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梅

春秋战国和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非常精彩的历史时期。在祖国社会制度发生质变的重要关头，各种思潮，各种人物，正确的、错误的；正面的、反面的；各个阶级的，各个阶层的代表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做了淋漓尽致表演。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在世界是相当发达的，在此背景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直接关系到中国向什么方向发展。
社会政治统治最薄弱的时期往往是社会文化最发达的时期。分崩离析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对立激化着矛盾，活跃了人们的思想，诱发了百花齐放，引来了百家争鸣。但是，百家争鸣争了皇权，惟独不争民主，究竟是为什么？
就思维能力而言，春秋时杰出的思想家应该不乏民主意识和智商，但是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为君主处心积虑地策划统治国民的良方，却只字不谈民主，说明当时培植思想的社会土壤是集权统治，而非民主共和。
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整个一个知识分子阶层，那么多杰出知识分子，那么多千古不朽的思想家没有一个设身处地地为民众着想，几乎没有一个人为老百姓争人权，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令人匪夷所思。
在这种集权政治及其畸形的君主唯上思想的影响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实质上只能是一种患得患失的、服务统治阶级的变革。经过长期的思想积累，在这种理论支配下的理论终于使政治变革将中国纳入了长期封建统治的轨道。
百家争鸣的仁人志士十分可悲，他们忠心耿耿、处心积虑地维护王道乐土，为集权统治出谋划策、呕心沥血。然而，当中国集权统治一统天下时，他们迎来的却是空前绝后的焚书坑儒！
很难说这是咎由自取，还是罪有应得。不过，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将正义寄托给皇权与将财宝交给窃贼看管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20世纪毕竟不是两千年前春秋战国时的社会背景了。近代的中国与春秋战国时期变革的重要区别在于：皇权统治步入穷途末路，科学和民主方兴未艾。“五、四”运动对新文化的追求，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意味着祖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开天辟地的新时代。在政治上，孙中山是这个新时代当之无愧的旗手。
鲁迅是这个新时代新文化的旗帜，是旧文化的掘墓人。鲁迅精神是对过去那种奴颜婢膝的所谓仁人志士的彻底批判，是追求独立、自由的新时代民众人格的象征。但是，囿于鲁迅自身所处的环境，鲁迅思想反映在民主上还存在许多盲点，鲁迅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多，受美国西方文化的熏陶少。
回头看，在过去2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走过了中国2000多年没有走过的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祖国国民经济超高速地发展虽然缩短了祖国与美国的距离，但就社会科学、国民经济的发展实力而言，祖国与美国仍有一代人的距离。
差之一毫，失之万里：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秦灭六国，一统天下。血雨腥风中诞生的中国封建皇朝权极一时，其统治似乎是何等强大、何等辉煌。然而事实上，祖国政治统治偏离民主是多么的遥远、背离真理是多么的荒唐。这个从小就扭曲的歪脖树犹如迷入歧途的羔羊，此后在世界亚热带这个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域里，她的生长了2200余年居然都没有长直自己的主干。
2002年春节，中华孔子学会学人聚会时张岱年即席发言说了三句话：19世纪是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世纪，21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世纪。我当然希望张岱年的预见是正确的，我知道，21世纪，祖国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我们在近20年时间里实现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必须建立这样一种管理工作和运行机制——将祖国各个单位、各个行业、各个地区、整个国家最优秀的人的置于最重要的岗位。
和平和民主是20世纪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五、四”运动以来，祖国人民为了争取科学和民主已经流了无数次鲜血。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祖国民主政治体制的改革奠定了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基础。不要再流血，不要再失败，祖国人民期待着这渴望已久的成功，世界大同需要祖国取得更加巨大的成果和成功。
祖国政治文明——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与否事关全球，这不只是由于祖国有13亿人口，更重要的是，一旦这个泥足巨人彻底跳出集权主义的巢穴，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事业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长驱直入会为整个人类社会起到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从理论上到实践上，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不过是时间问题。目前，我们期待的和应该作为的着力点在于：不要妄自菲薄，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原地踏步，不要急于求成，要理智地、从容地、稳步地、斩钉截铁地、创造性地去工作、去努力、去奋斗，去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管理机制。
200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