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租赁业走过２０多年的风雨历程，依旧惨淡经营，处于“小、弱、散、乱”的困境，其固有的功能远未得到发挥，与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极不相称。业内人士形象地说：中国租赁业，就像山坳里一缕迟滞的曙光，却迟迟不见喷薄而出的朝阳。

　　“瓶颈”窒息了租赁业的生机

　　由于体制限制，２０多年来，我国租赁业徘徊不前，成了一棵长不大的“小老树”。据《世界租赁年报》统计，２００３年，全球租赁总额达４６１６亿美元，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以２０４０亿美元、６２１亿美元、３９８亿美元位居前三名，而中国的租赁额只有２２亿美元。从租赁业市场渗透率（租赁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例）来看，美国达３１.１％，加拿大２０.２％，英国１５.３％，德国９.８％，日本９.３％，东欧的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也分别达到３０.８％、１９％、１８.６％，而中国只有１％。作为全球租赁业中心，美国各类租赁公司多达３０００余家，其中不乏像卡特彼勒、GE商务融资集团、IBM国际租赁这样的业界巨子。而我国的１０家金融租赁公司、４０多家中外合资租赁公司以及几千家内资厂商类租赁公司，多数勉强度日，远未形成品牌效应和核心竞争力。
　　我国租赁业为什么“长不大”？为什么难成气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指出，四大“瓶颈”窒息了中国租赁业的生机。
　　“瓶颈”一：多头管理，体制不顺
　　我国现有三类由三个不同部门审批和管理的租赁公司：一是由原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类的金融租赁公司；二是由原外经贸部批准、具有准金融机构性质的中外合资租赁公司；三是作为一般工商企业，由原国内贸易局主管、附属于制造厂商、以产品促销为目的的非金融机构内资厂商类租赁公司。在法律地位、准入门槛、业务范围、税收待遇等方面，三类公司处于不平等竞争状态，存在“对外开放、对内限制”的倾向。
　　譬如，金融租赁公司和中外合资租赁公司，可从事融资租赁业务，而内资厂商类租赁公司则无此资质。再如，金融租赁公司注册资金的底线是５亿元，并对资产负债比例、资本总额占风险资产的比例、同一承租人的融资余额比例、流动资金贷款、长期投资、租赁资产、拆入资金、对外担保比例等都有严格规定；而对中外合资租赁公司，仅对注册资金、资本总额与风险资产的比例有所要求。
　　融资租赁在我国被视为金融业务，实行过度监管，整个行业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发展力不从心。此外，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服务公司的高门槛（注册资金在亿元以上），把许多有志于此的内资租赁公司挡在了门外。
　　“瓶颈”二：税制不合理，税赋不公平
　　税收政策不明朗。譬如，２０００年国家财税部门规定，购买国产设备，设备价款的４０％，可在当年新增所得税中抵免，但对承租人在融资租赁业务和出租人在经营租赁业务中如何实施，没有明确规定。再如，出售回租是企业将现有资产变现筹措资金最便捷的方式之一，但对此种交易方式如何征税尚无明确说法。
　　三类租赁公司纳税基数不同，税赋不公平。中外合资租赁公司，以租赁收益扣除融资成本之差为基数（外币部分），缴纳５％营业税；金融租赁公司，以实现的租赁收益为基数，缴纳５％的营业税（１９９８年，这两类营业税税率调整为８％）；内资租赁公司，以租金总额（不扣除任何费用）为基数，缴纳５％的营业税。２００３年初，开始实行新税制：融资性租赁以租赁收益扣除融资成本为基数，税率５％；经营性租赁，则按全部租金收入征收５％营业税。由于“内外有别”，内资企业近年所得税负担率为２５％左右，外资企业仅为１３％。
　　“瓶颈”三：体系不健全，产业链断裂
　　一方面，我国多数企业库存比重高，资金周转率低，从生产到流通的全过程对银行依赖很大，我国设备租赁采购占设备投资的比例仅为１％左右。另一方面，我国租赁机构偏少，类型单一，定位不清晰，专业化程度低，未形成强有力的产业链。
　　内资厂商类租赁公司业务受限，从事的基本是传统出租，融资、促销、资产管理等功能无法发挥，产业根基太浅；与租赁业相关的担保公司、租赁经纪公司等非常缺乏，产业缺乏配套；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缺乏合作，租赁公司之间未形成完善的上下游互补的租赁网络；全国性的租赁行业协会尚未建立，行业协调、行业自律、信息服务非常薄弱。
　　“瓶颈”四：观念陈旧，作茧自缚
　　现代租赁，倡导的是“所有并不重要，使用创造价值”的理念。在发达国家，人们的消费习惯是“能租就租，不能租才买”。而在国内，“自有自用自方便”、“万事不求人”的小农意识还大有市场，许多企业和个人尚未走出“租不如买”、“租东西是皮包商，没面子”、“制造商搞租赁是不务正业”等认识误区，还停留在一次性买断的原始阶段和传统观念上，影响了租赁业的市场发育和产业成长。

　　面对“富矿”，跨国公司“眼红”，国内企业没“醒”

　　发育不良的中国租赁业，潜力巨大的中国租赁市场，磁铁般吸引了跨国制造厂商和租赁公司的目光，它们纷至沓来，加紧了抢滩中国市场的步伐。在２００４年６月在沪举行的中国国际租赁展上，通用电气、卡特彼勒、英格索兰、英国亚力克、香港新利恒来等著名跨国制造厂商和租赁公司，派出强势阵容参展。在所有参展商中，７０％是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国内企业却鲜见踪影。
　　GE副总裁瑞克·沃尔夫特说，GE旗下的医疗健康集团与GE保健融资服务公司结成了租赁伙伴关系，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医疗设备出租商。在美国和日本市场，分别有１／３和２５％的销售额是通过租赁方式实现的。“GE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中国市场。”
　　以出租柴油发电机著称的英国亚力克国际电力租赁公司，一年半前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公司市场总监朱利安·福特坦言，“虽然与美国、欧洲相比，中国租赁市场还很不成熟，在法律、政策、观念上还存在诸多障碍。但中国租赁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商机，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开拓中国市场，着眼于中长期的发展目标。”
　　权威统计显示，美国租赁业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３０％，而我国仅为万分之三；发达国家租赁业的市场渗透率已达１５％－３０％，而我国仅为１％左右。据业内专家估算，如果市场完全放开，国内整个租赁市场的交易额将达上万亿元人民币，其利润空间接近千亿元人民币。
　　夏斌说，在中美、中欧的WTO双边协议中，都包含了允许国外厂商在中国运用融资租赁手段促销产品的条款，这为海外银行、跨国公司、租赁公司大举进军中国租赁市场铺平了道路。随着我国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外国制造厂商开始以融资租赁方式在中国全面推销其产品。
　　一方面，外国银行通过分兵突进的方式，分别设立证券、保险、租赁等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实现了客户资源的共享，实际上搭建了金融服务的混业经营平台，为下一步大规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跨国制造厂商通过设立租赁公司，把金融服务和租赁营销体系引入中国。譬如，卡特彼勒、英格索兰、通用电气、IBM、惠普、西门子、日商岩井、德国大众等跨国制造企业，已经或正在抢摊潜力巨大的中国设备租赁市场。眼下，干线飞机、医疗设备、通讯设备等领域的跨国制造厂商，通过国内外的租赁机构，采取租赁营销的方式，占据了我国大部分市场份额。
　　夏斌指出，我国制造业不仅在资金实力、技术创新等方面面临跨国公司的巨大压力，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租赁市场“跑马圈地”，我国制造业在营销方式、流通渠道方面也遭遇严峻挑战。我国租赁业处于“幼稚期”，制造厂商还停留在以一次性买断为主的营销方式上，远远落后于国际现代营销的潮流。如果政府再不给国内制造厂商和内资租赁公司“松绑解套”，我国制造业和租赁业将面临更大危险。
　　上海租赁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俞开琪说，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我国一直把这种以促销为目的、以服务贸易为特征的融资租赁列人金融行业而实施过度监管，把众多从事促销租赁的内资租赁公司拒绝在准入门槛之外。由于缺乏合法资质、外部环境不宽松，厂商租赁公司和其他内资租赁公司一直处于弱小、分散、无序的经营状态。目前，外国公司利用融资租赁方式在中国推销产品已司空见惯，而国内企业连融资租赁的资格都没有，这太不公平了。
　　俞开琪强调，内需难以拉动、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痼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发展租赁业，不仅有助于解决上述难题，而且对我国制造业的崛起将产生深远影响。我国有关监管部门应以大局为重，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和部门间的权利之争，使租赁业这一朝阳产业尽快走出“只见曙光、不见日出”的尴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