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问题，仍是中国问题

　　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的评述是：现在达到的小康是“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究竟有多大的“不平衡”，兰州大学西部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李国璋的调研结论是：西部的12个省市区综合起来跟东部的广东、浙江、江苏三个省比较，仅2000年到2002年两年之间，东西部人均GDP的差距就扩大到了2713元，这两年正好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时期，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西部大开发，这个差距的扩大将更加惊人。“发展很不平衡”，到2003年底，仍没有缓解。对比一下东西部几个省在2003年的发展数据：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上海、浙江、广东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是14867、13180、12380和7042、1644、4948。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距是10000元，为3：1；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元），上海、浙江、广东与四川、云南、贵州分别是6658、5431、4055、2230、1697、1565。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差距是5000元，为4：1。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一事实：5年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西部落后的态势。
　　西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并非在很远的将来才凸显出来，事实上在今天就已经非常明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投资来拉动，消费增速缓慢。2003年我国消费率仅55.4%，是1978年以来25年里的最低点。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是在缺乏消费支撑的高位上运行，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为什么？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是导致消费率过低的重要原因。而西部，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最集中、最突出的地方。所以，西部增长问题，与低收入群体问题、“三农”问题一样，都是涉及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国家经济安全、国家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

　　
　　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

　　改革促发展。改革就是制度创新。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是以点带面，决定了中国改革发展中的制度创新是以试点为前驱的。自实施“两个大局”发展战略以来，制度创新的试点都是布置在东部，所以，东部经济突飞猛进有制度支撑。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改革开放之初，中央不授予东部设置经济特区的制度创新试点权，东部能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新月异的变化吗？显然不能够。支撑这个假设能够成立的事例是：特区设立之前，所在地并没有明显的跨越发展；首批特区没有把上海加上，使上海腾飞推迟了几年，是邓小平多次提到的一大“失误”。20多年来，东部一直是体制改革的龙头，再向中西部辐射，占据领风气之先的优势。
　　当然，不可否认，今天的西部的确存在一个思想不够解放、观念不够先进的问题。但这是多年来西部不具备制度创新的政治资本而又备受“打招呼”的警告或暗示养成了“自我保护”的反应。所以，西部人观念落后，仅仅是表象，深层次的原因是没有承担制度创新的政治资本。这不是西部人的问题，而是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
　　
　　
　　大一统政策的“非中立”缺陷

　　什么是中国今天的国情？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这就是中国国情。在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的国情里，执行大一统的重大决策，由于吸纳程度和承受力不同，往往会加重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负担，理应中立的重大决策事实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倾斜。
　　——比如，制止重复建设。由于西部是后发地区，新建项目往往是发达的东部已有项目，而且资金、技术、效益都可能超过西部，因而被制止的往往是西部项目，西部项目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就夭折了。——比如，国家强调充分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显然，这些自然资源在相对落后的西部效率不高，于是往往是提供资源或初加工产品，深加工环节“合理”地移到东部，资源效益扩大了，但扩大部分在东部。
　　——比如，打击地方保护主义，冲破地方经济壁垒，这对于提升我国的市场经济程度，扩大国内市场，发展经济，都极其重要。可是，地方保护往往是应对强势经济的本能保护。当我们把鞭子高高举起的时候，想过没有：是谁希望穷追猛打？谁受益？谁在承受阵痛？为什么要筑建地方经济壁垒？打过之后，有什么形式给予补偿？相同的事例是，当我国面对经济全球化大潮，我国会无条件地开放市场、会没有开放的时间表、没有必要的保护性措施吗？
　　——比如，国家控制地方投资“过热”，由于东部盘子大，仅增加一个百分点都是西部的几倍，而西部的投资规模即使达到如上海、江苏50%的增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过热”）也微不足道，虽然这次宏观调控国家注意到了区别对待，西部发展的势头依然受到不同程度的阻击。
　　——比如国家从严控制土地，而真正冲破国家土地监管红线的重灾区在东部。这次被清理的“开发区用地”，山东就占去了全国被清理出来的总额的一半。试想，东部能有今天耀眼的成就，如果抽去土地资源成本，能有今天的发展势头吗？保守地说，至少减去1/3。本来西部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在落后半拍还处在起步阶段的西部，接受相同的管制，无疑受到的影响最大。
　　——比如，国企改革，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东部，地方政府有足够的财力补偿国企职工的损失，有足够的岗位安置下岗职工。而在西部，包括一切经济欠发达地区，国企改革往往举步维艰。
　　——比如，鼓励产业发展的税制改革，国家已经试点增值税由原来的生产方支付改为由消费方支付。谁受益最大？如果我们把产品分为低端、中端和高端，就能比较出最大的受益者是谁了。如今东部的消费已经升级进入高端产品，高端产品的生产主要布局在东部，在这个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谁受益谁受损问题。问题出在中端产品上，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历史优势，中端产品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东部，而西部正处在由消费低端产品向消费中端产品升级的阶段。由于东部产品具有性价比优势，在打破“地方壁垒”、“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西部有广阔的市场。所以，增值税改革，纵向看，是扶持企业，有利于更多的企业诞生、发展和壮大；而横向看，比较东西部，由于在生产方面，东部企业的发展数量、发展规模和势头，肯定比西部大。在消费方面，东部消费力强，但很少直接消费西部产品，而西部消费力弱，更多的是消费东部的产品。如此比较，这项重大改革措施，对东西部发展完全不同的影响昭然若揭。
　　诸如此类，包括在非经济领域如城市化、建成社会保障体系、企事业单位改革补偿等重大政策举措，在东部实施可能举重若轻，而在西部执行，则可能是不堪重负，甚至即使是透支未来资本也难免捉襟见肘。
　　我们的各项重大决策，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反复论证，都是着眼于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推进，对此，我没有丝毫怀疑。可是，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地区差异那么大，施行统一的方针政策，无论是受益还是受损，肯定不均。由于损益不均，必然首先在政策面就注定了地区之间的发展更加不均。
　　
　　
　　实力、条件不均等的市场竞争

　　中国是一个大市场，是一个存在博弈各方实力不同、基础不同的大市场。由于日渐拉大的发展差距，使东西部的产业质级和产业结构完全不同，彼此拓展和占有市场的实力完全不同。在“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迫使产业质级、产业结构、管理水平、市场实力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的西部迎战东部的“竞争”。这使我们看到的是在遵守共同竞争规则的拳击场上，一个40公斤级的拳击手迎战80公斤级拳击手的搏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拳击赛，谁胜谁负一开始就有答案。
　　市场是企业的生命。在“市场一体化”的竞争中，东部产品以自己的性价比优势不仅在当地占有绝对多数的市场份额，而且在中西部也占有绝对多数的市场份额；西部情况正好相反，不仅由于性价比劣势敲不开东部市场的大门，而且在“市场一体化”?这一历史趋势摧枯拉朽般的冲击下，在东部性价比优势的冲击下，筑起的“地方保护”壁垒纷纷土崩瓦解，连本地的市场份额也逐渐丢失。
　　由此形成一系列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招商引资”，特别明显。2003年，东部如江苏协议注册外资20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8亿美元。而西部如云贵川（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协议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1.68亿美元、0.56亿美元和5.8亿美元，3个省合计起来仅8.04亿美元，不及江苏实际利用外资的1/19，甚至不及江苏省内的昆山市（昆山市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12.01亿美元）。同在一个国家，差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外资投向是冲着资本增值而来，表明东部资本增值率远比西部大。市场经济又是资本经济。外资集中向东部汇集不仅快速提升了东部优化外资投资结构水平，可以游刃有余地选择那些最能优化当地产业结构的外资项目，而且加快了东部产业结构升级，对西部的产业崛起形成更大的冲击。
　　“市场一体化”把西部逼上了与东部竞力的拳击场。在“市场一体化”的大势下，一方面，西部人享受了东部产品价廉物美的实惠，同时刺激了西部产业加快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紧迫感。这是“市场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在解除了任何保护性措施的情况下，西部承受的更多的是强势经济对弱势经济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更多的是工业发展的艰难。既然市场是企业的生命，只要西部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是东部的产品，就如同“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必将影响民族工业一样，西部工业必然举步维艰。国家“一五”期间就把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布局为西南工业中心，“三线”后又有大批大型企业移迁成都，有西部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工业优势，面对东部咄咄逼人的工业，缺乏能够逐鹿中原的工业来支撑成都经济做大做强，这些年来一直是地方领导的心头之痛，其他西部地区就更谈不上规模工业了。以自然资源和农业为基本经济形态的西部，在市场比值一点点缩小的趋势下，对振兴地方工业的追求，很带有点“精卫填海”的悲壮。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初，声势造得很大，似乎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转眼之间就要向西部转移。西部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以迎接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的转移。而且，以长江流域上下游经济合作的“东西连动”成为时尚，牵引着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大变革。事实上，规模“转移”并没有出现，长江流域的互利合作也没出现。道理很简单，在市场经济时代，没有免费的午餐。
　　午餐是要付费的。关键是怎么支付。对于民间合作，完全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我无可非议。我在这里只谈政府间合作，即在官方的斡旋下进行的民间合作。既然是政府间合作，就必须体现小平“第二个大局”的要求：帮助优先，兼顾利益。我所忧虑的是，在官方出面以“合作”的幌子下，所谓“优势互补”，不过是一种发展分工，西部出资源、出市场，东部出资金、技术、人才，结果彼此之间成本支付和合作受益严重不均，实则是“合理掠夺”。所以，由于西部发展在与东部的交往中存在严重的逆向“边际效益”，存在严重的非公平“溢出效益”，我坚决反对那种所谓“优势互补”实则“合理掠夺”的“东西连动”。
　　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成熟期。要建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我深知“市场一体化”的极端重要性。我不会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市场一体化”，我只是在公平的意义上质疑“市场一体化”。
　　西部要实现腾飞，必须有自己的工业来支撑。由于东西部发展的差异，东西部的工业发展水平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如果说，西部的经济正在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那么，东部的经济已经在由工业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这个巨大差异在“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相对贫困的西部人当然乐意消费东部价廉物美的产品。这就极大地阻击了西部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可以说，只要东部工业产品充斥西部市场，就难有西部工业崛起的空间。
　　另外，实行统一的利率、税率必然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更加不平衡。这是不公平。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针对不同产业、不同地区施行不同的利率、税率，以及组建“西部发展银行”等建议，早就有专家学者提出来了。或许是当时东西部差异不大、矛盾不突出，或许是国家商业银行体系、国家税务体系还不完善，这些设想被撂置下来。现在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了。
　　

　　逆向的“边际效益”

　　经济学里提到的“边际效益”是收益最大的区域在支付成本最大的区域，边际影响呈渐弱走势。我把这看成顺向发展，是投资与收效成正比增长的常态。而在全国一盘棋的发展中，西部主要是为东部发展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初级产品（包括初加工产品），东部承担起中国经济腾飞的龙头责任，发挥顺向的边际效益，影响西部发展。这样的分工合作，意味着，只要东部呈腾飞状，西部就永远处于尾随的落后状。我把这种效益走势看成“逆向边际效益”。这种“逆向边际效益”的结果，是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貌似公平的合作中隐含着深刻的不公平。
　　解剖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的“西气东输工程”的整个投资情况和整体效益，特别能说明“逆向边际效益”是怎么回事。“西气东输工程”能够给新疆带来200多亿元的气田开发建设投资，增加四分之一的工业增加值，使地方的财政收入能够增加10％左右，这对新疆来说，无疑是平地里挖出个“金娃娃”，值得欢天喜地。不过，这仅仅是整个工程的一部分。当我们看它的延伸工程，这时的“欢天喜地”就含有难言的苦涩了。首先，这项工程静态投资1400多亿元。这项工程包括上游气田开发、输气管道建设和下游天然气利用三个部分，投资比例是2：4：6。输气管道建设投资400多亿元，下游天然气利用投资600多亿元。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上鸟瞰“西气东输”全局，一个西部，获得投资200多亿元，一个东部，将获得投资600多亿元，谁得到的资金更多？答案一清二白。还不说其中这200多亿元的气田开发建设定单“飞”到哪里？400多亿的输气管道建设工程定单，西部能拿到多少？钢管是面向国际招标。东部有更强大的实力与西部企业竞标。至于“谁受益最多”，600多亿的天然气利用建设资金全部安排在东部，能够把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还仅仅是显性受益，还有难以用资金来计算的隐性受益。比如，上海每年大概消耗4200万吨煤，环保部门对上海和华东地区的酸雨发生率统计是，上海在11％左右，江苏大概是12％，杭州地区最高的时候曾经到过50％。改用天然气后，将在较大程度上改善华东地区的大气环境。从“西气东输”整个工程的成本（主要是资源与资金）、效益上看，与其把它视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不如把它看成是国家建设发展项目。因为固然西部受益，而东部受益更大，大到超过西部人的想象力。只有这样的视点，才能看到这个被称为“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里由西部承担资源资本所带来“逆向边际效益”。这类“逆向边际效益”在经济学里有更清楚的表述，即“溢出效益”。
　　这类局部承担成本、全局受益、典型的“溢出效益”项目，还包括“三峡工程”和“天保工程”。我个人是非常支持这些重大项目的，为了国家经济质量的提升，为了可持续发展，为了改善包括西部在内的生存环境、发展环境，我们需要实施这些重大项目。问题是，这些项目所形成的“溢出效益”没有引起国家足够的重视，并没有对“溢出效益”给予公平的补偿。
　　经济学讲究成本与收益的结算，无论是奉献还是牺牲，都是支付成本；无论是避免损失还是减少其他开支，都是获取收益。当支付成本与获取收益不在同一方，获取收益方就享用了创造公共产品的成本支付方的“溢出效益”。遵循公平原则，享用“溢出效益”方就应该回报以相应的补偿。如果这类“溢出效益”是在国家干预下为了服从大局需要才出现的，那么，国家也就有责任促使补偿得以实现。
　　市场经济趋利而动，这是不能背离的基本原则。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不应指望东部的帮助“不带收益的企图”。同理，东部享用“溢出效益”也不应该“心安理得”。既然是甲方支付成本，乙方连带受益，遵循公平原则，乙方不能坐享其成。由于这是有国家行为，所以，国家都应该对受益方增收资源调剂税、环保受益税等税种，用以补偿支付成本方的“超正常收益的损失”。既然是市场经济，彼此都按经济规律办事。

感觉现在国家已经侧重于西部开发了，比如税收政策的改革（刚看的，呵呵）。

顶，就是太长了，呵呵（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