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德里 — 在大量人口讲英语的印度，这种语言可不仅是一种媒介。它本身也与印度的地方方言发生关系，并得到丰富。英语是一种全球语言，印度在资讯科技、商业运作和外包行业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就与印度人对英语的掌握不无关系。在世界其他国家中，中国和德国在英语教育方面也已开始“从娃娃抓起”。

英语在印度的普及使它在该国扮演著多方面的角色。由于英语的使用与经济状况的改善有著某种关联，它是印度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英语也是一种吸引广大民众的政治工具，这些民众甚至无法获得用当地方言教学的基本教育。它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比如印度民族文化复兴组织（印度教“同盟家族”的右翼意识形态羽翼）负责人苏德尔山最近称，英语将女同性恋和不检点的性行为暴露在孩子们面前。


苏德尔山坚决抵制这种“异域语言”，称它在辞汇量和传情达意上根本就不能与印度的方言相媲美。对那些更贴近政界的印度人来说，苏德尔山的攻击主要是针对那些向印度穷人传授英语的基督教传教士（“同盟家族”提倡保持印度文化特性）。

社会主义者，包括一些显赫的地方政府首脑，如北方邦的辛格·雅达夫和比哈尔邦的普拉萨德·雅达夫都公开支援这种狭隘的反英语立场。两邦都打算建立纯粹的印度语学校－尽管这两位领导人的子女都曾在昂贵的私立学校和国外学习英语。

显然，辛格、普拉萨德和苏德尔山比大部分印度人更了解印度的政治。鉴于广大劳苦民众根本没有多少改善自己社会地位的机会，他们主要关心宗教、等级和语言等能引起选民关心的问题。普拉萨德曾有一句“名言”：电脑是穷人的敌人。不过他的一个女婿就在一家大型软件公司上班。普拉萨德最近甚至说，淹没了比哈尔邦、夺走了上千人生命的洪水对穷人有利，因为那些平时只能为富人所享用的昂贵鱼类现在对穷人来说唾手可得。这就是上帝传达公正的方式－为死人呈上鲜鱼。

印度一位元著名的记者向笔者讲述了最近发生的一个故事：“一位有名的马地拉语诗人在一次集会上滔滔不绝地责备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年轻人对自己的方言不够热爱。他援引了自己的孙女的故事。她在美国生活和学习，多年来已忘记了自己的马地拉语。这位诗人称她已经斩断了自己的根，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印度名字。”

这位诗人借用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深情地说：“我有一个梦想。当我穿过乡村的森林，突然我听到了一阵天籁之音，我循著这歌声找到一位牧羊的少女。她正在吟唱我写的一首诗歌。那一瞬间我知道马地拉语将由于牧羊女这样的人而永存”。

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正在这时一位坐在会堂后面的男人站起来说：“我属于牧羊人这个群体。但我希望我的女儿可以生活在美国一个豪华别墅里，在那里学习英语并成为医生。我可不介意她忘记自己的马地拉语。我们交换一下，让你的孙女居住在我们村庄的茅屋里，每天放羊和深情吟唱你写的诗如何？”观众们目瞪口呆，而诗人尴尬极了。

随著英语因大量印度人的使用而日益印度化，印度主义已超出政治。具有93年历史的《简明牛津词典》（被认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词库）的最新版就引入了许多印度方言，如langar（公共食堂）和dicky（汽车）等。

该词典的编辑之一凯瑟林·索恩斯说，《简明牛津词典》（COD）只是为人们解释他们每天在世界各大城市听到的词语是什么意思。索恩斯本月表示：“语言正在发生迅速的改变，我们要精挑细选。但印度主义是一种朴素的需要。超过50位印度人参与了COD的编辑工作这一事实正好反映了印度英语对世界日益广泛和重要的影响。和澳洲英语以它的简洁明了、流浪汉精神和其他肥皂剧文化一样，印度英语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影响著全世界说英语的方式。”正如COD所解释的那样，它只想让人们在发音准确的情况下“自由地驾驭”英语。

但这种自由驾驭只有在因特网上才能淋漓尽致地体现。由于外包，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个现代化城市，也许什么时候COD里面会出现“Bangalored”这个词－就像“Shanghaied”一样。尽管有许多世界地名词义已经发生转化，如Frankfurter（法兰克福香肠）、Marathon（马拉松赛跑）、Balkanization（割据）、Finlandized（芬兰化）等，但很少有城市以动词形式在词典中出现。

美国人习惯了对什么事（包括拿一些钱用于外包）都争论不休。一家反外购网站正在推销一件写著“不要被班加罗尔化”的T恤衫，暗示外包可能导致人们失业。这件有两种设计的T恤售价15.99美元。另一家由IT专业人士设立的网站销售的T恤上写著：“我的工作被印度人抢走了，我得到的一切就是这件看上去傻里傻气的T恤”。

政治、外包、市场销售和印度主义－现在正在说英语的可不仅仅是印度人。

来源：亚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