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实力已在悄悄追赶美国。”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农业经济教授罗斯高形象地举例，“中国农业正以每两年就多生产出一个加州的速度增长。”

从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例从过去的高于70%降到现在的不足50%。相反，在非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工作人数则翻了三倍，从过去的1亿2千万人壮大到如今的3亿6千万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罗伦·布南特在其《中国结构转型及增长》的论文中写道。

结构转型是一把双刃剑，农村少了劳动力，城里多了打工仔，从农业到非农业的结构性转化在成为中国生产力助推器的同时，也对两大支柱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农业转型是GNP增长的精灵

“对于只有30%城市人口的中国来说，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是非常成功的。”罗斯高肯定道。

25年的经济改革一路走来，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走入了城市。以往操着锄头的手如今干上了工业和服务行业的活。到2000年，45%的农业人口已经不再靠耕地为生。80%的农村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分流到别的行业。

布南特在论述中说，过去，在考察GNP增长速度时，经济学家们往往困惑于这样的事实：中国非农业产业的人均产值增长比GNP的总体人均产值（非农业+农业）增长要少很多；因此，有人推出了这样结论：中国农业增长实际比非农业增长还要快。

显然，这个与常识相背的结论缺乏说服力。而这个在GNP数字中“捣乱”的精灵其实是中国劳动力从农业走向非农业的结构型转化。中国劳动力在农业部门的生产力要比非农业部门低很多，19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二者的比例曾达到1：4或是1：5。因此，将劳动力从低产的部门转移到高生产力的部门，无形中增加了总体上的人均产量。

布南特发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重新安置促进了非农业部门的生产力，也加速了其就业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在中国的总体GNP成长中，非农业部门产值占45%，农业部门占25%，而剩余劳动力转化所带来的产值居然占到30%。

“制造业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的比例一直保持稳定；非农业部门的人均劳动生产力相对于农业部门的优势也几乎没有变过。这些因素是农村劳动力在25年间不断涌入城市的原动力。”布南特这样解释。

剩余劳动力从农村的持续淡出并没有延缓中国农业前进的脚步。按罗斯高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国经济研讨会上提供的数据，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在17年间以每年增长3.5%～4%的速度增长，因此，单从农业看，中国是个成功的发展中国家。

罗斯高说，“政府已经逐渐减少对农业的体制性束缚，农民现在已经能直接面对市场了。再加上中国国内日益便利的交通，趋向统一的全国性农产品价格，

“但结构转型带来的问题也值得注意。”罗斯高提行说，“比如，被留在农村的人是否有人照顾，离开土地又无法找到工作的人应如何安置……因此，结构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没有粮食危机

中国农业让世界瞩目的是逐渐减少的耕地，和中国人越来越大的“食量”。早在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就在《世界观察》杂志上发表了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截至2004年底，中国已成为大豆的第一消费大国，在很多农产品进口上逐渐与美国接近。

“中国只要继续提高农业技术投入，农业不会出现供给不足。”罗斯高从不为中国人的生计问题担忧。他说:“虽然人们总说，中国的耕地在减少是个令人担忧的大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只是小困扰。”

他说，过去20年间，中国农业技术投入增加迅速。从1985年开始，平均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与美国过去100年的投入一样。到现在为止，投入已经到1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2005年中国生物技术投入长了三倍，达到5亿美元，和美国持平，而美国的投入中还有一部分是非官方集资。因此，罗斯高预计，到明年为止，中国的投入会超过美国。

“中国政府的做法是明智的，”他说，“农业技术的提高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减少劳动力投入，同时却提高了农产品的产量。”

罗斯高强调，中国在1997年后就实现了农业出口顺差。而世界粮食生产能力也是极其充足的。更何况，世界粮食的价格近年来一直持续下降。

“粮食危机之所以被炒作出来，”罗斯高分析说，“是因为从官方角度，只看重某一年的供给问题。他们看到这一年价格升了，就会警觉起来。其实从长远来看，中国没有农业消费危机。”

限制农村移民是“因噎废食”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城市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当移民过多涌入时，城市可能会“超负荷”，发展的脚步也会愈加迟缓。以北京为例，近年来它每年的净增常住人口都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规模。因此，《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说，到2020年，要把北京市总人口控制在1800万左右，其中户籍人口控制在1350万人左右，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控制在450万左右。

“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如果限制这种移民趋势，中国经济将付出巨大的成本。”布南特表示。无疑的，在他眼里，这些负担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大局都不是大问题，而限制这种转型无异于“因噎废食”。

“当然，城市为这一结构转型所承受的压力是多方面的。”布南特退一步解释道，“你必须要设法容纳从农村迁移而来的劳动力，解决他们在教育、住房、医疗保险等公共设施方面的各种需求，负担的确不清。更何况中国对农村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实行的都是歧视性政策。虽然有些限制已经开始松动，特别是在南方和沿海地区，但这些总体的社会压力仍然很大。”

布南特说，“农村人进城不会对城市的劳动力市场造成太大的冲击，因为他们从事的工作一般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或是不能做的。总体上而言，中国正在鼓励中小城镇的发展，而农村移民向这些地方分散，能有助于减缓诸如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大都市的压力。”

也许这正是北京不限制外来人口进京的原因。按北京人的话说，这本身就是对中国整体发展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