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到1989年，在陕西宝鸡一家棉纺厂的子弟中学，我做了三年语文老师。

现在回忆起来，那是我一生最美好而且单纯的岁月，虽然那些年代灰暗、消沉，虽然那些年代让我未老先衰。

那些年代做老师准确地说做一个认真、严肃、负责的老师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我当老师的时候刚好23岁，正是青春岁月，却为了师道尊严不得不装出很老气横秋的样子。比如那时候流行到游戏厅打游戏，有时候我也想去玩玩，可是一进去就看见学生正在玩着，嬉皮笑脸的一句“姚老师，你也来玩了。”就叫一向直言的我唯诺着装做找人，然后落荒而逃。然而这些其实都无所谓，即使是被动选择，一旦做了老师就要牺牲一些个人的爱好，这点我会无怨无悔，我最痛苦的，其实就是面对着学生们天真无邪、信任敬仰的眼神说谎，讲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


我记忆最深的痛苦是1987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李建新、赵肖娜、丁紫洁们的眼睛如此无邪而且认真地看着我，象初生的孩子一般清澈而单纯，我说什么他们都会很认真地听、很认真地记。那天我讲的课文是《向沙漠进军》，科学家竺可桢的作品，此刻当我输入这三个字的拼音的时候一下子就出来了，可见这位科学家的知名和影响力。文章最后，老科学家深情地写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治理沙漠。

看着讲台下那些对我如此信任的清澈的眼睛，那些单纯而且稚气的面孔，我忽然为这种公开的说谎害羞而且无地自容，那一刻，我竟然有一种犯罪感，我感觉到自己正在自欺欺人地欺骗这些无辜的孩子，当他们接受了这些虚假虚伪的观念的时候，他们的世界将是怎样的面目全非、支离破碎。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说，我不能讲这些；但是从应试教育制度以及作为一个中国教育体制最大受害者老师的角度，我却只能讲这些，这是我和我们那个年代老师的悲哀。

那节课上，我干涩而且木讷地照本宣科，却又不自觉地讲到了日本人的海底隧道、荷兰人的拦海造田、以色列人的滴灌技术，我告诉孩子们，这些都是人类很伟大的事件和杰作，虽然它们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们跟我们一样伟大和了不起。当年讲这些是危险而且离经叛道的，但是说出来之后，我的负罪可以轻些。


20年的时光转瞬既逝，20年的时光又特别漫长，很多波澜壮阔的往事到现在已经波澜不惊了，但是那节课即使现在想起来，仍然令我无限悲哀。


2006年7月13日星期四

本文首发梦寻黄河之中国搏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