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月１９日，日本共同社记者小泽一朗到北大进行突击采访。在南阁（国际合作部）门口，小泽一郎采访了一小个子男生（后证实该男生为国际关系学院学生纳海？）以下是现场原版真实问答记录：

问:你支持抵制日货的这种观点或行动吗?

答: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个体都是自由的。我无法左右别人的思想，也无权控制别人的行动。

问：你如何定位中日关系？

答：客观定位，平等互利关系。

问：从学生的角度看，你认为两国关系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答：显然，日方在很多方面做出了错误的言论和举动，而这是我们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一句话，改善中日关系需要日方正视历史，拿出善意和诚意。

问：你个人使用日货吗？

答：有，马桶。（在场学生大笑）

问：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日本的马桶会比中国的好？

答：在中国，这种话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公共场合提论这种话题是很变态的。（笑声）当然，我不知道是你有这样的嗜好，还是贵国有这种习惯。]

问：关于历史问题，中日两国是否有途径可以卸下这个沉重的“包袱？”

答：请注意你的用词！我不同意你的这种说法。你的这个问题本身就在诬陷中国。自古至今，中国从不存在什么“沉重包袱”。中华民族是心胸开荡，豁达前瞻的优秀民族，宽厚待人，睦邻周边是中国的美德。因此我们正视历史，但绝不以怨抱怨。我们容忍和解，包括对待日本。请问，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包袱是什么？中国人民做过对不起日本的事吗？问题恰恰是侵略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不正视历史，在中国烧杀掠夺，疯狂地要灭绝中华民族。犯罪的日本不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认罪赔偿损失，还要叫嚣海外出兵扩疆，分裂中国，霸占中国国土，激怒中国人民。这样的史实太多。请问，这是中国背历史包袱吗？　（在场学生鼓掌）

问：我也经常看新闻，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生产事故频发，死亡率想必不会低吧？

答：同你们国家一样，每人死一次。　（笑声、掌声）

问：在中国大学校园里，学生自杀频繁发生、屡禁不止，这是为什么？

答：事实上，学生自杀最多的是在你们国家。许多稀奇古怪的自杀方式就是你们国家的自杀一族发明的。在联合国公布的相关资料中，日本的自杀率排名世界第一。我不知道你手上有什么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我国的校园自杀事件。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希望你做客观真实的报道。对你刚才提问中使用的词语我有必要纠正，在中国汉语语法中，“频繁发生”和“屡禁不止”是重复累赘，用词错误。而且，你的说法不符合事实！（掌声）

问：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非法窃取日本的机密情报，你知道吗？

答：我无法核实你的消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这种荒唐说法就跟布什打伊拉克是因为萨达姆偷了布什家的高压锅一样可笑。　（现场大笑）

顺便说几句，因为北大的领导认为“言论不适时势”或者说北大本身就和政治有着玄妙的关系，所以，直到7月初，答记者问的视频图象、文字材料才得予公布。更令人惊讶的是，在纳海？参加CETV访谈节目完后，观众席上一名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学生竟然对纳海？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奉行对日友好政策。爱国是讲究方法的，不是像你那样态度强硬、措辞严厉。”（我以自己的人格担保，我没有更改这位“爱国学生”的言论）当时，纳海？只说了一句话：“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远方的强盗说不！”

舒服！！！

的确不错，有学问。

太棒了，我推荐他做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不错 顶

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有要出第2个胡大哥了

顶~~~~~~~~~~~~~~~

"爽"就一个字 我要说无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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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码不卑不亢，有中国人的气节

　很少有人知道，梁启超有一个日本名字，叫吉田晋。这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逃亡到日本之后起的。梁启超在日本一住就是13年，直到辛亥革命风云乍起，他才带着“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的自信与豪情，乘坐“天草丸”返回中国。耐人寻味的是，他回国下榻的第一站，就是日本驻奉天（今沈阳）领事馆。可见他与日本人的关系之厚密亲近。

延伸阅读：

梁启超两次逃难与日本的深谋远虑（作者：郭松民）


　　说起来，日本当局对梁启超是有大恩的，而梁启超也对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当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四处捕杀“新党”之时，若不是日本公使林权助全力相救，梁启超恐怕早就和谭嗣同一起到刑场高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后来他的学生蔡锷在云南反袁护国，梁启超急于从上海赶赴广西，说服“南天王”陆荣廷起兵响应，又是日本外交官和商人主动伸出援手，历尽千难万险，将他送到了南宁。在梁逋居日本期间，他和日本政、商界人士犬养毅、高田早苗、柏原文太郎、志贺重昂等过从甚密。梁还很快学通了日语，然后用日语阅读日本人译著的政治学、资生学（经济学）、智学（哲学）、群学（社会学）等书籍。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形容自己的心情是“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并主张“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正是在日本期间，梁启超越出了康有为的思想框架，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日本友人表示：日本是我的第二故乡！

　　然而，1915年，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支持自己一圆皇帝梦，准备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梁启超在获知“二十一条”的内容之后，义愤填膺，通过《京报》、《国民报》和《亚细亚报》等报刊，接连发表了《中日最近交涉评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中国地位之动摇与外交当局之责任》等8篇文章，对袁政府发出严厉警告，并痛斥日本的侵华罪行，尖锐指出，日本此举是企图趁欧美因战争而无暇东顾之机，“谋蹙我于死地”，这是典型的侵略！并强调日本如欲寻求中日“合邦”，同化与灭亡中国，只能是痴心妄想。中国几千年来素有反侵略的传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必须撤回那些“伤害我主权为我所不能堪”的条款！

　　梁启超的行动让日本一些人感到了恐慌和不解。诚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日本文化非常强调“报恩”。在他们看来，“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难以报恩于万一”是日本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日本当局在派人对梁启超进行“种种运动”遭到严词拒绝之后，不由得恼羞成怒，通过其报纸污蔑梁启超接受了德国的贿赂（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属于“协约国”，德国属于“同盟国”。中国在战争后期加入了“协约国”，对德宣战），很多日本报纸也指责他“忘恩负义”。梁启超则对此进行了坦荡的反驳。他指出：维护国家民族的权益是我的权利和义务。我难道因为曾受日本保护十余年，就可以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吗？难道日本一些人要我“日思引外人以扰乱祖国而始为报恩”吗？他正告那些日本军国主义者：“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

　　作为“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施，梁启超是有很大功劳的。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召开的“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又重演了这一幕。作为中国的文化名人，他受到了东道主法国方面的热情礼遇，在法国政要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梁启超就《凡尔赛和约》中关于中国山东的不平等条款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严正指出：“若有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的侵略主义遗产，就是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国家便是和平公敌！”梁启超的演说赢得了在场各界人士的热烈掌声，对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起到了一定作用。

　　梁启超还在会场内外积极活动，并与国内的“不签字运动”相呼应。5月2日，《晨报》发表了根据他的巴黎来电撰写的新闻《山东亡矣》，如实介绍了和会的情况，惊呼“国亡无日”，呼吁“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这篇新闻立即引爆了北京各大学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五四运动”就此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却是“五四运动”的间接推动者。

　　梁启超强烈的民族情感，使他超越了个人恩怨。和梁启超同时代的那些经常“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梁还在自己的长诗《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自诩是“世界人”）的知识分子，比如康有为、陈天华、杨度等等，其实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但到了当下，那些口口声声“世界公民”、有条件“往来于中国与他国之间”的知识分子，却有不少人不认同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有一点却很清楚：那就是尽管都能自由往来于国家之间，尽管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普世情怀”，但从前的梁、康、陈、杨那一代知识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们往往能够将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而前面提到的那部分当代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恐怕是如何能够在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梁任公有如此优越的条件，却不懂得如何充分利用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难怪要遭人怀疑有“精神病灶”了。只是当时的人们如果都如怀疑者这般“精神健全”，今天我们怕是要用日语来写文章了。每念及此，总要为梁任公等人抱屈。

很好！有中国人的气节！

好，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