置的概念，接着又声称A股含权，然后又推出分类表决制度，一套组合拳打得有板有眼。最后，2005年4月29日，他宣布，解决股权分置的条件已经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条件已经成熟，让人疑心中国股市的问题之所以得不到圆满解决，竟然是因为缺一个A股含权的说法和一个分类表决的制度。这两件法宝真的就那么神效吗？

“A股含权”实际上是尚福林从非流通股东那里捡来的。正所谓“偷来的锣鼓打不得”，大凡来路不正的东西，要么不好使，要么容易失去。如果他真的以为“A股含权”管用，他就应该明确地告诉国资委，除非接受还原历史成本的解决方案，否则A股永远含权，这个流通权就是不给你了。尚福林很清楚，真这么交起手来，他的“A股含权”马上就会变成义和团的符咒，抵挡不了几阵。至于那个分类表决制度，如果我们的小股民都是职业政治家，当然会把这种制度发挥到极致；如果我们的小股民都象大股东一样有钱有势，当然也不会虚掷尚主席赋予的权力。可惜我们的小股民既没有钱，也没有权，更没有势。对他们来说，用手投票的成本实在太高，而用脚投票则要方便得多。事实一再证明，理论上2比1的表决权，实际运用时往往会演变成1比0。这个分类表决制度不过是一个银样蜡枪头，实际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非流通股东之所以能够接受A股含权的说法，是因为他们从历次减持的失败中认识到，如果不付出一点代价，这个全流通还真的不好搞成。尚福林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敢于称A股含权的，不然的话，这些非流通股东们哪里会跟他那么默契。至于那个分类表决制度，要说我们的非流通股东一点也不担心，那是在说瞎话。不过，正如他们当初放弃流通权时所表现出的轻蔑一样，他们还真不相信，这些个小股民们靠了一个分类表决制度，就能反到天上去。

A股含权和分类表决不过是尚福林启动改革的决策工具，他是要把这两样东西作为武器交给我们的小股民，要他们去和大股东讨价还价。让人郁闷的是，当初股票发行时，哪家公司的发行价可以不经证监会认可？哪个股民可以不按证监会审定的价格购买股票？怎么现在轮到大股东掏钱了，证监会却没有这个权力了，而需要股民自己去和大股东讨价还价。这可真有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意味。绵羊怎么可能是饿狼的对手？建立在A股含权基础上的讨价还价，也许可以讨回一些补偿，但绝对讨不回一个公道。那么多的技术性方案都行不通，谁又会相信尚福林的工具能拯救中国股市呢？

时机已经成熟云云，与其说是因为尚福林为公众投资者找到了“A股含权”和“分类表决”两件武器，毋宁说是因为股指已经从2245点跌到了1160点。在连续四年的单边下跌中，股民已经用自己的亏损提前支付了改革的大部分成本，股指下行的空间已经有限，启动改革给市场造成的冲击相对较小。如果尚福林能够找来一笔钱，一笔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资金，再辅以其它手段和措施，死死地托住大盘，改革基本上就算成功，这可是莫大的功业。笔者认为，也许这才是所谓时机成熟的真实含义。

如果真有这么一笔钱能稳住大盘，我们宁愿这项改革早点启动，越早越好。因为这实际上相当于是这笔资金接下了市场预期中的非流通股的汹涌抛盘，就等于是这笔资金代股民扮演了张三的角色，完成了对非流通股的利益输送。如果没有这笔资金，那么，改革究竟是在2245点启动，还是在1160点启动，抑或干脆一跌到底，让中国股市自然而然地被推倒，对于广大股民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横竖都是死，谁还会真的在意是怎么个死法。既然我们无法说服非流通股东放弃特权，无法说服国资委还利于民，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排下的这场张三和李四的荒唐游戏就已经不可避免地要被进行到底。这场改革迟早是要来的，尚福林的方法不过是要把各种不同的补偿方案在各上市公司中分散施行。尚福林一旦成功，就意味着中国股市被成功推倒，也意味着中国股民永远失去了讨回公道的机会。

要么下决心锁死股权分置的大门，并进一步根绝C股市场，要么在还原历史成本的基础上实现全流通，舍此而外的任何方案，直接全流通也好，在补偿基础上的全流通也好，A股含权基础上的讨价还价也好，都会把中国股市推倒。这种推倒究竟是以较激烈的方式还是以较和缓的方式进行，取决于全流通的时机。我们不知道是应该感谢周小川、感谢尚福林，还是应该庆幸我们的消极抵抗终于产生了积极效果。管理层终于没有在2245点的高位直接启动全流通，而是选择了舆论先行，从而给了高位追入者以逃命的机会，使大多数人分摊了改革的成本而不是由少数人单独承受中国股市被推倒的灾难；还给了我们以讨价还价的余地，使我们在中国股市被推倒之前多少还能讨回一些补偿。中国股市事实上已经被推倒了，蒸发掉的1万亿元市值就是明证，牺牲掉的一代股民就是明证。这种推倒肇端于1999年，开始于2001年，现在启动的股权分置改革，不过是要完成对行将被推倒的中国股市的最后一击，以便能够从头再来。

五、在中国股市行将被推倒之际，在中国股市还没有被重来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反思，究竟是什么推倒了中国股市。

否则，我们的股市就白被推倒了，一代股民就白牺牲了，1万亿市值就真的是付诸东流了。

也许，我们首先应该忏悔。千不该，万不该，我们不该排下一局张三和李四的游戏。因为，正是这场游戏使中国股市走向了崩溃。

但这只是问题的表象。

我们为什么会排下一局这样的游戏？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股市开办时，西方的股市已经存在了一二百年，我们就是照原样搬过来也不致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办股市，除了旧中国的股市可资借鉴之外，大部分知识是从西方学来的，但我们却只学到了一点皮相，而把股市的精髓给丢掉了。

这个精髓是什么？就是平等精神。知识好学，经验也不难取得，惟有股市赖以存在的基础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建立起来的，这个基础是什么？也是平等精神。慢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平等是假平等，问题是我们有时候连这种假平等也没有，有的只是赤裸裸的不平等和建立在这种不平等上的特权意识。

先来看看那两句著名的口号，一句是“股市要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再一句是“股市要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服务”。

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无与伦比，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具有非凡的意义。一段时期以来，国有企业在经营上有困难，在经营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方面存在问题，国有企业要发展，就必须改革。而改革和发展都需要资金，社会主义中国的股市作为一个融资场所，不应该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服务吗？这似乎当然，其实大有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股市天然就不是为谁谁服务的工具。它是一个融资场所，但也是一个投资场所，融资者从这里融得资金，投资者在这里完成投资并取得回报，双方各得其所。投资和融资是同一个过程相对于不同主体的不同叫法，这个过程一旦完成，投融资双方就确立了一种合作伙伴的关系。因此，融资者到股市是来寻找合伙人的，不是来找冤大头的；投资者到股市也是来寻找合伙人的，不是来当冤大头的。双方的这种伙伴关系正是股份制经济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要建立和维持这种关系，使双方互相把对方目为伙伴而不是冤大头，需要一种东西，那就是双方在身份和地位上的平等。股市一旦沦为为其中任何一方服务的工具，双方的这种平等关系就会被打破，双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就建立不起来，整个股份制经济的大厦就要崩塌。这可能是当初喊出这句口号的人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

“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服务”倒也罢了，但为什么又“要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服务”？如果提出前一个口号是由于爱国之心太切而尚可以被原谅的话，那么这后一个口号简直就应该受到诅咒了。股市是慈善机构么？股民们是慈善家么？笔者想，在我们决策者的眼里，股民们不大可能被当作慈善家，他们还远没有那个资格。他们最有可能是被当成了一群赌徒，既然公安机关在抓赌时可以没收赌资，我们为什么不能从这群股民身上弄点钱来为我们的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服务呢？

股民一旦被打上赌徒的烙印，差不多就成了一群贱民，还有什么权利可言！

投资者一旦被当成赌徒，股市一旦沦为工具，似乎一切灾难和不幸已经难以避免。

来看看张三和李四的游戏是如何排成的。

和银行贷款不同，从股市上筹来的资金既不用还本，也不用付息，跟从路上捡的一样。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好事，活着真是太有意义了，直教人还想再活五百年。但是，正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罢，从股市上筹资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那就是，虽然这部分资金不用还本付息，但出资者却按出资比例对公司享有所有权。在同股同价发行的前提下，如果想筹集足够多的资金，社会公众股势必占比过大，国家股就会丧失控股地位，而国家股是不能丧失控股地位的；如果想保持国家股的控股地位，筹集的资金又太少了，不敷需要，一星半点的，简直让人失去了行动的兴趣。

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想办点事怎么这么难呢？稍微动动脑筋就能明白，原来问题出在同股同价发行上，是这个同股同价一直在从中作梗。一旦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事情就好办了。怎么解决？很简单：低价折股，高价发行。

这可不是笔者喜欢背地里凿空编排人。为了证明笔者不是在胡说八道，还是把国资局在94年印发的《股份制试点企业国有股权管理的实施意见》中的一段话抄在下面：

“净资产折股方案与预定发行价格应根据资产评估确认结果，企业效益预测情况，与证券商初步商定的预计发行市盈率，企业筹资需要，国家控股要求与合理的股权结构，批准的发行额度等因素确定。”

一看就明白，虽然列出的确定折股方案与发行价格的因素有六个之多，但真正起作用的就那么两个，一个是企业筹资需要，一个是国家控股要求和合理的股权结构。罗嗦的数学分析留给我们市场上饱学的专家学者们，笔者在这里只说明一点，一旦这两个因素被提前设定，而折股率又有一个下限的话，唯一的变量就剩下了发行价，发行价只能根据企业的筹资需要和国家的控股要求变来变去。如此，说我们要建立一种合理的定价机制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说非流通股不能流通会扭曲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就只能是一句骗人的鬼话。

既要筹集到足够多的资金，又要满足控股要求，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去借款。我们的国有企业跑到股市上借钱来了，这怎不叫人心惊肉跳。如果从股市上筹钱是不用还本付息的，这钱又算是借的，这不就跟白拿一样么？这股市不就成提款机了么？我们的决策者端的就是把股市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的，这个工具具有某种印钞机的功能。制定出这样的游戏规则，不管主观上是不是故意的，客观上都把中国股市变成了一个“圈钱场”。股权分置根本就不是造成大股东圈钱的原因，大股东们是不是来圈钱跟他们的股票能不能流通根本就扯不上。

出钱多，占股比例就大；出钱少，占股比例就小，这是常识。又要别人出钱多，又要别人占股比例小，哪里去找这样的合伙人呢？这不是来找冤大头又是什么呢？事实上，公众投资者岂止是没有被当作合伙人，他们甚至连冤大头都不是，他们根本就是一群为大股东圈钱服务的贱民，他们的权利跟其他贱民角色一样，没有丝毫保障。且莫说你炒股炒成股东是莫大的不幸，我们的大股东也压根就没有把你当股东看待过，如果说这一对冤家之间还有什么默契的话，这可能是最默契的默契了。说公司治理缺乏共同利益基础是因为非流通股没有流通权，连鬼都不信。恰恰相反，一旦非流通股取得流通权，将圈来的钱变现出局，那他们之间可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共同的利益基础。

至此，这种游戏就算排成了。这种游戏究竟是能玩一次、两次还是N次，取决于圈钱人李四的胃口和贱民张三的数量及其腰包的鼓胀程度。不过据笔者看来，这种游戏事实上只能玩一次，因为张三虽然身份卑贱，但并不傻，一次经历就足以使他认识到自己冤大头的角色，他决不会再玩第二次的。
就是说，一旦排下这样的游戏，我们的股市将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溃。

但要将这个游戏玩彻底，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要给李四创造变现出局的条件。否则，他圈来的钱就只能始终趴在上市公司的帐上，进不了自己的腰包，他也就跟张三始终脱不掉干系。张三也会对挽回自己作为冤大头的损失始终心存幻想。

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让我们的大股东始终无法变现出局的，竟也是这种特权意识。
长期搁置国有股的流通问题，很让人疑心当初的决策者是担心国有股一旦上市流通，会使这场不公正的游戏过早陷于崩溃从而搅扰了大股东们的圈钱梦。如果真是这样，那用心就实在是太险恶了。笔者不是一个心理阴暗的人，不想作如是观，笔者更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出于误会。其实，说搁置国有股的流通问题是出于某种特权意识未必确切，它其实更多地应该是来自于某种“左”的教条。也许民国初期的一段历史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凭借手中的军事力量，大耍两面派，一边对革命势力又打又拉，一边逼迫清帝退位，成功窃取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但是，这个满脑袋封建专制思想，从来不知道共和为何物的袁某人，一心想当的却是中华帝国的皇帝。在这种复辟思想的支配下，他搞跨内阁，谋刺宋教仁，镇压国民党，胁迫选举，尊孔复古，干了一系列和民国总统身份极不相称的勾当，直至完全摧毁作为总统合法存在基础的共和制度。他的一系列行为不仅使中国看起来既不象个共和国家，也不象个专制国家，更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既不象总统又不象皇帝的非驴非马的东西。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一件新事物一旦落入旧思想的掌握之中，会被扭曲到何种程度。中国股市犹是也。股票怎么能不流通？股票而不流通，还叫股票么？但我们的国有股就可以不流通。这种做法的可恨之处并不在于它让中国股市显得有点不伦不类，而在于它直接使那场荒唐游戏披着合理合法的外衣延续了十几年，使中国股市和中国股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真个是祸国殃民。

推倒中国股市的，是那个罪恶的圈钱制度；使中国股市没有即被推倒的，是这个股权分置制度。股权分置延缓了中国股市被推倒的时间，但它加剧了中国股市被推倒的阵痛。

圈钱制度也好，股权分置制度也罢，都是在这种特权意识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如果说，这种特权意识最初还带有浓重的朴素色彩，是不自觉的，因而还显得有几分真诚的话。那么，越是到后来，在巨大利益激发下的这种特权意识就越是日益觉醒起来，而日渐滑入阴险和狡诈一途。股市作为圈钱工具的功效因而被发挥到了极致，它可以用来稀释银行的呆坏帐率，可以用来降低银行风险，还可以用来筹集社保基金，等等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不使中国股市在加速走向崩溃。

现在，尚福林以一个改革者的面目出现在市场上，他要来收拾残局了。

尚福林认为，股权分置主要从六个方面制约着中国股市的规范发展，为了恢复股市的固有功能，为了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为了稳定市场预期，必须赋予非流通股以流通权，让它能够流通起来。
他把这项工作叫做股权分置改革。

是改革吗？如果是，我们就不仅需要搞清楚困扰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还要搞清楚形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否则，我们不仅不知道怎么改，我们甚至拿不准究竟应该改什么。

形成股权分置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按照尚福林的说法，股权分置是由诸多历史原因形成的，这基本上等于没说。这“诸多历史原因”究竟都是些什么？如果连这个问题都还没有搞清楚，我们该从哪里改起呢？这种改革能消除产生问题的根源吗？不能消除根源的改革还叫不叫改革呢？

事实上，困扰着中国股市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股权分置，而是那个罪恶的圈钱制度。尚福林的所谓改革，不过是要完成圈钱的最后一道手续。他在解释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理由时，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如果他是一个真诚而富于勇气的人，他其实应该说：“为了把非流通股东的利益落到实处，必须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在改革中要适当照顾公众投资者的权益。”

这就是这场所谓改革的实质。尚福林的方案实质上不过是一种补偿方案，是让非流通股东在消化圈钱成果时，退还一部分给流通股东以遮人耳目。这种改革根本就没有诚意，这其实根本就不是改革，而是对中国股市的推倒重来。

圈钱制度必须得到清算，特权意识必须予以根除，否则，中国股市就难逃被推倒的厄运。

必须承认，非流通股东身上负有掠夺流通股东的原罪，他们需要接受还原历史成本的方案以洗脱这种原罪。否则，我们就看不出他们有丝毫悔祸的诚意，我们也不能保证特权意识不会再次出来作祟，不能保证他们不会再搞出一个圈钱制度，不能保证中国股市不会再次被推倒重来。

中国股市中的股民，有点象中国社会中的农民。他们在各自的利益格局中，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处于弱势地位，是因为他们手中缺乏一种权利，能够使他们在自身有利益诉求的时间和场合，以国家的名义出现。如果说在中国社会中平等是普遍存在着的，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农民的权利会被漠视那么久；如果说中国股市中的游戏始终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股民。说管理层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是角色错位未免太过天真。事实上，独立于各利益主体扮演着公正裁判员角色的，只能是传说中的上帝。现实利益格局中，利益集团的存在根本就不允许出现这样一位公正的裁判。

股民为什么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不平等；为什么不平等？因为有一个能左右政策的利益集团。

话说到这里，未免让人泄气。这样一场旨在将中国股市推倒重来的所谓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吗？是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可避免。你即使知道毛病出在哪里，也一样没有办法解除病痛。

尚福林已经说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是很大的。

一线希望寄托在我们股民身上。如果我们能积极行动起来，把一切缺乏诚意的、拒绝还原历史成本的改革方案，象否决清华同方的改革方案一样否决掉，那么，我们就不仅为中国股市争得了现在，也争得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否则，要想使中国股市真正规范起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