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普罗泰戈拉

　　我们所曾考察过的前苏格拉底时期的那些伟大的体系，在公元前五世纪后半叶就遭

到了怀疑运动的反对，怀疑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智者的领袖普罗泰戈拉。“智者”

这个字原来并没有坏意思；它指的差不多就是我们所说的“教授”。一个智者是一个以

教给青年某些事物为生的人，这些事物被人认为在实际生活中是对青年有用的。既然当

时还没有这类教育的公共设施，所以智者们就只教那些自备束脩的人或者是由家长出束

脩的人。这就倾向于给他们以某种阶级的偏见，而当时的政治局面又更加强了这种偏见。


在雅典和许多别的城市，在政治上民主制获得了胜利，但是对于削减那些属于旧贵族世

家的人们的财富方面却毫无成绩。体现出来我们心目中所谓希腊文化的，大体上都是富

人：他们有教育、有闲暇，游历把他们的传统偏见的棱角给磨掉了，他们消耗于论辩的

时间又磨练了他们的机智。所谓民主制，并没有触动使富人无需压迫自由公民便能享有

他们的财富的那个奴隶制度。

然而在许多城市里，尤其是在雅典，较穷的公民们对于富人有着双重的仇视，一是

嫉妒，二是传统心理。富人———常常很正当地——被人认为是不虔敬的和不道德的；


他们在颠复着古代的信仰并且也许还试图摧毁民主制。于是就形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制与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互相结合，而文化上的革新者们则倾向于政治上的反动派。近代的

美国也存在着多少相同的情况，在美国作为主要的天主教组织的塔曼尼派①努力保卫传

统的神学与伦理的教条而反对启蒙运动的进攻。但是美国的启蒙者在政治上要比雅典的

启蒙者软弱得多，因为他们没有能够与财阀政治一片建立共同的目标。然而那里有一个

重要的高等知识阶级是从事于保卫财阀政治的，那就是公司法律顾问阶级。在有.几.方


面，他们的作用非常有似于智者们在雅典所起的那种作用。

雅典的民主政治虽然由于不包括奴隶和女人而有着严重的局限性，然而在有些方面，

要比任何近代的体制都更为民主。法官和大部分行政官都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并且任职

的时期很短；因而他们都是普通的公民，就象我们的陪审员那样，他们有着普通公民们

所特有的偏见，并且缺乏职业性的气味。一般说来，总是有许多的法官在听案。原告人

与辩护人，或者起诉者与被告，都是亲自出席的，而不是由职业的律师出席。十分自然

地，胜败大部分要取决于演说时能打动群众偏见的那种技巧。虽然一个人必须亲自发言，


但是他可以雇一个专家替他写发言稿，或者是象许多人所喜欢的那样，可以花钱去学习

那种在法庭上获胜所必需的技术。智者们就被公认是教给人以这种技术的。

雅典历史上的白里克里斯时代，非常有似于英国史上的维多利亚时代。雅典是富强

的，不大受战争的干扰，并且具有一部由贵族所执行的民主宪法。在谈到阿那克萨哥拉

时，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反对白里克里斯的民主反对派逐渐地积蓄了力量，并且逐一地

攻击他的朋友们。伯罗奔尼苏战争爆发于公元前431年①；雅典（和许多其他地方一道）


遭到大疫的袭击；为数曾经约达230，000的人口便大大地减少了，并且永远再也没有恢

复到它原来的水平（柏里：《希腊史》卷Ⅰ，444页）。白里克里斯本人于公元前430年

被免除将军的职务，并且被一个由150名法官所组成的法庭以侵吞公款的罪名而判处罚款。

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于大疫，他本人也于次年（429）死去。斐狄阿斯和阿那克萨哥拉都被

判罪；阿斯巴西亚被控为不虔敬而且治家无方，但是被赦免了。

在这样一种社会里，很自然的那些容易遭民主派政治家仇视的人们就会希望掌握辩


论的技术。尽管雅典人惯好迫害，但是在有一点上却远不象近代美国人那样狭隘，因为

那些被指控为不虔敬与败坏青年人的人们还可以出席为自己申辩。这就说明了智者们何

以受到一个阶级的欢迎而不受另一个阶级的欢迎；但是在他们自己的心目里总以为他们

并非是为个人的目的而服务，而且他们之中确乎有很多人是真正从事于哲学的。柏拉图

对他们极尽诋毁谩骂的能事，但是我们不能用柏拉图的论战来判断他们。在他较轻松的

语调里，让我们从《攸狄底姆斯篇》中引下列一段文章，文中说有两个智者狄奥尼索多


拉斯和攸狄底姆斯故意去捉弄一个名叫克里西普斯的头脑简单的人。

狄奥尼索多拉斯说：

你说你有一条狗吗？

是呀，克里西普斯说，有一条恶狗。

他有小狗吗？

是呀，小狗们和他一个样。

狗就是他们的父亲吗？

是呀，他说，我看见了他和小狗的母亲在一起。

他不是你的吗？

他确乎是我的呀。

他是一个父亲，而且他又是你的；所以他就是你的父亲，而小狗就是你的兄弟了。

从较为严肃的语调里，我们可以引题名为《智者》的一篇对话。这是一片以智者做


为一个例子而对定义进行逻辑的讨论的对话。我们目前暂不讨论这一片的逻辑，关于这

一篇对话我想要提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他最后的结论。

“制造矛盾的技俩出自于一种不真诚的、夸大的模仿，是属于由影象制造而产生的

那类假象制造的，其特点是属于人为的而非神明的创造的一部分，它表现为一种暧昧的

玩弄词句；——老实说，可以指出为真正智者的血脉渊源的，就是如此。”（康福特的

译文）

有一个关于普罗泰戈拉的故事，这个故事无疑是杜撰的，但却可以说明人民心目之


中智者与法庭的关系。据说普罗泰戈拉教过一个年青人，规定这个年青人如果在第一次

诉讼里就获得胜利，才交学费，否则就不交。而这个青年人的第一次诉讼就是普罗泰戈

拉控告他，要他交学费。

然而现在让我们撇开这些序幕，来看一看我们关于普罗泰戈拉真正知道哪些事情。

普罗泰戈拉约当公元前500年生于阿布德拉，德谟克里特就是来自这个城的。他两次

访问过雅典，第二次的访问不会迟于公元前432年。公元前444-3年他为徒利城编订过一

部法典。有一种传说说他被控为不虔敬，但这似乎是靠不住的，尽管他写过一本《论神》


的书，这本书一开头就说：“至于神，我没有把握说他们存在或者他们不存在，也不敢

说他们是什么样子；因为有许多事物妨碍了我们确切的知识，例如问题的晦涩与人生的

短促。””他的第二次访问雅典，柏拉图曾在《普罗泰戈拉》一篇中有过多少带点讽刺

的描述，在《泰阿泰德篇》中并且很认真地讨论了他的学说。他的出名主要的是由于他

的学说，即“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

尺度”。这个学说被人理解为指的是每个人都是万物的尺度，于是当人们意见分歧时，


就没有可依据的客观真理可以说哪个对、哪个错。这一学说本质上是怀疑主义的，并且

其根据的基础是感觉的“欺骗性”。

实用主义的三位创始人之一，费·坎·斯·席勒就习惯于自称是普罗泰戈拉的弟子。

这一点我想是因为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里提示过（作为对普罗泰戈拉的一种解释），

一种意见可能比另一种意见更好一些，但不一定是更真一些。例如一个人有黄胆病的时

候，看起一切东西来都是黄的。说这些东西实际上并不是黄的而是一个健康人眼里所看

到的那种颜色，这种说法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可以说，既然健康要比疾病好一些，


所以健康人的意见就比黄胆病人的意见好一些。这种观点显然是非常有似于实用主义的。

不相信有客观的真理，就使得大多数人在实际的目的方面成为了自己究竟应该相信

什么的裁判者。因此普罗泰戈拉就走上了保卫法律、风尚和传统道德的路上去。虽说我

们已经提到过，他并不知道神是否存在，他还是确信应当崇拜神。对于一个其理论上的

怀疑主义既很彻底而又逻辑的人来说，这种观点显然是正确的观点。

普罗泰戈拉的壮年就过着一种周游于希腊各个城邦不断讲学的生活，他收费教“想


要获得实际的效率与更高的精神教养的任何人”。（策勒尔书，第1299页）。柏拉图反

对———并且按近代的观念来说多少是有点摆架子——智者们教书要收钱的办法。柏拉

图自己有着相当的私人财产，显然他不能体会那些没有他那种好运气的人们的需要。奇

怪的是近代的教授们，他们虽找不出拒绝薪给的理由，然而也一再地重复着柏拉图的这

种挑剔。

然而另外有一点是智者与当时大多数的哲学家们所不同的。除了智者们之外，通常

一位老师总是创建一座学校，学校多少具有一种兄弟会的性质，多少有着一定的共同生


活，往往有些类似于一种僧院的规矩，并且常常有一种不公开宣布的秘密学说。凡在哲

学是起于奥尔弗斯主义的地方，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智者们中间，一点也没

有这些东西。他们所教的东西，在他们心目中是与宗教或德行是不相干的。他们教辩论

术，以及有助于这种技术的其他一切知识。大致说来，他们好象近代的律师一样，只准

备教给人如何进行辩护或是反对一种意见，他们并不从事宣传他们自己的结论。那些把

哲学认为是与宗教密切结合在一片的一种生活方式的人们，自然感到了震动；在他们看


来智者们是轻佻的、不道德的。

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不可能说究竟是到什么程度——智者们之引人厌恶，不仅是

引起一般人的厌恶而且也引起柏拉图和以后的哲学家们的厌恶，实在是由于他们智力的

优异。追求真理如其是全心全意的，就必须撇开道德方面考虑。我们事先不能知道真理

在某个社会里会不会被认为是有建设性的。智者们总是准备追随着论证，走到论证所引

出的结论上去。而这往往就把他们带到了怀疑主义。他们之中有一个高尔吉亚曾提出过，

任何事物都不存在；而且纵令有任何事物存在的话，那也是不可知的；而且纵令它存在


并且被任何一个人所认知，这个人也永远不能把它传达给别人。我们不知道他的论证是

什么，但是我很能想象他们具有一种逻辑的力量，迫使得他们的对方要躲避到理论体系

里面去。柏拉图总是热心宣传足以使人们能变成为他所认为是有德的样子的那些见解；

但是他在思想上几乎从来都是不诚实的，因为柏拉图让自己以社会的后果来判断各种学

说。甚至于就在这点上，他也是不诚实的；他假装是在跟随着论证并且是用纯粹理论的

标准来下判断的，但事实上他却在歪曲讨论，使之达到一种道德的结论。他把这种恶习


引到了哲学里面来，从此之后哲学里就一直有着这种恶习。或许大部分正是由于对智者

们的敌视，才使得他的对话录具有了这种特征。柏拉图以后，一切哲学家们的共同缺点

之一，就是他们对于伦理学的研究都是从他们已经知道要达到什么结论的那种假设上面

出发的。

在公元前五世纪晚期的雅典，似乎有人教授着在当时人看来似乎是不道德的、而且

就在今天的民主国家里也似乎是不道德的那些政治学说。在柏拉图《国家篇》的第一卷

里，特拉西马库斯就论证过除了强者的利益而外并没有正义；又论证法律是政府为了自


身的利益而制定的；又论证在争夺权力的斗争里，并没有任何可以援用的客观标准。根

据柏拉图的记载（见《高尔吉亚篇》），喀里克里斯曾主张过一种相似的学说。他说自

然的法则乃是强者的法则；但是人们为了方便的缘故，就确立了种种制度和道德诫条以

便束缚强者。这些学说在我们今天，已经比它们在古代获得了更广泛得多的同意。无论

人们对它们怎样想，它们并不是智者们的特征。

在公元前五世纪——无论智者们在这一变化中所处的地位如何——雅典有了一种转

变，在与正在崩溃着的笨拙的但是颇为残酷的保卫正统教义相冲突之中，就有了一种从


僵硬的清教徒式的单纯性过渡到机智的并且是同样残酷的犬儒主义里去的转变。在这个

世纪之初，是雅典人领导伊奥尼亚的城邦进行反波斯的战斗，以及公元前490年马拉松的

胜利。在这个世纪的末了，则是雅典于公元前404年败于斯巴达，以及公元前399年苏格

拉底的被判死刑。从此以后雅典在政治上就不再重要了，但是它却获得了毫无疑义地文

化上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地位雅典一直保持到基督教的胜利为止。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史上有某些事物对于理解柏拉图及其以后的全部希腊思想来说，


乃是极其重要的。在第一次波斯战争的时候，由于有马拉松之战的决定性的胜利，主要

的光荣就归于雅典。十年以后在第二次战争时，雅典人在海上仍然是希腊方面的最强者；

但是在陆地上，胜利主要地要归功于斯巴达人，斯巴达人是希腊世界公认的领袖。然而

斯巴达人的观点是狭隘的地方性的，当波斯人被逐出希腊的欧洲部分之后，他们就不再

抵抗波斯人了。保卫亚洲部分的希腊人以及解放那些已经被波斯人所征服的岛屿的责任

就被雅典承当起来，并且获得很大的成功。雅典变成了海上的领袖强国，并对于伊奥尼


亚各岛获得了相当大的帝国主义式的控制权。白里克里斯是一个温和的民主派，也是一

个温和的帝国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之下，雅典繁荣起来了。伟大的神殿——其遗迹迄今

仍然是雅典的光荣——就是他倡议修建的，用以代替被薛克修斯所毁掉的神殿。雅典城

的财富以及文化都迅速地增加；而且正如这种时代所必然会发生的一样，尤其是当财富

由于对外贸易而增加的时候，传统的道德与传统的信仰就衰退了。

这时候，在雅典出现了特别众多的天才人物。三大戏剧家，伊斯奇鲁斯、索福克里


斯与幼利披底，都属于公元前五世纪。伊士奇鲁斯在马拉松作过战，并且曾目睹沙拉米

之役。索福克里斯在宗教上仍然是个正统派。但是幼利披底却受了普罗泰戈拉以及当时

自由思想的精神的影响，而且他对神话的处理是怀疑主义的并带有颠复性的。喜剧诗人

亚里斯多芬尼嘲笑了苏格拉底、智者们和哲学家们，然而他本人却是属于他们那个圈子

的；柏拉图在《筵话篇》中把他和苏格拉底的关系写得非常之友好，我们也已看到雕刻

家斐狄阿斯也是属于白里克里斯的圈子里的。

这一时期雅典的优越毋宁是在艺术方面，而非在知识方面。公元前五世纪的伟大数


学家和哲学家除了苏格拉底之外，没有一个是雅典人；苏格拉底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

个把自己限于口头论辩的人。

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苏战争的爆发与公元前429年白里克里斯的逝世，就开始了雅

典历史上的阴暗时期。雅典人在海上占有优势，但是斯巴达人握有陆地上的霸权，并且

在夏季一再侵占亚底加（雅典城除外）。结果是雅典城拥挤不堪，并且由于疫疠而损失

惨重。公元前414年雅典人派出一次对西西里的大远征，希望能占领与斯巴达联盟的叙拉

古；但是这个试图失败了。战争使雅典人变得凶顽而暴虐。公元前406年他们征服了梅洛


斯岛，把所有服兵役年龄的男子都屠杀光了，把其他的居民掠为奴隶。幼利披底的《特

罗伊妇人》这个剧本就是对这种野蛮行为的抗议。斗争还有其思想意识的一方面，因为

斯巴达是寡头政治的代表，而雅典则是民主政治的代表。雅典人有理由怀疑他们自己的

一些贵族有叛国行为，人们都认为他们的叛国行为与公元前405年伊格斯波达米之战中海

军的最后溃败有关。

战争的结局是斯巴达人在雅典建立了一个寡头政府，史称三十僭主。三十僭主中有

些人，包括他们的首领克利提亚在内，曾经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们当然是不得人心的，


不到一年就被推翻了。在斯巴达的同意之下，民主制又恢复起来；但那是一个江河日下

的民主制，它由于有大赦而无法对自己内部的敌人直接报复，但是它在大赦的范围之外

却喜欢找任何的借口来控诉这些敌人。苏格拉底的审判与死刑（公元前399年）就是在这

种气氛之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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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塔曼尼是美国纽约城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主张所谓的民主和地方分权制。

——中译本编者

　　①战争结束于公元前404年，雅典一败涂地。

第十一章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对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

们知道得很少；对另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多；但是对于苏格拉底，就无

从肯定我们知道得究竟是很少还是很多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出身于雅典中产之家的

公民，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但不是象智者那样为了钱。他确

实是受过审判，被判死刑，并于公元前399年就刑，年约七十岁。他无疑地是雅典的一个

著名人物，因为亚里斯多芬尼在《云》的剧本里描写过他。但是除此而外，我们便完全


纠缠于众说纷纭之中了。他的两位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都给他写过卷帙浩繁的记述；

但两人所叙述的却大为不同。而且即令两人的说法一致时，伯奈特已经提示过，那也是

色诺芬抄袭柏拉图的。对两人的说法不一致处，有人是相信色诺芬，也有人相信柏拉图；

还有人是两种说法都不相信。在这样一场危险的争论里，我并不冒险来拥护某一方，但

我将简明地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

我们先谈色诺芬；色诺芬是个军人，头脑不大开明，他的观点大体上是因袭保守的。

色诺芬感到痛苦的是，苏格拉底竟然被控为不虔敬和败坏青年；和这些人相反，他竭力


主张苏格拉底是非常虔敬的，而且对于受过他影响的人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他的思想

看来决不是颠复性的，反而是颇为沉闷而平凡。这种辩护未免太过火了，因为它并没有

说明人们为什么仇视苏格拉底。伯奈特说：（《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149页）“色诺芬

给苏格拉底做的辩护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苏格拉底真是那样，他是决不会被处死刑的。”

曾有一种倾向，认为色诺芬所说的一切都一定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他缺少可以想象

任何不真实的事物的那种聪明。这是很靠不住的一种论证方法。一个蠢人复述一个聪明


人所说的话时，总是不会精确的，因为他会无意中把他听到的话翻译成他所能理解的语

言。我就宁愿意让一个是我自己的死敌的哲学家来复述我的话，而不愿意让一个不懂哲

学的好朋友来复述我的话。因此，色诺芬说的话若是在哲学上包含有任何困难之点，或

者若是其目的只在于证明苏格拉底的受刑是不公正的这一论点，我们便不能接受色诺芬

的话了。

然而，色诺芬的某些回忆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他叙说过（柏拉图也叙说过）苏格

拉底是怎样不断地在研究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当权的问题。苏格拉底会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谁呢？”对这个问题，一些坦率的青年就回答说：“去找鞋

匠啊，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又会提到木匠、铜匠等等，于是最后便问到这样的问题：

“谁应该来修理国家这只船呢？”当他与三十僭主发生冲突的时候，三十僭主的领袖，

那个曾向他求过学并熟知他的方法的克利提斯，便禁止他继续教导青年们，而且还对他

说：“不用再讲你那套鞋匠、木匠和铜匠了。由于你反复不休地提他们，现在他们已经

被你讲烂了”（色诺芬《回忆录》，卷1，第2章）。这件事发生于伯罗奔尼苏战争结束


之后，斯巴达人建立了短期的寡头政府的时候。但是雅典在大部分的时期都是民主制，

民主到连将军也要经过选举或抽签的地步。苏格拉底就遇到过一个青年想作将军，苏格

拉底劝他最好学一些战争的技术。这个青年于是就出去学了些简单的战术学课程。他回

来以后，苏格拉底带讽刺地夸赞了他几句，就又打发他去继续学习（同书，卷3，第1章）。

苏格拉底又送另一个青年去学习理财之道。他对许多人，包括国防部长在内，都采取这

种办法；但是人们终于认定用鸩死他的办法来使他沉默，要比弥补他所指责的种种罪恶


还要更容易些。

至于柏拉图有关苏格拉底的叙述，则贫困难就与色诺芬的情形全然不同了；那就是，

我们很难判断柏拉图究竟有意想描绘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到什么程度，而他想把他的对话

录中的那个叫苏格拉底的人仅仅当作他自己意见的传声筒又到什么程度。柏拉图除了是

哲学家而外，还是一个具有伟大天才与魅力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会设想，

就连柏拉图本人也并不认真地认为，他的《对话录》里的那些谈话是真象他所记录的那

样子进行的。但无论如何，在早期的对话里，谈话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人物也是十分令


人信服的。正是由于作为小说家的柏拉图的优异性，才使人要怀疑作为历史学家的柏拉

图。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始终一贯而又极其有趣的人物，是一个远非大多数人所能

创作出来的人物；但是我以为柏拉图却是能.够.创作出他来的。至于他究竟是否创作了

苏格拉底，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通常认为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一片对话便是《申辩篇》。这一片据说是苏格拉底受审

时为自己所做的辩护词——当然，并不是一片速记记录，而是若干年后柏拉图在记忆里

所保存下来的东西，被他汇集起来并经过了文艺的加工。审判时柏拉图是在场的，并且


似乎很显然，他所记录下来的东西就是他记得苏格拉底所说的那.种.东西，而且大体上

他的意图也是要力求符合历史的。这片对话，尽管有着各种局限性，却足以给苏格拉底

的性格刻划出一幅相当确切的形象。

苏格拉底受审的主要事实是无容置疑的。判决所根据的罪状是：“苏格拉底是一个

作恶者，是一个怪异的人，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是好的，并且以这一切

去教导别人。”对他仇视的真正理由——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乃是人们认为他和贵

族派有勾结；他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属于贵族派的，而且其中当权的几个已经证明是极有


危害性的。然而，由于大赦的缘故，这种理由便不能公开提出来了。法庭大多数都判决

他有罪，这时按照雅典的法律，他可以要求某种较死刑为轻的处罚。法官们如果认为被

告有罪的话，他们就必须在判决的定谳和被告方面所要求的惩罚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因

此，若能提出一种法庭认为适宜而可以加以接受的相当重的处罚的话，那是会对苏格拉

底有利的。然而他提出来的却是处以三十个米尼的罚金，这笔罚金，他的几个朋友（包

括柏拉图在内）都愿意为他担保。这种处分是太轻了，以至于法庭大为恼怒，于是便以


比判决他有罪时更大的多数判决他死刑。他无疑地是预见到了这种结局的。显然他也并

不想以看来是承认自己有罪的让步，来避免死刑。检查官有安尼图斯，一个民主派的政

治家；有美立都，一个悲剧诗人“年青而不著名，有着细长的头发，稀疏的胡须，和一

个鹰钩鼻”；还有李康，一个没没无闻的修词家（见伯奈特《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

180页）。他们坚持说，苏格拉底所犯的罪是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宣传其他的新神，而且

还以此教导青年、败坏青年。

我们无须再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于真实的苏格拉底骗人的关系这个不可解决


的问题上自寻烦恼，让我们来看柏拉图是怎样使苏格拉底答复这次控诉的吧。苏格拉底

一开始就控诉他的检查官是逞辩，并且反驳别人指责他自己的逞辩。他说他所具有的唯

一辩才，就是真理的辩才。而且如果他是以他所习惯的态度讲话，而不是以“一套雕词

琢句的演说词”①来讲话，他们也不必对他发怒。他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而且从来

不曾到法庭上来过；因此，他们必须原谅他的不合法庭方式的讲话。

他继续说，除了正式的起诉者而外，他还有一大堆非正式的起诉者，那些人从这些


法官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起，就到处“宣扬着有一个苏格拉底，他是个有智慧的人，他

思考着天上并探究到地下的事，而且把坏的东西说成是好的。”他说，人们以为这样的

人是不相信神的存在的。公共舆论提出的这种老一套的指责要比正式的判决更危险得多，

尤其危险的是除了亚里斯多芬尼以外，他并不知道这些话是从什么人那里来的。①在答

复这种老一套仇视他的种种根据时，他指出他自己并不是一个科学家——“我与物理学

的探讨毫无缘分”——而且他不是一个教师，他并不以教学挣钱。他接着嘲笑了智者们，


不承认智者们具有他们所自诩的知识。然则，“我之所以被人称为有智慧并且背着这种

恶名的理由是什么呢？”

事情是有一次有人向德尔斐神坛求问，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德尔斐神坛

答称再没有别人了。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是完全困惑住了，因为他自己一无所知，而神

又不能撒谎。因此，他就到处访问以智慧出名的人，看看他是否能指证神是犯了错误。

首先他去请教一位政治家，这位政治家“被许多人认为是有智慧的，可是他却自认为还

更有智慧。”苏格拉底很快就发见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并且和蔼地而坚定地向他说明


了这一点；“然而结果是他恨上了我”。随后苏格拉底又去请教诗人，请他们讲解他们

作其中的各个篇章，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这样做。“于是我便知道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

慧，而是凭一种天才与灵感”。于是他就去请教工匠，但是发见他们也一样地使人失望。

他说，他在这段过程中结下了许多死敌。最后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他的

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无价值的；神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

仅仅是用我的名字作为说明，象是在说：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


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种对于自命为有智慧的人所进行的揭

发工作耗尽了他的全部时间，使他沦于极端的贫困，但是他觉得为神谕而作见证乃是一

桩责任。

他说，富有阶级的青年无事可做，都高兴听他揭露别人，并且进而也照这样做；这

就增加了他的敌人的数目。“因为他们不喜欢承认他们所自诩的知识被人揭穿。”这些

就是第一类起诉者的情形。

苏格拉底于是就进而诘问他“那位自称是好人和真正爱国者”的检查官美立都。苏

格拉底问道，谁是改.善.青年的人。美立都最初提出是法官；然后，在逐步紧逼之下，


就不得不说除了苏格拉底而外，每一个雅典人都是改善青年的人；于是苏格拉底便祝贺

雅典城的好运道。其次，他又指出跟好人要比跟坏人更好相处；因此，他决不会如此之

愚蠢，以至于有.意.要败坏他的同胞；但如果他是无意地，那末美立都就应该教导他，

而不应该控诉他。

起诉书说苏格拉底不仅否认国家的神，而且还宣扬他自己的那些神；然而美立都却

说苏格拉底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并且说：“他说太阳是石而月亮是土”。苏格拉底

答道，美立都大概以为自己是在控诉阿那克萨哥拉了吧，阿那克萨哥拉的见解是花上一


个德拉克玛就可以在剧场里听得到的（指幼利披底的戏剧）。苏格拉底当然指出了彻底

无神论这种新的控诉是与起诉书相矛盾的，然后他就谈到比较一般的论点上来。

《申辩篇》其余部分的调子主要地是宗教的。他当过兵，并曾遵照命令坚持他的职

守。现在“神命令我履行一个哲学家探讨自己和探讨别人的使命”，而现在要放其他的

职守，那就会象在战斗中放弃职守是一样地可耻了。怕死并不就是智慧，因为没有一个

人知道死会不会是更好的事。如果以不再继续他已往所做的那种思考为条件而允许他活


命的话，他就要回答说：“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爱你们，但是我将服从神而不服从

你们；①而且只要我还有生命和力量，我就决不停止实践哲学与教导哲学，并劝勉我所

遇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命令；而且我相信，在这个国家里从没有出

现过比我对神的服役更好的事了”。他继续说道：

我还有些话要说，对这些话你们会要喊叫起来的；但是我相信，听我说话是会对你

们有好处的，因此我请求你们不要喊叫起来。我愿你们知道，如果你们杀了象我这样一

个人，你们就损害了你们自己更有甚于你们损害我。没有什么能损害我，不管是美立都


还是安尼图斯——他们都不能够，因为一个坏人是不许损害一个比自己更好的人的。我

不否认安尼图斯也许可以杀死我，或者流放我，或者剥夺我的公民权利；而且他可以想

象，并且别人也可以想象，他加给了我很大的损害：但是我却不同意这种想法。因为象

他这种行为的罪过——不正义地剥夺别人生命的这种罪过——乃是要更大得多的罪过。

他说，他之所以申辩乃是为了他的审判官而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被神派遣到这个

国家里来的一个牛虻，而且再找一个象他这样的人是不大容易的。“我敢说你们会感到


恼怒的（就象一个突然从睡梦中被惊醒的人那样），并且你们以为你们可以象安尼图斯

所建议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把我打死，然后你们便可以安稳地度过你们的余生，除非是神

照顾你们，又给你们再派来另一个牛虻”。

他为什么只在私下谈论，而不对公共事务提出忠告呢？“你们在许多时候，在不同

的地方，曾听我说过有一个神谕或者灵异降临于我，也就是美立都起诉书中所嘲笑的那

个神。这个灵异是一种声音，最初它降临于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它总是禁止我，

但从来不曾命令我，去做任何我要做的事。阻止我去做一个政治家的也是它”。他继续


说，在政治上没有一个诚实的人是能够长命的。他举出他自己无可避免地卷入公共事务

中的两次例子：第一次是他反抗了民主制；第二次是反抗了三十僭主，这两次当权者的

行动都是非法的。他指出，出席的人里面有很多是他从前的学生和学生的父兄们，而起

诉书提不出这些人中有哪一个人能见证他败坏过青年（这一点差不多是一个辩护律师在

《申辩篇》里所能认可的唯一论据）。他拒绝遵循惯例，把他哭哭啼啼的儿女带到法庭

上来以软化法官们的心；他说这种景象会使得被告者和整个城邦都同样地显得可笑。他


的工作乃是要说服法官，而不是请求他们开恩。

在宣判以及否决了那处以三十个米尼的另一种可能的惩罚而后（关于这另一种惩罚，

苏格拉底曾提名柏拉图作为他的保人之一，并且柏拉图也出席了法庭），苏格拉底就做

了最后的一次讲话。

而现在，你们这些给我定罪的人啊，我愿意向你们预言；因为我就要死去，而人临

死的时候是赋有预言的能力的。因而我要向你们这些杀害我的凶手们预言；我死去之后，

立刻就有比你们加之于我的更重得多的惩罚在等待你们。……如果你们以为你们用杀人


的办法就能防止别人谴责你们的罪恶生活，那你们就错了；那是一种既不可能而又不荣

誉的逃避办法，最容易最高贵的办法并不是不让别人说话，而是要改正你们自己。

然后他就转向那些投票赞成开释他的法官们，对他们说，在他那天所做的一切中，

他的神谕始终没有反对他，虽然在别的场合他的神谕是常常中途打断他说话的。他说，

这就是“一种预示，预示着我遭遇的事情是件好事，而我们之中认为死是一件坏事的人

乃是错误的”。因为死要末就是一场没有梦的睡眠，——那显然很好，——要末就是灵


魂移居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而且“如果一个人能和奥尔弗斯、和缪索斯、和赫西阿德、

和荷马谈话，那他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意放弃的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一死再

死吧！”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可以和其他遭受不正义而死去的人们谈话，而尤其是他可

以继续他对于知识的追求。“在另一个世界里，人们不会因为一个人提出了问题，就把

他处死的，绝对不会的。而且除了比我们更加幸福而外，他们还是永远不死的，如果关

于那里的说法都是真的话。”……

“死别的时辰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


唯有神才知道了。”

《申辩篇》给某一种类型的人描绘出了一幅明晰的图画：

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头脑高超而不介意于世俗的成败，相信自己是为一个神圣的声

音所引导，并且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确生活的最重要的条件。除了最后这一点而外，

他是很象一个基督教的殉道者或者一个清教徒的。从他最后那一段谈论死后事情的话里，

使人不可能不感到他是坚决相信灵魂不朽的；而他口头上所表示的不确定，只不过是假

定而已。他并不象基督徒那样，因为害怕永恒的受苦而烦恼：他并不怀疑，他在另一个


世界的生活将是一种幸福的生活。在《斐多篇》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还提出过信

仰灵魂不朽的理由；究竟这些是否就是曾经影响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理由，那就无从

肯定了。

似乎没有任何疑问，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确是宣称自己被神谕或者命运之神（daim

on）所引导的。那究竟是不是象基督徒所称之为良心的声音的那种东西，还是那对苏格

拉底来说乃是一个真.正.的声音，我们就无从知道了。圣女贞德是受到声音的鼓舞的，

那原是精神不健全的一种普通形态。苏格拉底可能患有癫痫性的昏迷病，至低限度这似


乎是对于有一次在他服兵役时所发生过的那类事情的自然解释：

有一天早晨苏格拉底在想着一件他不能解决的事；他又不愿意放下这件事，所以他

不断地从清早想到中午，——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在想着；到了中午人们就注意其

他来了，来来往往的人传说着苏格拉底从天一亮就站在这里想事情。最后，晚饭以后天

黑下来，有几个伊奥尼亚人出于好奇（我应该说明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在冬天而是在夏天），

就搬来他们铺盖，睡在露天里，为的是要守着苏格拉底，看他究竟会不会站一整夜。他


就站在这里一直站到第二天早晨；天亮起来，他向太阳做了祈祷，才走开了。（《筵话

篇》，220）

这种情形，在较轻的程度上，是苏格拉底常有的事。《筵话篇》一开头就说到，苏

格拉底和亚里士托德姆一片去赴宴会，但是苏格拉底一阵出神就落在后头了。当亚里士

托德姆到达的时候，主人阿迦敦就问道：“你把苏格拉底怎么了？”亚里士托德姆大吃

一惊，发见苏格拉底原来并没有和他在一片；他们便派一个奴隶去找苏格拉底，才发见

他站在邻家的廊柱下。这个奴隶回来说：“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我叫他的时候，他一动


也不动”。那些知道苏格拉底的人就解释说：“他有这种习惯，随时随地会站下来，并

且无缘无故地出神。”于是他们就不再问苏格拉底了，等到宴席已经过了一半苏格拉底

才走进来。

任何人都同意苏格拉底是很丑的；他有一个扁鼻子和一个大肚子；他比“萨提尔滑

稽戏里的一切丑汉（Silenus）都还丑”（色诺芬《筵话篇》）。他总是穿着褴褛的旧衣

服，光着脚到处走。他的不顾寒暑、不顾饥渴使得人人都惊讶。阿尔西拜阿底斯在《筵

话篇》里曾描叙苏格拉底服兵役的情形说：我们的供应被切断了，所以就不得不枵腹行


军，这时候苏格拉底的坚持力真是了不起，——在战争其中常常会发生的这类情势之下，

他不仅比我，而且比一切人都更卓绝：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他忍耐寒冷的毅

力也是惊人的。曾有一次严霜，——因为那一带的冬天着实冷得可怕，——所有别的人

不是躲在屋里，就是穿着多得可怕的衣服，紧紧把自己裹起来，把脚包上毛毡；这时只

有苏格拉底赤着脚站在冰上，穿着平时的衣服，但他比别的穿了鞋的兵士走得更好；他

们都对苏格拉底侧目而视，因为他仿佛是在鄙夷他们呢。

他对于肉体情欲的驾驭，是常常为人所强调的。他很少饮酒，但当他饮酒时，他能


喝得过所有的人；从没有人看见他喝醉过。在爱情上，哪怕是在最强烈的诱惑之下，他

也始终是“柏拉图式”的；假如柏拉图所说的话是真的。他是一个完美的奥尔弗斯式的

圣者；在天上的灵魂与地上的肉体二者的对立之中，他做到了灵魂对于肉体的完全的驾

驭。他在最终时刻对于死的淡漠，便是这种驾驭力的最后证明。但同时，他并不是一个

正统的奥尔弗斯派；他所接受的仅只是基本的教义，而不是迷信与净化的仪式。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预示了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斯多葛派主张最高的善乃是德


行，一个人不能够被外部的原因剥夺掉德行；这种学说已经隐含在苏格拉底声称他的法

官们不能损害他的那篇论辩之中了。犬儒学派鄙视世上的财货，这种鄙夷表现在他们逃

避文明的舒适生活上；苏格拉底能够赤着脚衣衫褴褛地生活，也是出于同样的观点。

似乎可以肯定，苏格拉底的主要关怀是在伦理方面而不是在科学方面。我们已经看

到他在《申辩篇》中说过，“我和物理学的探索是毫无缘分的”。柏拉图最早的一些对

话是被公认为最近于苏格拉底的，这些对话主要地是从事于探讨伦理学名词的定义。


《沙米底斯篇》是谈论节制和中庸的定义的；《李西斯篇》是谈论友谊的，《拉什斯篇》

是谈论勇敢的。所有的这些对话里，都没有得出结论，但是苏格拉底明确表示了他认为

探讨这些问题是重要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始终一贯地坚持说他自己一无所知，而

且他之比别人聪明就只在于他知道自己是一无所知；但是他并不以为知识是不可得到的。

正相反，他认为追求知识有着极大的重要意义。他坚持说，没有一个人是明知而又故意

犯罪的，因此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就只是知识。

德行与知识之间这种密切的联系，乃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的特色。在某种程度


上，它也存在于一切的希腊思想之中，而与基督教的思想相对立。在基督教的伦理里，

内心的纯洁才是本质的东西，并且至少是在无知的人和有学问的人之间同样地可以找得

到的东西。希腊伦理学与基督教伦理学之间的这一区别，一直贯穿到今天。

辩证法，也就是说以问答求知识的方法，并不是苏格拉底发明的。辩证法似乎是由

巴门尼德的弟子芝诺首先系统地加以使用的；在柏拉图对话录的《巴门尼德篇》里，芝

诺以这种方法对付了苏格拉底，正如柏拉图在别处说苏格拉底以这种方法对付别人一样。


但是我们有种种理由可以设想，苏格拉底使用了并且发展了这种方法。我们已经看到，

在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时，他就快乐地怀想到，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可以继续永远地提问题，

而且不可能再被人处死，因为他将会是不死的。当然，如果他使用辩证法的方式真是象

《申辩篇》中所描写的那样，那末别人对他的仇视就很容易解释了：全雅典的妻子们都

会结合在一片来反对他的。

辩证的方法只适用于某些问题，而不适用于另一些问题。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决定

柏拉图的研究的特点，因为他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处理的东西。而


且通过柏拉图的影响，后来大多数的哲学家们都曾为他的这种方法造成的局限所束缚。

某些东西显然是不宜于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例如，经验科学。的确伽利略曾用

对话录宣扬过他的理论，但那仅仅是为了要克服人们的偏见，——他那些发现的正面理

由不用极大的矫揉造作是不能插进到对话录里面来的。在柏拉图的著作里，苏格拉底总

好象是只不过在引出被诘问者所已经具有的知识罢了；由于这种缘故，他就把他自己比

做是一个助产士。但是当他在《斐多篇》和《美诺篇》中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几何学问题


的时候，他就必须问到一些为任何法官所不能允许的引导性的问题了。这种方法是与回

忆说相谐合的，因为按照回忆说，我们的学习只是由于记忆起来了我们在前生所已经知

道的东西。但与这种观点相反的，让我们考虑一下用显微镜所做出的任何一种发见吧；

比如说细菌传播疾病，我们很难认为，这种知识是可以用问答的方法就能够从一个本来

对此一无所知的人那儿推引出来的。

苏格拉底的处理方法所适用的，乃是那些我们对之已有足够的知识而可以达到正确

结论的事物，但由于我们思想混乱或者缺乏分析的缘故而未能对于我们所知的东西加以


最好的逻辑的使用。象“什么是正义”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是适于以柏拉图式的对话来

加以讨论的。我们大家都在随便地使用“正义的”或“非正义的”这些字，只要考查一

下我们使用这些字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归纳出来最能与习惯相符合的那种定义。这里所

需要的，只是关于问题中的这些字应如何使用的知识。但是当我们的探讨得出了结论时，

我们所做出的只不过是一桩语言学上的发见，而并不是一桩伦理学上的发见。

然而，我们也很可以把这种方法很有益地应用于稍为广泛的一类情况中。只要所争


论的是逻辑的事情而不是事实的事情，那末讨论就是发现真理的一种好方法。例如，假

使有人说，民主制是好的，但凡是具有某种意见的人却应该不许投票；那末我们就可以

断定这个人是不一贯的，并且可以向他证明，他的两种说法之中至少有一种必定或多或

少是错误的。逻辑的错误，我以为，要比许多人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实际重要性；它能

使犯这种错误的人轮流地在每一个题目上都采取为自己所惬意的见解。任何一套逻辑上

一贯的学说都必定有着某些部分是令人痛苦的，并且与流行的成见是相反的。辩证的方


法——或者，更广义地说，无拘无束地辩论的习惯——是有助于增进逻辑的一贯性的，

因而在这方面便是有用的。但是当其目的是要发见新事实的时候，这种方法便完全行不

通了。也许我们可以把“哲学”就定义为是用柏拉图的方法所可能追求到的全部探讨的

总和。但是如果这一定义是妥当的话，那乃是由于柏拉图对于后世哲学家们有影响的缘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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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可比较《使徒行传》第5章，第29节。

①在《云》一剧中，苏格拉底被写成是否认宙斯存在的。


①我引柏拉图一般用的是周维特（Jowett）的译本。

第十二章　斯巴达的影响

　　要了解柏拉图，其实，要了解后来许多的哲学家，就有必要先知道一些斯巴达的事

情。斯巴达对希腊思想起过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是通过现实，一方面是通过神话；而两

者都是重要的。现实曾使斯巴达人在战争中打败了雅典，神话则影响了柏拉图的政治学

说以及后来无数作家的政治学说。神话的充分发展，见于普鲁塔克的《莱库格斯传》；

书中所赞颂的理想一大部分就形成了卢梭、尼采和国家社会主义①的学说。在历史上，

这种神话甚至于比现实还更加重要；然而我们将从现实开始。因为现实是神话的根源。


拉哥尼亚，以斯巴达或拉西第蒙②为其首都，领有伯罗奔尼苏的东南部。斯巴达人

是统治的种族，他们在多利亚人从北方入侵时，便征服了这片地区，并使这里原有的居

民沦为农奴。这些农奴叫作希洛特（Helot）。在历史时期里，全部土地都属于斯巴达人，

然而斯巴达人的法律和习惯却禁止他们自己耕种土地；既因为劳动是可耻的事，也为了

要使他们能以永远自由地服兵役。农奴是不能买卖的，而是附着于土地上；土地分成份

地，每个成年的斯巴达男子都有一块份地或者几块份地。这些份地，也象希洛特一样，


是不能买卖的，法律规定由父子相承（然而可以用遗嘱赠与）。地主本人每年从耕种份

地的希洛特那里收取七十个梅德尼（约相当于105蒲式耳）的粮食，并为他的妻子收取十

二个梅德尼，还有一定数量的酒和果品①。在这个数量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希洛特的财

产。希洛特也是希腊人，象斯巴达人一样，而且他们深深痛恨自己被奴役的状况。只要

有可能，他们就反叛。斯巴达人设有一个秘密警察团体，用以对付这种危险，但是作为

这种戒备的补充他们还有另一种办法：他们对希洛特每年宣战一次，这样他们的青年人


就可以杀死任何看来仿佛是不肯驯服的人而不会犯杀人罪。国家可以释放希洛特，但是

希洛特的主人却不能；希洛特之获得释放——-这当然是颇为罕见的——-是由于作战时

特别勇敢。

公元前八世纪有一个时期，斯巴达人征服了邻近梅新尼亚的地区，使这里大部分的

居民沦于希洛特的处境。斯巴达缺少“生存空间”，但是新的领土就暂时消除了这种不

满情绪的根源。

份地是供普通斯巴达人享用的；贵族有其自己的领地，而份地则是由国家所分配的

一块一块的公共土地。

拉哥尼亚其他部分的自由居民，叫做“裴里欧其”（PeriDoeci）①，他们并不享有


政治权力。

斯巴达公民的唯一职业就是战争，他从一出生平就受战争的训练。经过部族首领的

检查之后，病弱的孩子是要抛弃掉的；唯有被颇为茁壮的孩子才能得到抚养。所有的男

孩子都放在一所大学校里面受训，一直到20岁为止；训练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坚强，不怕

痛苦，服从纪律。文化教育或科学教育都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事；惟一的目的就是要造就

全心全意为了国家的好战士。

到了20岁，真正的军役就开始了。任何人到了20岁之后都可以结婚，但是一个男子

必须在“男子之家”里生活，直到30岁为止；并且必须把婚姻当作仿佛是一桩违法的秘


密事那样来处理。到了30岁以后，他就是一个羽毛丰满的公民了。每一个公民都属于一

个食堂，和其他的成员在一片吃饭；他必须从他的份地的生产其中缴纳一部分实物。斯

巴达国家的理论是不让一个公民匮乏，也不让一个公民富有。每个人只能靠自己份地的

出产而过活，份地除了自由馈赠而外是不能转让的。没有人可以私有金银，货币用铁制

成。斯巴达的简朴是脍炙人口的。

斯巴达妇女的地位很特殊。她们并不与世隔绝，象希腊其他各地的有地位的妇女那

样。女孩子也受着男孩子一样的体育锻炼；更可注目的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在一起赤身裸


体地进行锻炼。他们要求（我下面引用的是诺尔斯译的普鲁塔克的《莱库格斯传》）：

少女们也应该练习赛跑、角力、掷铁饼、投标枪，其目的是使她们后来所怀的孩子

能从她们健壮的身体里吸取滋养，从而可以茁壮起来并发育得更好；而且她们也由于这

种锻炼增强了体质，可以免除分娩时的苦痛。……尽管少女们确乎是这样公开地赤身裸

体，然而期间却绝看不到，也绝感不到有什么不正当的地方，这一切的运动都充满着嬉

戏之情，而并没有任何的春情或淫荡。

不肯结婚的人是被规定为“犯法”的，并且哪怕是在最寒冷的气候里也必须赤身裸


体地在年青人从事锻炼和跳舞的地方外.边.徘徊着。

妇女们不许流露出任何对国家不利的感情，她们可以对一个懦夫表示鄙视，而且如

果她们所鄙视的懦夫就是她们自己的儿子的话，那末她们还会受到表扬；但是如果她们

新生的婴儿因为孱弱而被处死，或者她们的儿子战死在疆场的话，她们却不可以表示悲

伤。她们被其他的希腊人公认为是最有贞操的；但如果一个结了婚的妇女而没有生育，

这时国家命令她去试一试别的男人是不是要比她自己的丈夫更能够生育公民的话，她是

不会有任何反抗的。生育子女受到立法的鼓励。据亚里士多德说，一个父亲有了三个儿


子就可以豁免兵役，有四个儿子就可以豁免对国家的一切负担。

斯巴达的宪法非常复杂。有两个王，属于两个不同的家族，并且是世袭的。两个王

之中有一个在战时指挥军队，但是在平时他们的权力是有限制的。在公共的宴会上，他

们所得的食品比其他的人多一倍；当王去世的时候，大家都哀悼他。他们是长老会议的

成员，长老会议由三十人组成（包括两个王在内），其余的二十八人必须年龄在六十岁

以上，并由全体公民选举出来终生任职，但是只能从贵族家庭中选出。长老会议审判罪

案，并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公民大会包括全体公民；它不能主动提出任何动议，但有


权对向它提出的任何建议表决通过或否决。任何法律不经它同意，都是无效的。然而它

的同意虽说必要，但是还不够；在其生效以前，必须先由长老和行政官宣布决定。

除了两个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而外，政府还包括第四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是

斯巴达所特有的。那就是五个监察官。他们是从全体公民中选举出来的；选举的方法，

据亚里士多德说，是“太幼稚了”；据柏里说，实际上就是抽签。监察官在宪法里是一

个“民主的”成份①，显然是为了要平衡王权。王每个月都须宣誓拥护宪法；然后监察


官就宣誓，只要王信守誓言，他们就拥护王。任何一个王出征的时候，都有两个监察官

跟随着他，监视他的行动。监察官是最高的民事法庭，但对于王他们却可以进行刑事审

判。

在古代的末期，斯巴达的宪法被认为是应该归功于一位名叫莱库格斯的立法者，据

说莱库格斯在公元前885年颁布了他的法律。事实上，斯巴达的制度是逐渐成长起来的，

而莱库格斯则只是一个神话式的人物，最初本来是一个神。他的名字的意思是“驱狼者”，

这个神源出于阿加底亚。斯巴达在其他的希腊人中间引起了一种多少会使我们感到惊异


的敬仰。起初，它并不象后来那样地和其他的希腊城邦大有不同；在早先，它也产生过

和其他各地一样优秀的诗人和艺术家。但是到了公元前七世纪左右，或许甚至于是更晚

一些的时候，它的宪法（曾错误地被人归功于莱库格斯）就固定为我们目前所谈到的形

式；他们为了获得战争的胜利而牺牲了其余的一切，于是斯巴达在整个希腊对于世界文

明的贡献里面，就不再有任何的地位了。在我们看来，斯巴达国家就是纳粹如果得到胜

利时所会要建立的那种国家的一个雏形。但对希腊人来说，它似乎并不如此。正如柏里


所说的：

公元前五世纪一个来自雅典或米利都的异邦人在访问那些构成了没有城垣的朴素无

华的斯巴达城邦的稀蔬散落的村庄时，他一定会有一种置身于远古时代的感觉，那时候

的人们要更勇敢、更善良也更纯朴，他们不曾为财富所腐化，也不曾被各种观念所困扰。

对于一个象柏拉图那样地思索着政治学问题的哲学家来说，斯巴达国家似乎是最接近于

理想的了。普通的希腊人都把斯巴达视为是一座严肃与纯朴之美的殿堂，一座有如多利

亚神殿那样庄严的多利亚城邦，那比他自己的居处要高贵得多，只不过住进去却并不那


么太舒服罢了。①其他的希腊人对斯巴达感到敬仰的原因之一，是斯巴达的稳固。所有

其他的希腊城邦都有过革命，但是斯巴达的宪法几百年来却屹然不曾变动过；只有监察

官的权力是逐渐加大了，但那是经过合法手续的，而并不曾使用过暴力。

我们不能否认，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斯巴达人在他们的主要目标方面，即在创造

一个无敌战士的种族这方面，是成功的。温泉峡之战（公元前480年）虽然技术上是失败

了，却或许是最能表明他们的勇敢的例子。温泉峡是崇山之间一条通道，希腊人希望能


在这里阻挡住波斯大军。三百个斯巴达人和他们的随从，抵挡住了全部正面的进攻。但

是最后，波斯人发见山里有一条后路，于是立刻从两面夹攻希腊人。每一个斯巴达人都

战死在他自己的岗位上。只有两个人因病假而不曾在场，他们害着眼病，差不多等于是

暂时失明。其中一个人坚持叫他的希洛特引他到战场上去，就在战场上被敌人消灭了；

另一个人叫做亚里士托德姆的，认为自己病重得不能作战了，就没有上阵。当他回到斯

巴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理采他；人们管他叫作“懦夫亚里士托德姆”。一年之后，他


洗刷掉了自己的耻辱，英勇地战死于斯巴达人大获全胜的普拉提亚之战。

战争过后，斯巴达人在温泉峡的战场上树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只写着：“过客们，

请寄语拉西第蒙人，我们躺在这里，遵照他们的命令”。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斯巴达人证明了他们自己在陆上是无敌的。他们一直保持着

他们的霸权，直到公元前371年琉克特拉之战中被底比斯人战败为止。这一战结束了斯巴

达人军事上的伟大地位。

除了在战争方面而外，斯巴达的实际一向是与理论不大一致的。生活在斯巴达盛期


的希罗多德令人惊异地提到过，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是能拒绝贿赂的，尽管事实上鄙弃财

富和爱好纯朴的生活正是斯巴达教育中所谆谆教诲的主要内容。据说斯巴达的妇女是非

常贞洁的，然而却有好几次有名的王位继承人之所以遭到废黜，都是因为他们并非是自

己母亲的丈夫的儿子。据说斯巴达人是爱国不屈的，然而普拉提亚之战的胜利者，斯巴

达王鲍萨尼亚斯，却终于被波斯大王薛克修斯所收买而成了叛国贼。除了这些罪恶昭彰

的事情而外，斯巴达的政策往往也是狭隘的和地域性的。当雅典从波斯人手中解放了小


亚细亚极其邻近岛屿上的希腊人的时候，斯巴达却袖手旁观；只要是伯罗奔尼苏半岛能

确保安全，其他希腊人的命运斯巴达就漠不关心了。想把希腊世界结成联邦的每一种尝

试，都见挫于斯巴达的狭隘观念。

亚里士多德生当斯巴达衰落之后，他对斯巴达的宪法做了一番非常有敌意的叙述①。

他所说的和别人所说的是如此之不同，简直使人难于相信他所说的也是这同一个地方；

例如：“立法者想要使全国都能艰苦克制，他对于男人实行了他的意图，但他却忽略了

女人，女人们度着各式各样奢侈恣纵的生活。结果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财富便受到过


分地重视，而尤以公民们在受自己妻子的支配时为然，正象大多数好战的种族一样。……

即使就勇敢这方面来说（勇敢在日常生活里是用不着的，只有在战争时才需要勇敢），

拉西第蒙的妇女们的影响也是极为恶劣的。……拉西第蒙的妇女们的放荡是自古已然的，

也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因此（按照传统的说法）当莱库格斯想使妇女们就范于他的法

律的时候，妇女们就反抗；于是莱库格斯便放弃了这一试图。”

亚里士多德又谴责斯巴达人的贪吝，他把贪吝归咎于财产分配的不平等。他说，份


地虽然不许买卖，但是可以赠与或传给后代。他又说，全部土地有五分之二是属于妇女

的。结果造成了公民的人数大为减少：据说斯巴达曾有过一万公民，但是到被底比斯所

击败时，已经不满一千人了。

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斯巴达宪法的每一点。他说监察官往往是非常之穷，所以很容易

受贿赂；而且他们的权柄又是如此之大，甚至于连国王也不得不讨好他们，所以斯巴达

的政体已经转化成为民主制了。他告诉我们说，监察官们恣纵过度，他们的生活方式与

宪法的精神背道而驰，而对于普通公民的严厉又是那样地不堪忍受，所以公民们便沉溺


于秘密的、非法的肉欲快乐以求逃避。

亚里士多德写这些话的时候，斯巴达已经衰颓了；然而在有些地方他明白地说，他

所提到的这些罪恶是从古就有的。他的语气是那么干脆而又确凿，以致我们很难于不相

信他，而且它也符合近代由于法律过分严厉而得到的一切经验。然而在人们的想象里所

存留下来的，却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斯巴达，而是普鲁塔克笔下的神话般的斯巴达

和柏拉图《国家篇》中的被哲学理想化了的斯巴达。许多世纪以来，青年人都阅读着这

些作品，并且燃烧着一种想要作一个莱库格斯或者是作一个哲人王的雄心。而理想主义


和爱好权势相结合的结果，就一再地把人引入了歧途，并且就在今天也还是如此。

就中世纪和近代的读者们而论，斯巴达的神话主要地是由普鲁塔克给确定下来的。

当他写作的时候，斯巴达已经是属于浪漫的往事了；斯巴达的盛世距离普鲁塔克的时代，

正象哥伦布距离我们的时代是一样遥远。普鲁塔克所说的一切，研究制度的历史学家虽

然必须极其审慎地加以处理，但是对于研究神话的历史学家来说，它却具有头等的重要

性。希腊曾经影响了全世界，但那往往是通过她对于人们的想象、理想和希望而起作用


的，而不是直接地通过政治的威力。罗马建造了许多大路，大部分至今仍然保存着，罗

马的法律是近代许多法典的根源，但是使得这些东西成为重要的却是罗马的军队。希腊

人虽然也是可钦敬的战士，但他们并没有征服过，因为他们的军力主要地都消耗在彼此

互相敌对上面。一直要等到半野蛮的亚历山大，才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了整个的近东，并

使得希腊语成为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内陆部分的文学语言。希腊人永远也不会完成

这种事业的，并不是由于他们缺乏武力，而是由于他们不能在政治上团结。希腊文化的


政治传播者从来都不是希腊人；但正是希腊的天才激动了别的民族，才使得别的民族传

播开了他们的被征服者的文化。

对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来说，重要之点并不在于希腊城邦之间的繁琐的战争，也不

在于党派权势的卑鄙争夺，而在于当这些简短的插曲结束之后，人类所保存下来的记忆，

——-这正象是我们对于阿尔卑斯山一幅辉煌日出景象的回忆，而山居者们却是搏斗过了

一场风雪交加的日子那样。这些回忆逐渐消逝的时候，便在人们的心目里留下来了某些

晨光熹微里照耀得分外明媚的峰峦景色，并且始终保持着一种知识，那就是乌云的背后


仍然保存着光辉，而且随时可以显现出来。在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在早期基督教时代是

柏拉图，在中世纪教会时期是亚里士多德；但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当人们开始重视自

由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转向普鲁塔克。普鲁塔克深刻地影响了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

自由主义者以及美国的缔造者们；他影响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并且主要的是以间接的

路线继续影响着德国的思想一直到今天。他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是好的，在某些方面是坏

的；至于有关莱库格斯和斯巴达的叙述，则他的影响是坏的。他所讲的莱库格斯有很大


的重要性，我将对它做一个简短的叙述，甚至于不免有一些重复。

莱库格斯--普鲁塔克这样说——-决心为斯巴达立法，于是就周游各地以便研究各种

不同的制度。他喜欢克里特的“非常明确而严厉的”①法律，但是他不喜欢伊奥尼亚的

法律，那些法律是“虚浮的、浅薄的”。在埃及，他学到了把兵士和其他人民划分开来

的好处，后来他旅行归来，“就把它拿到斯巴达来实行：规定了商人、匠人和劳作者各

守其分，于是他就建立起一个高贵的国家”。他把土地平均分配给斯巴达全体公民，为


的是“把一切破产、嫉妒、贪婪和享受以及一切的富有和平困都驱逐出境”。他禁止用

金银货币，只准以铁铸钱，评价值是如此之低以致于“要积存价值十个米那①的款项，

就会装满了整整一窖”。他就用这种办法，扫除了“一切虚浮无益的学问”，因为没有

那么多的钱可以酬付给从事这些学问的人；而且他还用这一套法律使得一切的对外贸易

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修辞学家、妓院老板和珠宝商人都不喜欢铁钱，于是就都躲开了斯

巴达。然后他又规定全体公民都须在一起吃饭，大家都吃一样的饭。

莱库格斯，也象别的改革者一样，认为儿童教育是“一个变法者所应该加以确定的


最主要、最重大的事”；而且他也象一切以追求军事力量为主要目的的人们一样地急于

增加出生率。“少女们赤身袒裸着在青年男子的面前进行游戏、运动和跳舞，都是要引

诱青年男子们去结婚：他们并非象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是被几何学的推理所说服的，而

是由于男欢女悦地互相爱恋才结婚的”。习惯上，在最初几年里总是把结婚当成一桩秘

密的事情，“双方仍然在继续着炽热的恋爱，彼此的渴慕与日俱新”——-这至少是普鲁

塔克的见解。他又解说道，一个人如果年老但有着年轻的妻子，而他容许自己的妻子和


别的青年男人生孩子的话，这个人是不会被人想得很坏的。“一个正直的人爱上了别人

的妻子，这种事也是合法的。……他可以请求她的丈夫让他和她同床，使他得以开垦这

块丰富的土地，并且播下宁馨佳儿的种子”。这里是决不会有愚蠢不堪的嫉妒的，因为

“莱库格斯不愿意让孩子属于任何私人所有，孩子应该是属于公共的：由于这种原因，

莱库格斯也愿意那些将来要成为公民的人们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生育的，而只有最正直的

人才能生育他们。”他继续解说道，这正是农夫对自己的家畜所采用的原则。


一个孩子生下来之后，父亲就把他抱到家族长老的面前去加以检查：如果孩子健康，

就交还给父亲养育；如果孩子不健康，就把他抛弃到深水潭里去。孩子们从一开始就受

严格的锻炼，这在有些方面是好的——-例如不把孩子们裹在绷布里。到了七岁，男孩子

就要离开家庭安置到寄宿学校里，他们分成若干组，每组都选出一个懂事而勇敢的孩子

来发号施令。“至于学习，他们学的只是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其余的时间他们便来学习

怎样服从，怎样忍受痛苦，怎样担负劳动，怎样在战斗中克敌制胜”。他们大部分时间


都赤身裸体地在一起游戏；到了十二岁以后，他们就不穿外衣；他们经常是“肮脏又龌

龊”的，除了一年之中的某几天而外，他们从来都不洗澡。他们睡在草床上，到了冬天

他们就用绒花和草掺在一起。人们教导他们去偷东西，但如果被捉到了是要受惩罚的，

——-不是因为偷窃，而是因为偷得太笨拙。

同性爱，无论男性的或女性的，在斯巴达都是一种公认的习惯，并且是对青春期男

孩子的教育中的正式一部分。一个男孩子的情人可以因这个男孩子的行为而有功或受过；

普鲁塔克叙述过有一次一个男孩子因为在战斗中受了伤而喊叫起来，于是他的情人便因


为这个男孩子的怯懦而受到监禁。一个斯巴达人，在他一生的任何阶段都是没有什么自

由可言的。

他们的纪律和生活秩序就在他们完全成人以后，也还继续保持着。任何人想要随心

所欲地生活都是不合法的，他们在自己的城邦之内就仿佛是在一座军营里，每个人都知

道自己在这里所能被允许的生活是什么，在自己的岗位上所必须做的事情又是什么。总

之，他们都有着这样一种心情，即他们生来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服务的，而是为他们的国

家而服务的。……莱库格斯给他的城邦所带来的最美好、最幸福的东西之一，就是他使


他的公民们享有大量的休憩和闲暇，仅只禁止他们不得从事任何卑鄙邪恶的勾当：而且

他们也无须操心想要发财致富，在那儿财货是既无用也不被人重视的。因为有希洛特

（这些都是战争中的俘虏）为他们耕田，并且每年要向他们缴纳一定的租赋。

普鲁塔克继续说到一个故事，有一个雅典人因为游手好闲而受到惩罚，有一个斯巴

达人听见这件事情就叫起来说：“带我去看看这个人吧，他因为生活得高贵，象一个君

子，所以受了处罚”。

莱库格斯（普鲁塔克继续说）：“是在这样地训练他的公民，从而使他们既不会想


要单独生活，也不可能单独生活，而是处于彼此结合的生活状态；他们永远是大家集体

地在一片，正好象是蜜蜂环绕着它们的蜂王一样”。

斯巴达人不许出外旅行，外国人除因事而外，也不许进入斯巴达，因为他们害怕外

国的风尚会败坏拉西第蒙人的德行。

普鲁塔克提到，斯巴达人的法律允许他们随时可以任意屠杀他们的希洛特；但是普

鲁塔克却不相信可以把这样可恶的事情归咎于莱库格斯。“因为我不能相信莱库格斯会

创立或制订这样万恶的法律：因为根据他在其他的一切行为里所经常表现的仁慈和正义，


我想象他的性格是温存的、仁爱的”。除了这一件事情而外，普鲁塔克对于斯巴达的宪

法只有赞扬而毫无异词。

从下章中有关柏拉图对于自己的乌托邦的叙述里，斯巴达对于柏拉图的影响是显而

易见的；我们现在就要特别谈到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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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还不必提托马斯.阿诺德博士和英国的公学。

②美国版作“拉哥尼亚一名拉西第蒙，以斯巴达为首都”。——-中译本编者

　　①“裴里欧其”（perioeci）按希腊文原是“郊区居民”的意思。-——中译本编者


　　①在谈到斯巴达宪法的“民主”成份时，当然应该记得全体公民就是一个统治阶级，

严厉地在对希洛特实行专政，并且不允许裴里欧其有任何权力。

①《希腊史》卷一，第141页。

①《政治学》卷二，9（1269b-70a）。

①在引起鲁塔克原文的时候，我用的是诺尔斯的译本。

①米那（mina）古希腊的货币单位。——-中译本编者

　　①柏里《希腊史》卷一，第138页。看起来仿佛斯巴达男人的食量差不多要等于他们

妻子的六倍。

第十三章　柏拉图见解的来源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在他们两

个人中间，柏拉图对于后代所起的影响尤其来得大。我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亚里

士多德本人就是柏拉图的产儿；第二，基督教的神学和哲学，至少直迄十三世纪为止，

始终更其是柏拉图式的而非亚里士多德式的。因此在一部哲学思想史里就有必要对于柏

拉图，以及在较少的程度上对于亚里士多德，处理得要比他们的任何一个先行者或后继

者都更为详尽。

柏拉图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第一，是他的乌托邦，它是一长串的乌托邦中最早的


一个；第二，是他的理念论，它是要解决迄今仍未解决的共相问题的开山的尝试；第三，

是他主张灵魂不朽的论证；第四，是他的宇宙起源论；第五，是他把知识看成是回忆而

不是知觉的那种知识观。然而在讨论这些题目以前，我要就他的生活环境以及决定了他

政治的和哲学的见解的那些影响说几句话。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8-7年，即伯罗奔尼苏战争的最初年代。他是一个很优裕的贵族，

与三十僭主统治时期所牵涉的许多人物都有关系。当雅典战败时，他还是一个青年；他

把失败归咎于民主制，他的社会地位和他的家庭联系是很容易使他鄙视民主制的。他是


苏格拉底的学生，对苏格拉底怀有深厚的敬爱；而苏格拉底是被民主制判处了死刑的。

因此，他之转向斯巴达去寻求他的理想国的影子，是不足为奇的事。柏拉图有本领善于

粉饰那些偏狭的议论，使之足以欺骗后世；后世都在赞美着他的《国家篇》，却从未查

觉到他的议论里面究竟包含的都是什么。颂扬柏拉图----但不是理解柏拉图----总归是

正确的。这正是伟大人物们的共同命运。我的目标则恰好相反。我想要理解他，但对他

却很少敬意，就好象他是一个现代的英国人或美国人而在宣传着极权主义那样。柏拉图


所受的那些纯哲学的影响，也注定使他会偏爱斯巴达的。这些影响，大致说来，就是：

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以及苏格拉底。

从毕达哥拉斯那里（无论是不是通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得来了他哲学中的奥尔弗

斯主义的成份，即宗教的倾向、灵魂不朽的信仰、出世的精神、僧侣的情调以及他那洞

穴的比喻中所包含的一切思想，还有他对数学的尊重以及他那理智与神秘主义的密切交

织。

从巴门尼德那里，他得来了下列的信仰：实在是永恒的、没有时间性的；并且根据

逻辑的理由来讲，一切变化都必然是虚妄的。


从赫拉克利特那里，他得来了那种消极的学说，即感觉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久

的。这和巴门尼德的学说结合起来，就达到了知识并不是由感官得到的而仅只是由理智

获得的这一结论。这一点又反过来和毕达哥拉斯主义密切吻合。

从苏格拉底那里，他或许学到了对于伦理问题的首要关怀，以及他要为世界寻找出

目的论的解释而不是机械论的解释的那种试图。"善"之主导着他的思想，远甚于"善"之

主导着苏格拉底前人的思想，而这一事实是很难不归之于苏格拉底的影响的。

所有这一切又是怎样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相联系着的呢？


首先：“善"与"实在"都是没有时间性的，最好的国家就是那种由于具有最低限度的

变动与最大限度的静止的完美、从而也就最能模仿天上的样本的那种国家，而它的统治

者则应该是最能理解永恒的"善"的人。